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给《九十年代》写专栏时代的阿城。

作家阿城在《九十》休刊号上，除了说张北海文章有特殊风度之外，还推崇「自由神下」余刚的文章，说是「很天真地绕，结果绕出一个想不到的结论，是另一种风度」。

余刚原名虞光，物理学博士，后来也到联合国当翻译。他在1980年给我们写过一篇长文《言论自由的原则与实践》，通过美国近百年法院的判例，解释美国言论自由的形成、受到的打压、对社会的影响，绕来绕去，绕出了言论自由的重要原则。这篇文章我读过多次，是我其后数十年写文章的重要参考资料，而且也形成我毕生坚持言论自由的依据。

他在「自由神下」专栏写了十多年，随手翻出一篇他写的《不遵守规则的文明》，讲到美国、日本、台湾、大陆对交通规则遵守程度的迥异，最守规则的是日本，而中国大陆的任何城市则是无秩序之最。大陆人到了香港、外国，也不守秩序。文章最后，他从一位大陆出来的朋友口中得到答案。那朋友说，他的一生就是在克服各种规则中度过的：文革下放农村，就要想尽办法克服各种下放的规则：回到城市，又想尽办法克服种种限制出国的规定：到美国来，又费尽心思克服种种规定的障碍，取得合法居留身份。对于中国人来说，规则不是需要遵守的东西，而是需要设法克服的东西。

规则若订得公平合理，执行规则一视同仁，那就是用来遵守的。规则订得不合理，或社会有许多人有特权去不守规则，那么一般老百姓也就视规则为需要克服的。这结论，实际上就是我们香港人觉得与大陆人不是同一种人的原因。
阿城自己也在《九十》写过十多年专栏「笔记小说」，每篇1500字，很受欢迎。

阿城姓钟，文革后是年轻人新画派星星画会成员，在1985年五月，突然在《上海文学》发表了中篇小说《棋王》，一炮而红。 《九十年代》在那年九月号转登，引动海外关注，许多文化界朋友惊为天人。台湾著名小说家施叔青当时对我说，小说写成这样，我们都可以搁笔了。

1986年他到香港大学当访问作家，导演徐克想把《棋王》搬上银幕，我就约了阿城、施叔青、张郎郎、刘成汉一起东拉西扯了一个下午。后来徐克的电影没有拍成，阿城又去了美国，跟张北海交上朋友。 88年张北海有两期因事没能写，就找阿城代写「美国邮简」。阿城交出第一篇题为《父亲》，从他父亲病重，他要赶回北京开始，谈到父亲一生的一些事情，我看稿时深感那文字的魅力，看完一遍之后立刻又再看一遍。我真是觉得可以列入中文教科书的范文。

文中印象最深刻的是说他父亲于1957年被打成右派，经22年贱民生活后，1979年母亲打电话给他，说父亲的右派平反了，叫他回家吃顿饭庆贺。那年阿城30岁，回家后父亲问他怎么看平反这件事。阿城知道这件事对母亲非常重要，但他对父亲说：「如果我今天欣喜若狂，那么这三十年就白过了。作为一个人，你已经肯定了自己，无须别人再来判断。要是判断的权力在别人手里，今天肯定你，明天还可以否定你。所以我认为平反只是在技术上产生便利。」

这段话，后来也成为我人生的启示。 2013年我出了一本《香港思潮》，在新书发布会上，我提到不久前有些对我过去经历的批评和讨论，有些批评是意见不同，那没有关系，讨论嘛；有些是偏离事实了，不过我也不准备纠正或辩解。我不在意别人怎么看我，怎么说我，最重要的是我自己怎么看自己。事后想来，我这种说法的来源正是阿城那篇文章的启示。

八十年代末，我邀阿城每期为我们写一个短篇小说。他写得平淡隽永，但读到最后常会感震撼。比如有篇题目是《炊烟》，写老张中年得女，他对老婆和女儿疼爱得不得了。有一天，老张的老婆抱着女儿，女儿把小手伸进老张嘴里，老张一下子就给老婆一巴掌，女儿大哭，老婆大骂。老张呆住了。他进了医院，两天一夜，才说出话来。

老张回顾1960年大饥荒时代他饿得慌，饿到「肝里的糖耗完。后来就出汗，后来汗也不出了。躺着，胃里胃酸水儿，杀得牙软。……后来，从肚子开始发热，脚心、脖子、指头尖儿，越来越烫」。这种饥饿的体验，我相信没有经历过的人是写不出来的。不过，老张说，「我没死，……我醒的时候，见到远处有烟……就别说怎么才爬到了吧。到了。是个人家。我趴在门口说，救个命吧，给口吃的吧，没人应。我进去了。灶前头靠着个人，瘦得牙呲着,眼睛亮的吓人 。我说给口吃的吧，那人半天才摇摇头。我说，你就是我爷爷、祖宗，给口吃的吧。那人还是摇头。我说，那你灶上烧的是什么？那人眼泪就流下来，说，我操你个姥姥的耳朵……。我不管了，伸手就把锅盖揭了。水气散了，我看见了，锅里煮着个小孩儿的手。」

小说结束。我看完稿，呆了好半天。故事留下悬疑：老张那时有没有吃那小孩的手？记忆为什么给他留下那么大的心理创伤?我眼泪流下来了。

阿城不是每篇都那么阴暗。但每篇都这么不经意地写出震撼人心的故事。我跟他维持了好久的友谊，直到前几年我去北京还找他聊天。 （154）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