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璞: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可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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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道是不是活到了日薄西山的岁数,眼看着发生在身边的很多事,我会油然想起沉从文快去世时对他得意门生汪曾祺讲的一句话:「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可说的。」

那时,他突然象出土文物一样重放光辉,采访者络绎不绝,评论文章一篇接一篇,工资待遇飞跃到部长级,出门有车接送,还分到一套大房子,终于有了自己的书房和书桌,黑色幽默的是,这时他连在房内走动都步履蹒跚,更别说伏案写作了。

我因此联想起美国作家杰克·伦敦半自传体小说《马丁·伊登》中一个细节。主人公马丁自我奋斗,从一个半文盲的工人成了小说家。功成名就之后,各路名流趋之若鹜,请他赴宴,邀他演讲。就连当初将他拒之门外的姐夫也前踞后恭,亲自上门请他去吃饭。这让被这些宴请弄得气躁的马丁更加火大:

「这世界真是让人想不通,」他忿然自言自语,「当初我快饿死时,想讨一块面包都难,现在我有钱吃豪华大餐了,这些人却都抢着来请我吃饭。」

这位一夜成名的天才纠结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最后竟跳海而死。几年之后,杰克·伦敦本人也在四十岁的盛年自杀身亡。他的传记作者认为,身为社会主义者,杰克·伦敦跟他小说主人公马丁·伊登一样,也是「对资本主义社会感到幻灭」而死。我很怀疑这一说法,因为有更多的社会主义国家的作家也是自杀身亡的:马雅可夫斯基、叶赛宁、法捷耶夫⋯⋯数不胜数。

我想,一个作家在盛名之中走上绝路,其实大抵是痛感「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可说的」了吧?因为作家的职责就是讲述这个世界,一旦自感没什么可说的了,还活着干嘛?

关于杰克伦敦,我还想补充一点,他的好几本作品都具有预言性。比如他出版于1907年的小说《铁蹄》,指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可能向极权主义转变,还对法西斯主义将要兴起作了警告。 1910年,他甚至写了一本关于中国的政治幻想小说,名叫《前所未有的入侵》,书中假想有一天中国强大到了可怕的程度,以至于⋯⋯结局我还是不说为妙。

我没有看到这本书的中译本。我想,假如有中译本的话,那些动辄一地玻璃心的民族主义暴民看了,一定会彻底疯掉,恨不能去九泉之下打杀那名神一样的预言家吧?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