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林:《命运—李洪林自传》摘登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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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片:(1)1980年6月16日,李洪林把文稿送胡耀邦审阅。胡耀邦当天看过后批示(红字):“我粗粗地看了一遍,在某些地方作了一点修改或提了一点意见。在内部刊物上发表(如理论动态)没有问题。如在党报上发表,最好请多证求一些同志的意见。胡耀邦 6.16”。此文后来以《「信仰危机」说明了什么?》为题在《人民日报》1980年11月11日发表。

【按:1979年以思想解放开始的理论务虚会被邓小平的《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讲话扑灭。郭罗基回忆道:“在讨论邓小平的讲话时,我们北京地区的理论工作者心情非常郁闷。当时前进道路上的主要障碍是以华国锋、汪东兴为首的「凡是」派,不能把矛头指向邓小平;而他所说的「四项基本原则」是冠冕堂皇的,也不便反对。我们这些「闯将」一时无用武之地。对邓小平的讲话既没有拥护,也不表示反对。我记得李洪林在会下说:「我们要想想办法,总能想出办法来的。」五月十九日,《人民日报》发表李洪林的《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大家眼睛一亮,为之叫好,还是李洪林想出办法来了。 「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把邓小平的社会主义否定了,但没有否定坚持社会主义这一基本原则。大家鼓励他继续写下去,写四篇「坚持什么样的」基本原则。胡乔木说:李洪林是从反面提出问题的。清华大学的党委告状了,他们辛辛苦苦做政治思想工作,好不容易稳定了学生的思想。李洪林的文章一发,全都冲乱了。冲得好! ”】

针对“四个坚持”写“我们坚持什么?”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的路线,虽然受到很多党员和群众的拥护,但是一些坚持左倾路线的人却在或明或暗的抵制它。有一个地委书记就公开反对,说三中全会是「逆风千里」。有一个省,对三中全会的决议迟迟不向下传达,但是对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 的讲话,却连夜召开全省电话会议,立即传送。因为他们认为,三中全会是右倾。邓小平的讲话是纠正三中全会的偏向的。事实上许多地方都是这样理解邓小平讲话的。因此,眞理标准讨论以来已经收敛的左倾思潮,立刻嚣张起来。一时曾经坚持实践标准的人们受到很大压力,农村中刚刚开始的改革遭到强硬的制止,有的地方连自留地都收归集体种植了。
这是遍及全国的一次左倾回潮。前一阶段活跃起来的思想界一下子转入沉寂。报纸上也没有往日那样生动活泼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

它说明中国左倾势力之强大,不是一次眞理标准讨论所能克服的,它只是暂时被打败,并没有被消灭。左倾思潮有深厚的根源,左倾势力有悠久的历史和丰富的斗争经验,只要时机一到,它立刻会卷土重来。这一次它就巧妙地利用了三中全会到「务虚会」之间由于政治生活解冻而出现的某些混乱,制造紧张的空气,攻击三中全会「右了」;然后又按照自己的需要,来理解邓小平《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讲话,好像邓小平所要坚持的原则,就是他们所要坚持的左倾路线。

还有更重要的一点是,反对三中全会的人们中间,除了劣迹昭彰、声名过于狼藉的分子以外,很多人都还在掌握实权。所以只要一有机会,左倾回潮是极其容易的事。

我亲自参与《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起草,听过邓小平本人关于这个问题的谈话。我觉得有责任用三中全会的精神把邓小平所讲的四项原则解释一下,特别要把它和左倾的东西划淸界限,决不能让这些人鱼目混珠,把三中全会刚刚开创的新局面又拖回到左倾势力统治下的黑暗岁月。于是我开始了《我们坚持什么样的社会主义》的写作。


(2)李洪林在《人民日报》发表的文章(部分)。

这篇论文的前提是:世界上有各种各样的社会主义,我们应该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即能促进生产发展的社会主义,而不是林彪和 「四人帮」的假社会主义。

我刻画了一下那种假社会主义的特点:

生产力水平非常低;

生产资料公有程度越高越好;

分配上要平均主义;

生活越苦越好;

政治上要拼命地斗;

对文化要全面专政。

文章里谈到社会上有人怀疑社会主义时说:「至于有人怀疑,也要先分析一下,然后再对症下药。不要一听说有人怀疑社会主义,赶紧就去批判。因为单是『怀疑』本身不一定就是坏事。要看怀疑什么东西。对科学表示怀疑,当然不对。对迷信表示怀疑,却是一种进步。有人对社会主义表示怀疑,那是因为林彪、『四人帮』 把社会主义歪曲得走了样子。对于那种假社会主义,为什么不能怀疑呢?」

这篇文章所说的「科学社会主义」只从经济制度上讲了两个特征:一是「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资料公有制」,二是按劳分配原则。这里我给「公有制」加上一个「能促进生产力发展」的限制词,就不再是一般的「坚持公有制」了。所以下面我就得出结论说:「凡是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不管是哪本书上的,不管是谁肯定过的,都必须改革。」文章的结尾两句话是:「我们坚持的是科学社会主义。让那种以极左面目来骗人的普遍贫穷的假社会主义见鬼去吧!」

这篇文章五月九日在《人民日报》登出,立即在全国引起强烈反响。报社收到大量读者来信,除了在《读者来信摘编》上刊登一 些,还给我转来一些,原来《人民日报》刊登这篇文章,给各地因拥护三中全会路线而受压的干部和群众以很大支持。 《人民日报》 发表这篇文章,被人看作中共中央反击左倾回潮的信号,拥护三中全会的人援引它理直气壮地对抗左倾势力的进攻。因此《人民日报 》坚决要求我接着写下去,把中国共产党现在坚持的四项原则都写成文章,以利于三中全会路线的贯彻。

我当时确实很忙。本来胡耀邦已经决定把我调到中宣部去,因为历史博物馆的《中共党史陈列》还没有修改完,所以暂时未去。另外我还奉派参加叶剑英将要在建国三十周年庆祝大会上的讲话稿的起草工作。但是看到那一大堆热情洋溢的读者来信,以及他们反映的左倾流毒的严重情况,我觉得必须继续写下去。就这样,我抽时间写岀了第二篇文章《我们坚持什么样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日报六月二十二日)和第三篇文章《我们坚持什么样的党的领导》 (人民日报九月五日)。

第二篇文章发表当天下午,胡耀邦电话约我到他家去,他很欣赏我那篇「坚持什么」的文章,鼓励我继续写下去。我和他讲了左倾回潮的严重情况。其实他比我知道的多得多。他非常支持我用三中全会的精神解释四项基本原则。他说,许多人已经习惯于左倾的思想方法。一定要在四项原则上和他们划淸界线。这样,我对四项原则的解释,不但得到广大读者的欢迎和《人民日报》的重视,而且得到党中央领导人的支持,于是就更有信心了。

(3)李洪林著作《我们坚持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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