李怡:(失败者回忆录0523)—《九十年代》走进历史那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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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987年,月刊的全部工作人员,前左起:邱近思、李怡、叶翠云、方苏;后左起:周赐杰、黄国忠、常寿林、马奇金、魏天斐。

香港青年作家陈雅明为我编的《李怡语粹》一书中,有一章「从《七十年代》到《九十年代》」,收录了我主编这本杂志28年4个月共十一篇自述编辑心路历程的文章,从「发刊词」到「休刊词」,最后一篇是「我们完成了怎样的历史任务」。

在1998年5月号的「休刊词」中,我说创刊不久交的朋友,许多那时都还是大学生或资浅学者,现在不少人已经是名医、银行家、大学教授以至大学校长了,而我28年来没有升职,仍然每月组稿、看稿、写稿、采访、整理谈话记录,做的都是同样的事。

「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少年头确是白了,有没有悲切呢?我可以坦然地说:没有!因为这28年多,是非常充实的人生。表面上每个月都做同样的事,但实际上每个月都有新鲜感。

跟着下来这段话,我至今仍然在胸中回荡:「我们以生命中最好的一段时光,去经历过去两岸三地翻天覆地的变化。翻阅28年多的刊物,上面记载着时代的变化,也记载着自己过去的岁月,更记载了我们在时代变化面前的思考。这些变化与思考,已经压缩成了一小块,被置于我们的脑子里,使我们思想清晰,不再迷惑。不仅是读者、作者、编者共同创造了这本杂志,而且是这本杂志也创造了我们。」

如果曾经是我们生命中那么有价值的杂志,为什么要休刊?

不是政治因素。尽管我对九七后言论自由的空间不乐观,但那时主权转移未满一年,司法独立仍然对言论自由有足够的法律保障。也不是经济因素。因为我们在财政上虽不宽裕,但仍然站得住。休刊是基于社会现实的因素。

过去在两岸三地都存在极大变数的时代,《七十》《九十》都会接到许多来自读者的尖锐、深刻的文章,编辑部同仁也会广收资讯写出深入报导。而在海峡两岸的言论封闭时代,或在九七问题虽有定论却仍有议价的期间,这些文章不仅在香港和海外拥有大量读者,也会「外转内」对台湾和大陆发生影响。

1998年,台湾民主体制已经建立,自由媒体已经到了有点泛滥的程度;香港主权转移后社会似乎没有大变化,人民的法律权利仍然维持;大陆的资本主义经济与专权政治并行的局面,就看不到会有改变。在两岸三地都处于凝固状态之下,媒体主流若非教人赚钱就是教人花钱,煽色腥与扒粪文化争辉。我个人并不反对这些社会文化状态。坦白说,我自己有时也会看这类图文。毕竟政商娱也确实有他们竭力要掩盖的粪坑。不过,这样的社会氛围,就使严肃政论刊物的生存空间难以扩大,只会缩小。

28年多,我们杂志刊登了许多好文章,产生了不少新写手,一些具写作和思想潜能的知识人,在《七十》《九十》中找到他们发表作品的园地。他们也许未必会想到,从接到来稿到刊登在杂志上的过程中,背后的编辑人员和营运人员的辛劳。一本严肃月刊和一本娱乐周刊不一样,即使看的人再多,据说商户也不会认为适合在这样的杂志登广告,每月一次的销售量也养不起较多的工作人员。因此,我们一向以来都只有几个员工。

凭着共同理念,自1981年脱离左派阵营后,《九十年代》的员工大致上都相当稳定。主要员工都在本刊工作十年以上。负责营运和财务的是叶翠云;执行编辑是方苏,他兼管香港新闻的审稿与评述;负责大陆新闻的是常寿林;负责台湾新闻、后来派驻台湾既管经营又兼编务的是邱近思。他们都非常辛劳。尤其是方苏和邱近思,都一直单身,而且也白了少年头。而我则统筹香港、台湾两个版本的规划,每期写作一些重点文章,联络外界,接受访问。我很忙,但享有杂志带来的名声与光环。而他们,只是默默奉献,非常辛苦地奉献。我对此不会无感,只是不知道怎么说出来。

1997年,常寿林不幸病逝。 11月,方苏向我提出,他想工作到1998年7月。他说他早年追随赵少昂学画,为了参与《九十年代》工作,他放下画笔十多年。常寿林去世,使他感到人生无常,年岁渐大,再不回到画室就没有机会了。他的想法我很能够理解,也感谢他十多年的奉献。

常寿林去世,方苏请辞,我也想到自己的年纪。那一年我已62岁,以这样的年龄担任总编辑已感吃力,若再兼执行编辑,恐怕就力不从心了。再请人吧?财政上还可以,但在那时候的社会气氛下,愿意为理念而奉献的人已很难找到,常寿林殁后补缺都不易,负重责的执行编辑就更难了,何况聘后还要加以训练融合。

另一位在台湾任台版总管和编辑的邱近思,兼顾所有在台的事务,工作繁重到使当时在台湾的学者翟志成说她过着「半个月像人,半个月像鬼」的生活。她还年轻,仍然愿意坚持下去。但香港版若结束,台版没有了香港杂志的特色就失去定位。我觉得也该让她告别「半人」生活了。

于是,我在董事会提出休刊的建议,获得通过。

1998年4月号我发表将于5月号后结束的告读者书。在香港、台湾和海外的回应之汹涌,让我有点吃惊。 (151)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