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重宇:有关蒋经国的往事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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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经国

沈重宇 私人史 2022-05-27 08:38 Posted on 江西

┃守护民间记忆

有关蒋经国的往事回忆

© 沈重宇/文

1945年12月,我经黄埔军校第六期同学唐纵(时任国民政府参军处中将参军,负责督导蒋介石侍从室工作,后又兼任国防部保安局局长)引荐,到重庆侍从室(国民政府军务局)担任少将高级参谋兼第四科(党派情报)科长,1946年10月调任国民政府专门委员,仍在侍从室内办公。1948年5月起,当国民党政府立法院立法委员,曾一度任立法院国防委员会召集人。1949年3月,我从南京返回四川家乡,不再出席立法院会议,而在“川康渝民意代表联谊会”中活动。同年10月,蒋介石父子从重庆到成都,一批国民党军政官员拉着我联名举行宴会,欢迎和招待蒋“太子”。这是我同蒋经国最后一次见面和谈话,但这一次系应酬客套,并不值得详写。现将我所见所闻所知的有关蒋经国及他与国民党各方面的关系的情况回忆整理如下。

1944年,蒋经国全家从赣南来到重庆。关于此事,有不同的说法,是需要加以解释和澄清的。较多的一种说法是:赣南有沦陷的危险,蒋经国一家为了避难,赶在日军之前躲到重庆来。事实上,早在1944年4月,蒋经国就在重庆主持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部学校开学筹备工作。三青团中央干校是1943年三青团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的,由蒋介石兼任校长,蒋经国为校务委员之一。1944年春,蒋介石决定派蒋经国任青干校教育长。因此,蒋经国离赣南来重庆,最迟是在4月初,而日军进犯中原是在5月中旬,进犯湖南是在7月份,在这以前,重庆统帅部并未作出日军将作大规模战略进攻的判断。

为什么蒋介石要调蒋经国到重庆呢,为什么偏在这个时候来重庆呢?

第一,最直接的原因是粤北报警,危及赣南。1941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日军加强了对华南沿海地区的军事侵略活动。这时,国民党统帅部把原属第四战区(张发奎任司令长官)的广东省大部与粤闽赣边区划设新的第七战区,提升第十二集团军总司令余汉谋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第七战区中心在粤北曲江(韶关)一带,贴近赣南,越大庾岭到赣州只有400里路程,汽车朝发夕至。1943年以来,日军在太平洋战场不断失利,急图巩固华南沿海基地,企图摧毁设在湘赣境内的美国空军基地,打通粤汉路。1943年5月9日,日军从广州北犯,两度占领源头。1944年春,粤北战局更加紧急,敌陷清远,是年夏秋季,沿北江和粤汉南段的英德、韶关等城市相继沦陷,赣南与西南大后方的陆路交通联系被切断。1945年1月,粤北之敌进犯赣南欲拔除我空军基地。

抗战中期以来,第七战区又是军力较薄弱的一翼,主力只有余汉谋部两个军(六十三、六十五军),粤闽赣边区游击总司令香翰屏只辖有几个保安团,战斗力不强。日军驻广州周围有两个师团,且有海空军协同。在当时华南军事态势下,日军由粤境侵入赣南的危险是经常存在的。

第二,张治中对蒋的建议。张治中是我的老师、挚友。1928至1929年间,他担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教育长的时候,我是中央军校特别党部执行委员。我们相处融洽,情谊甚深。抗日战争第三年,张治中接替陈诚当了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又任三民主义青年团中央干事会秘书长。张治中是国民党上层军政官员,为应付复杂而微妙的各类矛盾纠葛,言论行动上总是老成持重,稳健谨慎。

张治中有时关切和体贴蒋委员长个人生活。听说张治中在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会议上谈过,蒋因内政外交不顺心,烦躁不安,稍不遂意,就大发脾气,骂人打人。在张治中看来,蒋的生活过于严肃、刻板、枯燥乏味,别人从旁无能为力,最好将其大儿子蒋经国调到重庆来,父子在一起生活,蒋介石办完公事回到家中,有儿孙绕膝,享受天伦之乐,调剂一下生活,心绪当会开朗,气色也会平和。

1944年春蒋经国调任三青团中央干校教育长,看来是出自张治中的推荐,或者他当面向蒋介石本人提出此事,或者他授意三青团中央常务干事会向蒋提出呈请。

第三,跟三青团实力派康泽的矛盾。我同康泽认识是在1934年。那时,我刚从美国留学得了硕士学位回来,到国民党中央党部报到后,未正式安排职务,就奉命到江西庐山,给康泽主持开办的“别动队特训班”讲学,历时三个月。康泽是蒋介石死党“十三太保”之一、复兴社书记,“庐山时期”是他最得势的时候。抗战爆发之后,由于国民党反动阵营内部倾轧排挤,康泽权势趋于削弱,他的“不打仗的军队”(别动队)真的打不了仗,他曾经占有的阵地一个个地丢给了他的对手。于是,他便紧紧抓住三青团不放,把三青团搞成第二个复兴社。经过几年的苦心经营,康泽在三青团拼凑了自己的班底,抓了一大部分权力,俨然成为三青团的实力派。康泽骄横自大,作风僵硬,处处树敌。三青团内其他派系对他不满、攻击,蒋介石对康亦感厌烦。

蒋经国于1939年(或次年)调至重庆国民党中央训练团党政训练班受训,组织了一个“联谊社”,负责与在该班受训结业的国民党上、中级党政骨干联络,但他对三青团的兴趣似乎更大一些。蒋经国当了三青团江西分团的头头,亲自在赣南举办“青干班”,培训各县分团工作干部。1943年4月,在蒋介石任团长兼校长的三青团中央团校的校务委员会中,增添了一名新委员,就是“太子”蒋经国。这是他登临三青团中央团部的准备步骤。

蒋经国和他父亲都知道,三民主义青年团是仅次于国民党的庞大政治组织,三青团的历史比中国国民党短得多,蒋经国单枪匹马是成不了大事的,必须配备得力的助手与亲信干部。原负责三青团江西分团工作的胡轨,被蒋经国调到重庆担任三青团中央团部组织处副处长。胡轨与康泽属于同一类型,经历也相似。他是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曾留学苏联,回国后加入复兴社,有一套组织能力,生活作风亦严谨,在江西时为蒋经国所信用,替蒋出谋划策,当了半个家。胡轨曾上书蒋介石,陈达意见,受到嘉许。传说蒋介石叫蒋经国拜胡轨为师。胡轨来渝上任,分明是要分康泽之权。胡又当了三青团中央干校训导处长,成为蒋经国所依靠起家的“赣南系”、“青干系”的中坚人物。

我是在1944年深秋离重庆回内江家乡的,在此以前曾上复兴关去拜访康泽。他在言谈中透露出对蒋经国、胡轨参与三青团领导核心工作的不快和忧虑,对自己的前景也不像过去那么乐观自信了。果然,不到一年,蒋经国利用其组织、人事及教育训练大权,扩大了自己在三青团系统内的权势,青干校实际也成为蒋“太子”的独家大院。原属复兴社的倪文亚、郑彦棻(分别任三青团中央团部训练、宣传处长)亦被胡轨拉过去,站到了蒋经国一边,要把康泽拱倒。1945年初,康泽被蒋介石从三青团的领导职位上撤下来,派赴美国考察。抗日战争胜利结束了,康泽还没有考察完。他的妻子朱素怀和仲谋、亚谋两个儿子从重庆搬到南京,等候到1947年夏末才与从美国归来的康泽团圆。康泽对蒋经国当年排挤他的往事犹念念不忘。

1948年7月,康泽担任第十五绥靖区司令官时,在襄樊战役中同副司令官郭勋祺(川军将领,原第二十集团军副总司令兼五十军军长)一起当了俘虏。我在南京闻讯,偕妻子王蜀江去访问朱素怀,表示抚慰。朱素怀伤痛之余算起蒋经国的老账来,硬说蒋经国暗地捣鬼,使康泽遭此厄运。我觉得这种纯系骂人出气的说法实在缺少根据,康泽赴襄樊当司令官是他主动答应,完全同意的,郭勋祺也是经我推荐当他的副司令官的,我并没有发现蒋经国在这个问题上插手。但是,由此可见康泽夫妇对蒋经国怨恨之深。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青年军各师尚未结束训练阶段,且驻地分散,不易集中。抗日战争既已胜利结束,青年军广大士兵不愿再扛枪打仗,纷纷要求复员退伍,回乡就业或复学、升学,国民党遂同意青年军复员。1946年6月,与军事委员会撤销、国防部成立同时,青年军原有士兵复员工作基本结束。此后,青年军各师建制仍保留,兵员大多系抗战胜利后入伍的青年,人称“第二期青年军。”

1945年8月,国民党政府与苏联签订《中苏友好同盟条约》。9月,蒋经国被任命为东北外交特派员,从那时起,他实际上已不能再执行青年军方面的职务了。青年军各师中属于蒋经国的政工人员大部分调离部队或复员,跟随蒋经国去东北的似乎还没有,因为他们不懂外交、俄语。蒋经国在国民党青年军搅了大半年,在军事上无所建树,更无战绩可言。听说蒋纬国都从心里不服气。但从政治上看,他倒是颇有收获的。蒋经国所训练、任用的青年军政工人员成为他此后建功立业的重要骨干。青年军复员士兵被蒋经国视为可供运用的后备力量,而加以联络、拉拢,诱导他们为国民党政府效力。有人说,蒋经国一边排斥康泽;一面又在模仿康泽,他把青年军弄成一支为他服务的“政治军队”,好像是康泽的“别动队”的翻版(此种说法自未必确切)。

1945年12月下旬,我到重庆蒋介石侍从室担任少将高参兼第四科科长,这时蒋经国已经当上了国民党政府的东北外交特派员,处理对苏外交交涉与苏、蒋双方撤军、接防事宜。蒋经国当外交特派员为时不长。1946年5月初,苏联为对日作战而开入我国东北境内(包括热河、察哈尔,不包括旅顺大连)的军队全部撤退返国。6月,蒋经国返回重庆,处理三青团事务,这时国民政府已经还都南京了。

国民党各方面对蒋经国东北外交特派员任内的评价是颇低的,认为他“毫无建树”,甚至“屈从俄人”、“有失国格”等等,总之,是说蒋经国没有把事情办好,有负党国重任、父老厚望。蒋经国对自己的工作“成绩”也是心中有数,本人也显示得苦闷烦躁,有时破口大骂苏联。

蒋经国所执行的国民党政府对苏政策,概括地说,是按照美苏首脑《雅尔塔协议》,在日本投降前,主要是在外交上对苏作出让步,争取苏联对日出兵作战并完全支持国民政府;在日本投降以后,则要求苏联在中国内部政治斗争中偏袒国民党一方,协同蒋介石接收东北主权,不给国民政府以外的势力以援助。在处理“战利品”(日伪留下的产业、资财)等问题上对苏不满。有关苏联在东北的具体权益及双方经济合作问题,大致是试探和拖延的态度。除《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明文规定的以外,暂不列为中苏政府的正式谈判的议题,至多只试行地方性的小规模联合经营管理,留待将来作为国际问题解决。

至于苏联政府在我国东北的目的则是:取得《中苏友好同盟条约》所规定的中长铁路与旅大港的管理权与使用权,阻止美帝国主义势力伸入东北,不允许国民党政府采取敌视和威胁苏联的行动,确保苏联在远东的和平安全。对经济“战利品”问题,先是要求中苏双方共同经营管理东北工矿业,后在撤军时却拆运大批设备物资到苏联。与国民党政府关系之亲疏松紧,以上述原则为基本前提。

苏、蒋双方矛盾的焦点在于国民党军队“接收”东北问题。我刚来侍从室时,询问过接收东北的方式问题。唐纵说,在东北一是“外交接收”(从苏军手中接防),再是“军事接收”。总之,要恢复九一八前的状态。其实,当时还有一种可行的方式:国共合作,和平接收和建设东北。当时不少人认为东北问题较之国内其他问题更易于和平解决。东北是刚从日伪统治下收复的一片新天地,国共双方力量均未渗入或交错相处,对外有《中苏友好同盟条约》,对内有地方中间势力可妥为运用,只要从长计议,协调各方,经过政治协商与民主联合,稳健推进,兴革建设,未尝不可使东北成为“三民主义实验区”。东北如在美、苏关系中起平衡与缓冲之作用,亦可促进国际和平与安宁,有助于联合国宪章宗旨之实现。至于九一八以前的状态,那时奉系张学良势力虽已易帜服膺“国府”,但依旧把持统治东北的大权,中央势力并未伸入,有的东北人士就提出,把张少帅放出来,让他重返东北主持大计。但是,蒋介石在其内部讲话和手令中却强调在东北要靠武力开路,立足于打,只有打才有出路,所谓“政治解决”不过是配合所谓“剿匪军事”的“政略”手段。中国共产党提出的关于在东北停止内战、和平协商、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实行地方自治等合理主张,被蒋介石及其死党断然拒拖。蒋经国在东北的外交使命,自然完全服从于蒋介石一“打”、二“抢”的方针。蒋介石依仗美国训练、装备、运输的30万精锐大军,妄图在东北重建其反动统治。这就不能不使苏、蒋关系受到影响。

按照苏、美、蒋的商定,苏军拟在1945年12月初全部撤离中国东北。由于国民党大部分军队远在西南大后方(一部分远在越南北部接受日军投降),或在北运途中,难以在苏军撤离前抢在当地人民武装力量前面赶到东北各城市,于是,一再商请推迟撤军时间。大致在1945年12月底,宋美龄到东北慰问苏军官兵,并授勋授奖,实是洽商蒋军接防问题。1946年1月间,蒋经国、宋美龄飞到长春,访问苏军司令部,宋在会上讲了一番客套话,蒋经国担任翻译。他们想求得苏军的同意和配合,使国民党五十四军第五师邱行湘部得以空运长春,接收这个伪满洲国的“新京”。驻东北苏军统帅马利诺夫斯基(国民党译为“马林诺夫斯基”)故意闪避,不愿明确地答复这个敏感的棘手问题。马利诺夫斯基自然不会因为得了宋、蒋送的一枚青天白日勋章和几句恭维奉承的话就答应此种事。蒋介石把第五师调驻辽西锦州,准备进犯热河解放区,表明自己意识到武装接收长春已有困难了。

据蒋介石侍从室第五科人员谈,1945年12月底蒋经国亲赴苏联,与苏领导商谈有关东北工业设备的物资处理问题。苏方认为那是日本留下的,应按“战利品”处理,苏军搬走是合理的。蒋介石暗地将此事透露给美国政府,正好给美国反动派的反苏舆论增添了油料。美方对苏提出交涉,说《雅尔塔协议》并未允许苏联有搬走东北资财、设备的特殊权利。东北“战利品”问题于是扩大而成为“国际问题”,苏联方面对美、蒋恶感日益加深。

两年半以后,我当立法院立法委员时,才知道东北“战利品”问题并不像当时所听说的那么简单。我在立法院参加了国防、经济两个委员会。有一次,经济委员会开小组会议,行政院资源委员会一名业务负责人应召到会咨询。在会间休息闲谈中,他提及东北工业、资源问题,说苏联撤走前曾提出与中国合资经营,利益均沾,资源委员会主任委员孙越崎跟苏方代表谈判时未予答应,想不到苏联趁撤军之便把东西搬走了。

1946年初,蒋介石看到对苏外交搞不出什么名堂,在重大问题上不能如愿以偿,于2月22日在重庆等地煽动部分青年学生举行了反苏反共示威游行。一群特务暴徒捣毁了《新华日报》和《民主报》,到苏联驻华大使馆门口呼喊“苏军退出中国去”等口号,这就是所谓“二·二二爱国运动”。蒋介石还捏造所谓“张莘夫事件”,欺骗张莘夫的子女参加反苏游行,手执纸旗,上书“谁杀吾父?誓为吾父报仇!”意即向苏军索还所谓“血债”。苏、蒋关系急剧恶化。

1946年4月18日,东北人民解放军解放长春,美、蒋双方都借此事件大肆攻击苏联,说苏军对人民解放军攻克长春采取“默许”和“偏袒”的态度。蒋经国破口大骂苏军“策应”人民解放军解放长春,说这件事乃是“发动内战之开端”。到了6月间,美蒋反动派进犯东北解放区高潮期间,蒋经国飞返重庆。熊式辉把对苏外交失利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不使蒋“太子”为难。

蒋介石在对苏外交方面由于缺少知识和经验,在具体手法上也有不少失当之处,还有一些主观上的误解。例如,他不明白苏联外交大权是高度集中于中央政府的,在东北的一切问题都要由斯大林决策或批准,东北的苏军官员无权自作主张处理与国共双方有关的问题。蒋介石自以为他是中、美、英、苏“四大盟国”领袖之一,在苏联有些威望,蒋经国是“苏俄通”,与俄国人有亲缘关系,苏共人员对“蒋主席”的“太子”不能不赏脸,有事容易商妥。殊不知,希望越大,失望也就越大。苏联把日军榨取东北人民血汗、掠夺东北天然富源而兴建的工矿企业设备物资大批拆、装、运到自己国内,反映了正在滋长的大国主义思想作风。但蒋介石把这个属于中苏两国关系的问题变成美苏争端中的一个题目,为美帝国主义的反苏冷战提供了炮弹,就使事态更加复杂化了。再加上中、苏两国之间风习各异,与苏共人员接触、交往中少不了出现矛盾和隔阂。

就蒋经国个人而论,从事对苏外交确是力不胜任。

以东北日伪产业资财处置问题为例,蒋经国的失误是较明显的。据我的朋友关吉玉(东北人,曾任国民党松江省政府主席、粮食部长、财政部长、蒙藏委员会委员长。1949年初,李宗仁政府拟将财政部粮政署恢复为粮食部,南京有人推荐我升任该部部长。我表示谢辞,请仍由关吉玉主持,因此关对我很感谢)谈,日本投降后,他回东北时蒋经国也去了,但蒋只管外交,不问经济,其实,有哪个国家不注重经济呢。在关吉玉看来,蒋经国没有充分认识东北的工业、资源与苏联经济利益的关系。就东北自身而论,在日本势力撤走之后,要复兴、要建设,不跟邻近的苏联合作,也是难办的。苏蒋谈判时,可以口头答应中苏在东北经济合作,订下几条原则,再由政府官员、专家具体磋商、研讨。总之,先把人“稳”住,他们撤军时就不会大肆拆运了。我觉得,有些人责怪“小蒋”似乎过多了一些。对苏外交大小问题都听命于蒋介石一个人,取决于他的“御旨”,蒋经国不过充当一名传令官。

蒋经国在东北外交特派员任内,有一件事按照他的能力和条件是办得到的,那就是在东北现场观察苏方的行为,获取第一手材料,加以分析概括,提供给中枢参考。例如关于入驻东北的苏联红军的军风军纪问题,攻击苏联红军“奸淫掳掠”、“无恶不作”,说东北人民对苏军“极度愤慨”等等,这又给与苏联的关系投下了阴影。

1946年4月下旬,我随“国府军务局”自重庆迁往南京前,听说蒋介石、蒋经国曾飞赴贵州,会见囚禁中的张学良将军,大概是试探张的态度,看能否利用张少帅率师出关,收揽东北民心,软化中共及苏联,为国民党政府统一东北效力。

蒋经国与陈诚都是国民党内好战的顽固派,两人都主张“党要革新,团要改造”与“党团人事分立”,要把三青团当作自己的地盘加以经营。究竟把三青团当成第二个国民党,还是维持现状,蒋介石未作明确表态,蒋经国也不敢自作决定。还有一个实际问题:国民党财政经济危机空前严重,入不敷出,货币贬值,经费开支困难,因而,蒋介石不大愿意扩大那些大而无当、缺少实效的政治组织。我在侍从室分管“党派情报”,对蒋的这种想法是捉摸到了的。

1947年9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六届四中全会。蒋介石承认国民党正面临党史20年中的“最大危机”,比抗战时期还要严重。而抗战胜利以来,“党国事业毫无进展”,因此要消除“党内腐化退伍现象”,“使党的精神复活”。一项重大措施就是把三民主义青年团与中国国民党合并,“集中意志,集中力量”,应付危局。蒋介石此举与当美国魏德迈使团来华有关。魏德迈到国民党统治区视察了一番,斥责国民党“贪污腐败”、“颟顸无能”,不成材,不争气。美国报刊说“中国政府已到崩溃边缘”,对中华民国几乎不说什么好话。侍从室内有些人私下评议,魏德迈这次没有带来什么“友谊”,“援助”,是来“趁火打劫”“敲竹杠”。不管这位高鼻子洋大人如何吵骂和奚落,蒋介石还是硬着头皮表示“乐于接受”。

既然蒋介石拍板定案,三青团中央内部关于党团关系问题悬而未决的争论也就结束了。按照国民党六届四中全会所通过的《统一党团组织案》,三民主义青年团正式并入中国国民党。

蒋经国趁“党团合并”之机把手伸进国民党中央党务部门。康泽主持三青团工作时在中央团部当宣传处长的郑彦棻,投到蒋经国门下颇受重用,又当了国民党中央常委、中央党部副秘书长。蒋经国在华北文教界中的密友、北平大学训导长陈雪屏,经过蒋经国的活动,当上了国民党中央党部新设的青年部部长。陈雪屏接见记者时竟然表示,他当部长“不但使新闻记者诧异,就连我自己也是出乎意料的”。蒋经国本人则由教育部任命为由国民党中央政治学校与三青团中央干校合并而成的国立政治大学教育长。原“中政校”的班底对蒋经国颇不满意,掀起反对蒋经国任教育长的风潮。蒋经国感到青干校撤消等于自己墙脚被挖,对政治大学也提不起兴趣,只派了少数原青干校人员到政治大学工作,他自己不去就职,教育长成了挂名的空衔。

抗日战争胜利后,蒋经国始终紧紧抓住青年军尤其是以“干校系”为主干的青年军政工人员作为自己起家的基干队伍。

陈诚、蒋经国两人关系在三青团还比较一致,到国防部预干局成立以后,两人关系越来越不佳。蒋经国及其部属亲信都认为陈诚专横跋扈,大权独揽,目中无人,有意排挤蒋“太子”。这种说法是有道理的,但包含着一些不属于个人利害和意气的因索。我在立法院国防委员会期间为了讨论和审查《国防部组织法》,而对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组织机构问题作了一番研究,对这个问题有较多的了解,归纳起来有这样几点:

第一,陈诚在国民党军事系统中是主张实行“正规化”、“美国化”的,国民党政府国防部的组织机构实是美国国防部的翻版。陈诚就任军政部长之后,就下力气整顿、裁并机关、单位,企图形成职责分明的、精干的、效率较高的指挥系统,不主张随便增设或扩大军事指挥管理机构(尤其是那些重复的、多余的、临时性的或枝蔓式的机关)。1946年6月国防部成立时,根本没有设置“预干局”,亦无此种设想。美国为了加强对国民党军队的控制和监督,派来以巴大维(原名戴维·巴尔)为团长的驻华军事顾问团。国防部驻有美军顾问,在一般情况下,国防部直属机关厅、局、处的新设、裁撤、改组以至编制、职权等问题,都要取得美军顾问的同意,颇为麻烦。

第二,蒋经国所说的“预备干部”是专指在抗战胜利前参加青年军而在战后复员的知识青年。他们既已退伍还乡,就业或上学,就不再是现役军人,由国防部机关来管已属勉强,何况所谓“国军”并没有建立正规的、系统的预备干部制度。已复员的青年军士兵也不是注定成为未来的军事干部的。这样,“预备干部局”的名与实并不相符合。

第三,由国防部预备干部局管现役青年军,从任何角度来看,都是不伦不类的。1946年以后的青年军共有五(六)个整编师(相当于整编前的军),这些部队的调动、作战、情报、人事、训练、后勤补给等都由国防部各有关部门领导、管理,打起仗来由各个师所在的战区司令部指挥,与非青年军系统的部队无异。预备干部局只能管管政治宣传和政工干部的选派等等,这又侵犯了以黄埔系、复兴社老牌政工头目邓文仪为首的国防部新闻局(后合并改称国防部政工局)的职权范围。

当然,由于蒋介石下了手令,国防部预备干部局毕竟是成立起来了。这与蒋介石为了满足唐纵总揽警察和地方保安部队大权,实行“警保合一”的愿望而批准成立国防部保安局,由唐纵兼任局长(各省政府的保安处与警务处合并成为“警保处”)这种情况是一样的,都是“因人设位”、“因神设庙”。

此后,蒋经国对预干局的事不爱过问,兴趣转移到所谓“裁建总队”去了。

自抗日战争胜利以来,蒋经国对复员青年军的工作很下功夫,似乎他最关心这些年轻人的学习和生活。可是,在国民党反动统治之下,政治经济黑暗腐败,物价飞涨,百业凋蔽,民不聊生,学生毕业即失业,青年军复员士兵大部分都未得到比较合适的安置,困难重重,思想苦闷,有些人参加或同情进步学生运动,卷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斗争的行列,只有一部分人被卷进蒋经国所谓“青年军夏令营”等活动而接受了反动欺骗宣传的影响。有些复员青年军人贫病交加,流落街头,形同乞丐。听说有一名双目失明的复员士兵套用歌曲《月亮在哪里》的曲谱,凄声独唱:

“胜利在哪里,胜利在哪里?我没有尝到胜利的果,我没有沾过胜利的光……”这类令人悲愤的事例不知蒋经国本人知道不知道,即使知道,也必然是无动于衷的。

国民党统治区糟糕透顶的经济状况,使得蒋经国系统的现役军人生活也不富裕,甚而陷于窘境。蒋经国不像CC系和戴笠的军统局那样,他没有直接掌握财权、财源,难于充分满足其部属的物质需要。有这样一个例子:1948年11月,我和我的家属乘民生公司的轮船回四川家乡。我的侄儿和大儿子因舱内床位已满,乃挤在舱外甲板上搭地铺。他们旁边的一名旅客是穿黄呢军装、挂上校领章的中年军官,名叫徐荫忠,原是蒋经国派赴青年军二〇三师(原在东南编练的二〇三、二〇四师合并而成的整编师,相当于一个军)的政工干部,此时出差赴四川办事。徐荫忠满腹牢骚地说,领几个钱还没有花出去就贬值了,他的上司“又要马儿好,又要马儿不吃草”。轮船驶入川江后,船上人员查票,徐荫忠坦率地说他在南京挤上船已不容易,没买船票,如果补、罚,身上现款不够,只得取下个人手上的金戒指(结婚纪念品)来充抵票款,使查票的人颇感为难。那时正值国民党政府所谓“币制改革”遭到破产,物价一日数涨,城市物资奇缺,刚发行的金圆券形同废纸。徐荫忠的这种窘困境况,是甚为普遍的。

本文选自《文史资料存稿选编》第20卷,中国文史出版社,2002年8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