智先生 :很认真地聊一下两弹一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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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三强夫妇
 智sir 智先生 2022-05-30 08:54 Posted on 广东
「请转告毛泽东同志,你们要反对核武器,自己就应该先拥有核武器。」
这是法国科学院院长、诺贝尔奖获得者约里奥·居里的原话,因为当时的国际形势对中国并不友好。
1950年11月30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公开表示:「如果中国志愿军越过三八线,美国可能考虑对中国使用原子弹,毕竟这是我们的一种新式武器。
联合国军司令麦克阿瑟还提交了一个方案,即用15-30颗原子弹在中朝边境炸出一个原子辐射区域。
到了1952年12月,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去南朝鲜访问,许多军官向他建议:「应考虑使用小型原子弹和核大炮,封锁中国大陆和中国东北基地。」
1953年初,艾森豪威尔下令,秘密将原子弹运到冲绳岛:「如果朝鲜不能实现停战,美国不对使用核武器的后果负责。
核讹诈下的新中国,是在破烂摊子上建立起来的,别说核武器,连制造常规武器的国防工业水平都很落后。
聂荣臻元帅说,建国以后,当我们还在医治战争创伤的时候,世界上一些大国已经实现了现代化,进入了所谓「原子时代」和「喷气时代」。
1954年,他去了有「中国军工基地」之称的昆明和重庆,说只看到重庆有一些破窑洞,谈不上什么军工厂,昆明有光学仪器工厂,也只能做低倍望远镜,连瞄准镜都生产不了。
就是在如此严峻情形下,钱三强夫妇带着尚在襁褓中的儿女,回到了阔别11年的祖国。
他后来解释了回国动因:
回到贫穷落后、战火纷飞的中国,恐怕很难在科学实验上有所作为。
不过,我们更加清楚的是:虽然科学没有国界,科学家却是有祖国的。正因为祖国贫穷落后,才更需要科学工作者努力去改变她的面貌。
我们当年背井离乡、远涉重洋,到欧洲留学,目的就是为了学到现今的科学技术,好回去报效祖国。我们怎能改变自己的初衷呢?
约里奥·居里理解他的选择:「如果我是你的话,也会这样做的。」
1949年3月中旬,钱三强和中国代表团参加一场国际大会。
他想借这次去巴黎的机会,托约里奥·居里订购一批仪器设备和图书资料,用来做原子科学研究,好打破封锁,运送回国,总估算在20万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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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三强和约里奥·居里夫妇
但仅仅是一台中型回旋加速器的电磁铁,售价就不菲。
李维汉找到了钱三强,说:「今天约你来,是商量一下你提的那个建议,中央研究过了,周恩来副主席认为很好。清查了一下现库,还有这个力量,决定支持你的建议。估计20万美元不是一次使用,因此在代表团款项中,先拨出5万美元供你使用。」
周恩来在电报里特意批复:钱三强购买实验设备事,请先调查外汇如何汇去,实验设备如何运回。到之,具体情况待面谈。
这番经历,让钱三强特别感慨,事后用文字记录下来:这些美元散发出一股霉味,显然是刚从潮湿的库洞中取出来,不晓得战乱之中它曾有过多少血与火的经历!
在秘密访苏期间,刘少奇等人想参观核设施,但被斯大林拒绝了,只给他们观看了有关核试验的纪录片。
毛泽东回忆起当时的感受,对身边警卫员说:「这次到苏联,开眼界!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斯大林不想中国搞核武器,他认为,社会主义阵营有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足够,无须大家都去搞核武器。
所以,一切只能自己从头干起。
1950年春,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成立,原子科学正式起步。
名字听上去很拉风,但在建所初期,国家经济困难,根本拿不出什么经费,而且西方国家实行禁运,大家都买不到仪器设备。
多重压力下,钱三强悟出一条生存和发展之道——吃面包从种麦子开始。
于是,研究所一众人便「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到北京的旧货市场找零件,好自己制造仪器。
在《钱三强传》里记载了这一幕:
有一次,理论物理学家彭桓武到天桥的垃圾箱里翻找零件,被警察误以为是小偷;
王淦昌赶制一台便携式γ探测仪,需要一个10兆欧姆的淬灭电阻,他跑遍北京旧货市场找不到,只好自己动手绕制;
杨承宗冒着大剂量危险,到协和医院旧镭氡装置上提取氡气,用来制成氡铍中子源;
为了制作一套计数管的真空系统,李德平从北京灯泡厂弄来装了钨丝没有抽气的灯泡,接到真空系统上代用;
为了制造剂量笔,赵忠尧想办法弄来材料,自己动手拉石英丝;
邓稼先用一把糖果,从路边小孩手里换得一截铜丝……
就这样,短短几年时间,近代物理所许多领域的研究工作,从无到有,从少到多,就这样一点点搞了起来。
总归有了希望。
想要发展原子能事业,就一定需要铀资源。
李四光根据地质力学理论,对找铀的前景持乐观态度,他指出:「一是要找富集带,二是要便于开采,在我国主要是在几个东西带上。
但寻找铀矿的过程并不轻松。
西北的铀矿地质队伍,可以说过着牧民生活,每天一人一匹马,手持着探测仪,按照一定比例尺进行普查找矿,沿途有蒙古包就借宿,没有就住睡袋,睡袋还经常有虱子光顾。
白天的塔里木盆地,温度可达50摄氏度,进入天山后,又会迎来冰雹,口渴就喝天山上流下来的雪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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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部的独龙山区,解放军第4521程团,甚至牺牲了十几名官兵,就为了找铀矿。
1954年10月,队伍在广西钟山县发现了一条铀矿,尽管开采价值不大,仍然振奋人心。他们采集出第一块铀矿石,被誉为「开业之石」,并迅速带回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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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业之石
毛泽东知道后,一定要看那块矿石,并三番叮嘱:「这个事情要好好抓啊,这是决定命运的。
恰逢赫鲁晓夫访华,毛泽东提出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希望苏联在这方面给予帮助。
面对这个突如其来的问题,赫鲁晓夫没有任何准备,他稍做迟疑后,劝说毛泽东应集中力量抓经济建设,不要搞如此耗费巨资的东西,不然中国国力难以承受。
小夫还有一个不方便说出来的理由,自从苏联意识到核武器的威胁后,就向美国递交了备忘录,着手谈判防止核扩散的问题。
苏联这边刚做出承诺,中国这边就要造原子弹,而且是向苏联伸手,赫鲁晓夫当然不会答应。
为了不给盟友浇冷水, 赫鲁晓夫只能承诺,由苏联帮助中国建立一个小型实验性核反应堆,以进行原子物理的科学研究。
在毛泽东看来,核反应堆也算数,这也是中国走向核武器研制的第一步。
1955年1月14日  钱三强、李四光等人接到通知,来到了中南海西花厅。
周恩来深知国际形势严峻,前有杜鲁门,后有艾森豪威尔,动辄以原子弹做威胁,中国下一步到底该怎么做,这是他召集钱三强等人的原因。
他把目光投向钱三强:
三强,你清楚约里奥·居里先生的话,要反对原子弹,自己就要有原子弹,这是朋友的忠告,毛主席、党中央很重视这个意见。
但前些年,对这件事一时还顾不上,有些条件也不具备。比如铀资源情况,总不能靠买外国的原料吧,再说,这样敏感的东西,谁会卖给我们呢。现在情况不同了,去年秋天,地质部在广西发现了铀矿。
现在到了考虑发展原子能的时候,这件事迟早要做。今天先小范围做点研究,听听有关情况,便于中央讨论决策。
西花厅长谈后,第二天,钱三强又来到另一处古色古香的庭院——丰泽园。
这天举行的是书记处扩大会议。
会议桌上,放了一块铀矿石料,钱三强用自制的盖革计数器,接通电源,慢慢靠近矿石,立刻发出「咯啦」「咯啦」的响声,当把计数器移开,响声便停止了。
几位领导人十分好奇,亲自上前做实验,同样现象再次发生,引得大家笑声不断,气氛活跃了起来。
李四光对我国铀资源情况做了全面汇报:经过一年普查,在西北、中南、华东等地发现放射性异常点达200多处,确认有远景的矿点11处……
最后,毛泽东做了总结性讲话:
今天听了好多情况。我们的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
我们训练了一些人,科学研究有了一定基础,创造了一定条件。这件事总是要抓的。现在到时候,该抓了,一定可以搞起来。
你们看怎么样?
钱三强等人也认为时机已到。
毛泽东看向在座的各位,接着说:
苏联政府已经来信,愿意给我们提供援助。苏联对我们援助,我们一定要搞好。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我们只要有人,又有资源,什么奇迹都可以创造出来!
这天,会议一直开到晚上七点多,会后,毛泽东留大家吃晚餐。
餐厅里摆了三张四方桌,每桌有6个普通家常菜。平常不爱喝酒的毛泽东,这时端起了一杯葡萄酒,站起来大声说:
为中国的原子能事业,干杯!
这一声「干杯」,拉开了中国制造原子弹的序幕。
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
1955年4月27日,钱三强与苏方谈判,签订了两国发展原子能的协定,协定包括:
由苏联帮助中国建造一座功率为7000千瓦的重水实验反应堆,以及一台磁极直径为1.2米的回旋加速器,并接受中国工程技术人员和核物理研究人员赴苏培训和实习。
钱三强和刘伟一起到北京郊区选址,为反应堆和加速器安家,最后,他们选定了西南郊房山县。
昔日的荒山野岭间,很快就出现了一座原子科学城。
这边正如火如荼,另一边也在归心似箭。
1955年6月,一封来自海外的求救信,避开了美国特工的筛查,来到了陈叔通手里。
这封信的主人是钱学森,信中内容是:
叔通太老师先生:
自1947年9月拜别后未通信,然自报章期刊上见到老先生为人民服务及努力的精神,使我们感动佩服!学森数年前认识错误,以致被美政府拘留,今已五年。无一日、一时、一刻不思归国参加伟大的建设高潮。然而世界情势上有更重要更迫急的问题等待解决,学森等人的处境是不能用来诉苦的。学森这几年中唯以在可能范围内努力思考学问,以备他日归国之用。
但是现在报纸上说中美交换被拘留人之可能,而美方又说谎,谓中国学生愿意回国者皆已放回,我们不免焦急。我政府千万不可信他们的话,除去学森外,尚有多少同胞,欲归不得者。从学森所知者,即有郭永怀一家,其他尚不知道确实姓名。这些人不回来,美国人是不能释放的。当然我政府是明白的,美政府的说谎是骗不了的。然我们在长期等待解放,心急如火,唯恐错过机会,请老先生原谅,请政府原谅!附上《纽约时报》旧闻一节,为学森五年来在美之处境。
在无限期望中祝您——康健
钱学森谨上
1955年6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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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这一封非同寻常的海外来信,陈叔通深知它的分量,当天就送到周总理那里。
这真是太好了,据此完全可以驳倒美国政府的谎言!
周恩来立刻作出周密部署,让外交部火速把信转交给正在日内瓦举行中美大使会谈的王炳南,并对王炳南指示:「这封信很有价值。这是一个铁证,美国当局至今仍在阻挠中国平民归国。你要在谈判中,用这封信揭穿他们的谎言。」 
钱学森要回国,对美国来说意味着什么?
曾与钱学森共事的金贝尔,深知钱学森的价值。此前他曾致电美国司法部,说出那句国人皆知的名言:「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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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
因此,钱学森被非法拘留在特米那岛屿,受尽各种折磨,就为了摧垮他的意志,好放弃回国想法。
我被禁止和任何人交谈,夜里,守卫每15分钟就来亮一次灯,让我没法好好休息,这样的痛苦经历,使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瘦了30磅。
随着这件事的影响越来越大,美方不得不释放钱学森,同时又不允许他离开美国,因为他的离去不利于美国最高利益。
1955年8月1日,中美大使级会谈,在日内瓦联合国大厦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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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谈开始时,美国大使约翰逊矢口否认美国政府扣留任何中国公民,他宣称,美国政府在1955年4月取消了扣留中国学者的法令,允许他们来去自由。
当王炳南亮出了钱学森寄给陈叔通的信件,让美国代表措手不及。
最终,美国政府批准钱学森回国的要求。
毛泽东的评价是:美国人把钱学森当成5个师,在我看来,钱学森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
钱学森是研究火箭和导弹的专家,于是彭德怀约见苏联军事总顾问,希望苏联提供火箭武器方面的图纸、资料。
见苏联那边没什么指示,周恩来当机立断:导弹研究可以先突破一点,不能等待一切条件具备,立即抽调力量,组织机构,培养人才。
10月8日,以钱学森为院长的导弹研究院成立,中国的导弹事业开始走上轨道。 
50年代中期,苏联对援助中国的态度,其实一直处于摇摆之间,既没有拒绝,也没有答应,保持消极态度。
对于中国希望发展导弹事业的请求,苏联认为中国的基础不牢固,建议从培养干部开始,比如接受50名中国留学生前往苏联学习,等情况成熟后,再来谈其它。
由于苏联的犹豫拖延,中方在第二个五年计划中紧缩投资,减少国防建设项目。
1957年1月14日 ,苏联又在联合国大会上提出了一份禁止核试验的提案,认为拥有原子弹的国家数量增长,会使国际局势复杂化。
苏联的这番态度,让中苏谈判陷入了僵局。
破局很快开始。
1957年6月18日 ,苏联内部的斗争激化。
赫鲁晓夫采取手段打压政治对手后,急需要得到各国共产党,特别是中共的认可和支持。
中共中央连夜开会,讨论了苏联党内斗争问题,确定的基本方针是:从承认事实,分清两派是非观点出发,支持新的苏共领导机构。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苏共中央全会的消息和决议。
赫鲁晓夫很高兴,决定投桃报李,立即援助中国发展核武器和导弹事业。 
谈判从9月9日开始,分成军事、原子、导弹、飞机、无线电五组同时进行。
尽管在谈判中,苏联还有一些保留,但总体说来十分友好热情。
苏方代表团团长、经委会主席甚至友善提醒:你们提出的这些产品型号,性能已经不行啦,还是换最新的型号吧。
9月14日,苏方提交了协定草案,这位经委会主席再次对聂荣臻说:「这种协定,在苏联外交史上还是第一次,因为中国是最可靠、最可信托的朋友!
聂荣臻被东斯拉夫人的热情所打动,开会时强调:苏联政府这次很热情,很诚恳,很慷慨!
1957年10月15日,中苏正式签署《国防新技术协定》:
根据协定,苏联将援助中国建立综合性原子工业、研究和生产原子弹、提供原子弹的教学模型和图纸资料;向中国出售用于铀浓缩处理的工业设备;帮助中国进行导弹研制和发射基地的工程设计,提供导弹样品和有关技术资料,派遣技术专家帮助仿制导弹。
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实验性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相继建成,还培养了一批中国科技人才。
当时,毛泽东充满信心:「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有人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以。」
然而,苏联援助是有条件的。
1958年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致函彭德怀:为了指挥苏联在太平洋地区活动的潜艇,希望在中国境内,共同建设一座大功率的长波无线电中心,资金可主要由苏方承担。
这个要求让中方很为难。
毛泽东说:
这封信给我们出了一个大难题。不同意,有伤和气,尤其是苏联帮助我们在前。
可是我们不可能拿原则、拿主权去讲这个和气。我们的原则是不和任何国家搞军事同盟。
现在困难不搞,将来强大了也不搞;主权问题更是不能半点含糊。
经过慎重研究,彭德怀于6月10日复函:中国政府同意建设长波电台,欢迎苏联在技术方面给予帮助,但一切费用由中国承担,建成后,所有权归中国,使用权归两国共有。
长波电台的事还没谈妥,苏联驻华大使尤金向毛泽东转达了赫鲁晓夫的新要求: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
「我们已经试制出很先进的新型潜艇,这种潜水艇是为了在太平洋对付美国第七舰队。但是苏联的自然条件,不能充分发挥新型潜艇的作用。中国的海岸线很长,条件很好,希望在中国的某个地方建立一支共同潜艇舰队。」
当时毛泽东有点生气,中国的潜艇实力很弱,所谓的建立共同潜艇舰队,说白了就是苏联独家的潜艇舰队。
彭德怀更是恼怒:「电台架在我们岸上,潜艇驻在我们港口,天天在我们的海底转悠,这叫什么事?」
周恩来也表态:「一个联合电台,一个联合舰队,中国海防就不在自己手里了。请神容易送神难,一旦进来,再想让他走就没那么容易了。」
第二天,尤金大使继续表示:建立联合舰队是为了对付美国,建立长波电台是为了指挥潜艇,且必须在中国建。
毛泽东洞若观火,苏联真实目的是以对付美国为名,行控制中国为实,他严厉地对尤金说:「要讲政治条件,连半个指头都不行。
后来,赫鲁晓夫亲自到北京做说服工作,毛泽东仍然没有答应。
在我们最困难的时候,苏联人民给了我们宝贵的援助。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毛泽东和中国人民都不会忘记的。但友谊和主权不能混为一谈。其他问题都好说,主权不行。
英国人、日本人,还有别的许多外国人已经在我们国土上待了很久,被我们赶走了。我们再也不想让任何人利用我们的国土来达到他们自己的目的了。
由于没有满足苏联的要求,双方的裂痕已经难以弥补,蒙上重重阴影。
为了接受苏联的原子弹模型和图纸资料,国家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也称为九局。
九局局长李觉找到钱三强,说:「现在最需要一位能够担任理论部主任的科学家,这个主任业务要很强,一般强都不行。」
钱三强笑呵呵说:「这个人,两年前我已经给你准备好了,他叫邓稼先。
研究原子弹是一件很苦的事情,钱三强盘算着该怎么将这个利弊双关的消息告诉他。
1958年8月,邓稼先来到钱三强的办公室。
他想给邓稼先留下一段缓冲余地,装作漫不经心,说了一句含糊不清的话:「稼先同志,国家要放一个大炮仗,调你去做这项工作,怎样?
说完,他的目光很快掠过邓稼先的面颊。
「大炮仗?」
邓稼来不及细想,自言自语:「我能行吗?」
钱三强慢慢地把工作意义和任务告诉了他,邓稼先很快就懂了。
虽然不明白这份工作会给他的后半生带来怎样变化,他还是服从了组织调动。
在《邓稼先传》里记载了这一幕:
那天,邓稼先回家比平时晚一些,整个人心不在焉,显得心事重重。
入夜,他在床上翻来覆去,难以入睡,许鹿希试探性问:「稼先,是不是有些什么事儿?」
邓稼先不知怎么回复,等许鹿希再问了一遍后,才缓慢开口:「我要调动工作了。」
「调到哪里呢?」
「这不知道。」
「干什么工作?」
「不知道,也不能说。」
「那么,到了新的工作地方,给我来一封信,告诉我回信的信箱,行吧?」
「大概这些也都不行吧?」
「真奇怪。」
许鹿希猜测是不是调到敌人窝子里去了,不然什么都不能说?
接着是一阵沉默。
邓稼先终究还是一个普通人,既有家国情怀,也有普通百姓的喜怒哀乐,他克制住自己的情绪后,开口:「我今后……恐怕照顾不了这个家,这些全靠你了。」
搞原子弹,意味着从此必须隐姓埋名,不能发表学术论文,不能公开做报告,不能出国,不能和朋友随便交往,这些他很清楚。
仅隔了一会儿,他的语气又变得坚定:「我的生命……就献给未来的工作了。做好了这件事,我这一生就过得很有意义,就是为它死了也值得。
当时家里有两个小孩,而且爷爷奶奶都得了肺病,许鹿希还要兼顾事业,身上压着许多重担,只是她选择自己默默承担一切,对他说:「放心吧,我是支持你的。」
这个决定,让两人牺牲了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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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稼先一家人
之后,他正式进入九局,担任理论部主任,选定了中子物理、流体力学和高温高压下的物质性质,这三个方向作为主攻。
那时九局还没有房子,只能将北京城外的一大块地方划出来作为院址,庭院里还有一片高粱地。
邓稼先和一群副研究员全部投入到施工行列,砍高粱、挑土、平地、修路、抹灰、砌墙,做着建筑工地的各种杂活。
他满身泥巴,没有什么怨气,反而从心里溢出一股豪情:「这是白手起家。」
同样白手起家的,还有先后进来的上百名大学生。
这些大学生的专业,既有物理、数学、冶金、建筑,也有外文,却唯独没有一个是核物理的,大家对这方面是一片空白。
相比较下,美国的曼哈顿计划汇聚了全球精英,仅科技人员就有15万人。
人才储备方面,中国真的是从零开始。
起初,邓稼先亲自给他们讲课,讲得既通俗又透彻。
当时条件极差,许多理论书籍做不到人手一本,比如柯朗的《超音速流和冲击波》,整个北京图书馆没有第二本,而且还是俄文版,他们只好手刻蜡版,自己油印。
晚上加班是家常便饭,邓稼先甚至可以站在黑板前直接睡着,在打了个盹后,又继续投入到工作中。
有一天深夜回家,他看见自己5岁女儿和3岁儿子互相搂着,坐在房门外的楼梯上睡着了,因为妻子不在家,他把晚饭时给孩子开门的事给忘记了。
这一次,让邓稼先产生沉重的自责。
第二次,是他的年迈母亲备受哮喘病折磨,在体弱多病、最需要他照顾的时候,却不能在母亲身边,以至于耽误了病情。
母亲的离去,让邓稼先深受打击。
实际上,到九院工作后,邓稼先回到家里说话明显减少,和朋友亲戚们的见面机会更少了,整个人沉默寡言。
因为原子弹研制的保密范围太大,做什么不能说,在哪里不能说,和谁在一起工作不能说,甚至许多不相干的事,也被圈起来禁止讨论,总有间谍善于分析,能从毫不介意的细节中测推出许多重要情况。
所以邓稼先与朋友交往时的话题,被划到了最小限度。
他付出了太多。
苏联的援助,从一开始就是有限度的。
苏联专家在讲授内容时,有严格规定,不能显露自己关于其他方面的知识,而且因为中苏关系恶化,更不敢放开手脚帮助中国同行。
但在中国核工业系统的两百多名苏联专家,态度不同于苏联政府,他们不是铁板一块。
有的专家对中国很友好,态度和蔼,尽管不敢突破政府的限制,但只要不涉及原子弹的内容,他们会和中国专家们谈笑风生,天南地北什么都聊;
也有的专家,在国内学生反映对讲课内容记录不完全时,甚至会将许多讲课内容抄写给他们,十分友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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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专家
有的专家态度恶劣,在讲课时会强调「不允许做记录,你们大致有个概念就行」,并且在黑板上每画一点图就会擦掉,甚至要求做了笔记的同志,会后一定要收回来。
当时听讲的宋任穷部长有些不高兴:我是二机部的部长,这些由我负责。
一位名叫列捷涅夫的专家,到了九局后沉默寡言,十分消极。
他要求大家先学习俄语,理由是掌握了俄语才能进行工作交流,其他问题一概不谈,被大家称为「哑巴和尚」。
副所长朱光亚想了一招,就是逼「哑巴和尚」开口。
他找技术骨干们谈话,根据他们研究和承担的任务,要他们找几个问题,从浅到深,从小到大,主动找苏联专家询问,逼哑巴开口,不断挤牙膏。
但列捷涅夫是油盐不进,只要被问到核心问题,一律万金油回复:「你现在先把俄语学好就行了。」
刘长禄曾带一本《火工品》去向他请教,当问及同步装置是否用一种电子元件时,他生气地扔掉《火工品》:「现在提这个问题不是时候!」
「哑巴和尚」还列出上百个专业书籍,其中有关于养花的书。
邓稼先客气地请教:「花匠与原子核物理有什么关系?
哑巴和尚回复:「你为什么不问原子核物理学家要不要在开满鲜花的环境里工作呢?
残忍现实是,向苏联学本事的路已经走不通了。
所以,这一段工作基本停滞。
在当初的援助协议中,苏联要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模型和相关资料,但苏联三番五次推脱,迟迟没有兑现。
原来在当时,已经有一枚原子弹样品被组装起来,一直放在车站,随时准备送往中国。
苏联高层明白,同中国的关系已经恶化到了不可挽回的地步,却又不想撕毁合约,只能推迟送样品的时间。
苏联不肯提供资料,中方这边自己想办法。
朱光亚试着将苏联专家讲的东西汇总起来,重新整理,但这些材料只起到了入门作用,对具体如何研制原子弹,基本没有涉及。
为了拖延时间,苏联一些保密专家甚至挑剔起来,先是说模型厅的地面不够平,于是邓稼先和一群人立即平整地面,使它平滑得用水平仪也测不出偏差。
专家又说,窗户上没有加铁栏杆,然后铁栏杆也用最快的速度加上。专家还说保密条件不够,于是邓稼先又加设了「足迹地带」,并按他们的要求一项一项补建。
直到保密专家再也挑不出任何毛病时,就开始保持沉默,反正中苏关系也到了恶化边缘。
1958年7月31日,赫鲁晓夫来到中国。
他再次谈起「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的事情,算是给中方下了最后通牒,没有任何意外,被中国严正拒绝。
也因此,中苏关系急剧恶化,双方的政策分歧日益扩大。 
另一个重大变化是:苏联向中国要的东西越来越多了。
过去,苏方索要的是中医、中药、种籽及农业、手工业等传统技术和资料。从1959年开始,苏联大量索要工业新技术、尖端技术和中国重要资源、重大工程项目的资料。
1959年6月20日,这是一个需要划重点的日子。
苏联给中共中央写了一封信,大致意思是:
我们和西方国家达成协议,都想禁止核试验,并且快成功了,如果这时候被他们知道,这些核武器样品和资料交给中国,那会严重破坏社会主义国家的和平环境,让国际局势紧张,所以……你懂的。
信的最后,苏联强调:「放心,一旦发生战争,苏联拥有的核武器将用来回击任何侵略者的侵犯,保卫整个社会主义阵营的各个国家。」
也就是说,苏联将为中国提供核保护伞,也有能力提供核打击,如果中国不听话。
一切都白费了,回到1954年的起点。
赫鲁晓夫违反协定的做法,让中方领导人很愤怒,大家知耻后勇,将首枚原子弹研制工作定为「596」工程,也就是1959年6月,时刻铭记在心。
庐山会议上,周恩来向宋任穷、刘杰传达了中央决策:「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1959年9月初,赫鲁晓夫访问美国,同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进行了3天会谈。
有记者问他和美国人谈了些什么,赫鲁晓夫回答:「和平、友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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赫鲁晓夫访问美国
9月30日,赫鲁晓夫再一次来到北京,当晚进行了中苏两党会谈。
这次会谈充满了火药味。
赫鲁晓夫谈到了中印边界争端问题,指责中国「是一个好斗的公鸡」,让苏联很难办。
陈毅立即拍桌子,愤怒站了起来:「不让我们说,不让我们争,你是什么意思?12万多平方公里的领土,你让我们屁都不放一个,拱手相让吗?不是我们让你们难办,是你们太霸道,欺人太甚了!」
会谈不欢而散。
第二天,赫鲁晓夫见到毛泽东时,语气冰冷:「关于生产原子弹的事,我们是不是要把专家撤回去?
毛泽东不卑不亢:「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个锻炼。
赫鲁晓夫离开中国后,大家已经不对苏联的援助抱有任何希望了。
毛泽东指示:要做好两手准备。
宋任穷召开了党组会议:「毛主席让我们做好两手准备,那只手我们管不着,我们自己这一只手得干了,干起来再说!」
1960年7月16日,苏联政府正式照会中国政府,要求召回全部在中国工作的专家和顾问,理由是:中国不肯听取苏联专家的意见,粗暴对待,我们无法再忍耐下去了。
同时,苏联还单方面撕毁12个协定,终止了343项专项合同和257个科学技术合作项目,并要中国归还在朝鲜战争期间,购买苏联武器装备欠下的350亿元债务。
苏联专家撤离中国时,带走了所有重要的图纸资料,还撂下一句话:「离开我们,估计你们20年也造不出原子弹。
尽管专家临走时,因为匆忙而掉下了一点碎纸片,上面有像眉毛形状的弧线和数字,领导要邓稼先整理,经过拼凑和分析,合成了一些以为可能有用的材料。
后来才发现,这些内容完全没用……奇迹是不会发生的。
此外,苏联援建的9个项目被迫停工,全成了烂尾工程;有些即将建成的项目,也因为缺少配套的图纸资料,推迟了建成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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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8日,毛泽东在北戴河中央工作会议上讲道:
苏联人民过去十年中在建设上曾经给了我们援助,我们不要忘记这一点。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刘杰找到了邓稼先,沉声说:「今后一切只能靠我们自己干了。」
其实理论部的同志已经是靠自己干了,邓稼先早就对苏联援助不抱有什么幻想。
屋漏偏逢连夜雨,苏联全面撕毁合约的时间,正迎上三年灾荒,赤地千里,颗粒无收。
尽管那个年代,人们热情高涨,干劲十足,但许多参加昼夜攻关的科技人员,都患上了浮肿病,腿上一摁一个坑。
仅核武器研究所,就有差不多一半人得了浮肿病,还有不少人肝功能指标不正常。
副所长彭桓武也患了浮肿病,他双脚肿得老粗,连布鞋都穿不进去,只好把鞋子提在手里光着脚走路,钱三强见了心里很难过。
是没有一个人喊苦,但情况真的非常严峻。
毛泽东听了汇报后,决心不吃肉了,中央领导人全部戒荤。
周恩来心里压着一块石头,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他再三叮嘱主管的负责同志,有再大困难,也要想方设法让科学家、工程技术人员吃饱,不能让他们饿着肚子搞原子弹,并且特别叮嘱二机部的领导:要各单位注意劳逸结合,不能靠突击。
住在医院治病的聂荣臻,想出一个临时应急主意,以元帅身份向军队求援募捐。
我以革命的名义向大家募捐,请求你们立即搞一点粮食和副食品支援我们的试验基地吧,我们的科技人员太辛苦了,他们能不能活下来,是关系到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他请求海军调些鱼和海带,各军区则调些猪、羊、牛肉,沈阳军区支援些黄豆、食油、水果来支援科学家,并再三表示:要照顾好科学家,不能让他们的身体垮了。
陈毅也发起号召:「科学家是我们的宝贝,要爱护。我这个外交部长腰杆子硬,也要靠他们。我们不吃,也要保障他们的起码生活。
全国人民勒紧裤腰带,四面八方支援科学技术人才。
各路支援物资运到后,聂荣臻发出指示:「募捐来的东西,要以党中央的名义,分配给每个专家和技术人员,行政人员一律不分。」
有时候开完会,周恩来特意留下科学家们一起吃饭,并吩咐做了一大盆肉丸子炖白菜豆腐,外加几碟咸菜和烧饼、馒头,不停地动员大家吃:「这样的饭菜,既经济,有热量,营养又好,大家要多吃一点啊。」
或者干脆召集近一千名科研人员去宴会厅开会,而会议主题只有一个,吃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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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年灾荒中,周总理一方面忙于其他国务,一方面还要抓国防尖端科学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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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人民大会堂的工作人员见总理又在饿饭,就用茶杯盛上玉米粥送到总理座前的茶几上。
总理一边当茶喝,一边倾听大家发言。会后还剩小半杯玉米粥,他不让倒掉,带上车去,又赶往下一个工作地点。
每一个科研人员都充满热情干劲,没有多少灰心丧气,更没有消极沉闷,他们身形憔悴,眼里仿佛透着光,仿佛有一种力量可以凝聚人心、顽强攻关。
就是在这么一个艰难形势下,我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研制工作屡出奇迹。
从1960年开始,邓稼先领着年轻人分三个组突击,进行大量计算。
有时要精确计算某个数值,需要日夜三班倒不停地算,而算完的纸带子和计算机的穿孔带子,一捆捆地放入麻包中,从地板堆到天花板,可以堆满一屋子。
为什么如此艰难,主要还是计算工具太过落后了……
他们一般用的是手摇计算器,算乘法正着摇,算除法就倒着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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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摇计算器
当时我国最高级的计算机,是每秒1万次的104机,数量极少,各单位都要排队使用。
邓稼先只能在计算所算最重要的部分,然后剩余的其它运算,都用简陋的机子来完成,甚至是动用算盘,忍受反复失败和折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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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公式大家白天推不出来,晚上邓稼先回家,第二天早晨就拿出了结果。因为他回家后一般都不休息,即便在床上躺着,也是盯着天花板在那心算。
到1960年春天,邓稼先遇到了一个大难题。
他们需要获得一个制造原子弹中的关键参数,之前苏联专家随口告诉了一个数值,等他们自己验算时,才发现数值完全对不上。
重复验算,是一个极其费时费精力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依赖任何灵感迸发,纯粹用人力来填,有的只是痛苦麻木。他们每算一遍都有几万个网点,每个网点要算7一8个参数,每个参数要解五六个方程式,有时还需要进行替代。
宋任穷部长看着都有点担心,不断鼓励他们:「你们干得不错,没有被困难吓倒。」
整整一年时间,邓稼先领着一批人,从头到尾先后经过了9遍计算,最后才得出了正确数据。
华罗庚把他们所计算的问题称为:「集世界数学难题之大成。
最终,邓稼先成功勾出了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的轮廓。
最特别的地方是使用铀235做核材料,同时采用内爆方式,与其他四个核大国走上完全不同的路径。
到了1960年底,原子弹研制已经进入决战阶段,需要有更多专家参与进来。
有从苏联归来的王淦昌,他曾作为中国代表,在苏联原子核研究所当副所长,从事基本粒子研究。他知道国家在还苏联的债,于是在回国前一天,将节省下来的5万卢布(价值15万美元)交给驻苏大使,说:「我愿为祖国还债。
有赴英留学,并且师从马克思·玻恩(量子力学奠基人)的彭桓武,曾受命参与建设中国原子能反应堆工程,在得知钱三强的征询意见时,语气很坚定:「三强,这件事总要有人来做,国家需要我,我去。」也曾有人问他为什么回国,他的回答是:「回国不需要理由,不回国才需要理由。
有在美国康奈尔大学当教授的郭永怀,在接触机密资料,被问询「如果发生战争,是否愿意为美国服兵役」时,他的回复是一个「不」字。到1956年,他和夫人冲破阻挠回国,担任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副所长,和钱学森并肩作战。
有在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就职的程开甲,同样师从著名科学家马克斯·波恩,在回国的行囊中,除了给爱人买的一件皮大衣外,全是宝贵的物理学书籍和资料,他心里认定:这些,都是祖国最需要的。
王淦昌主管核武器爆轰物理研究;
彭桓武主管核武器的理论研究;
郭永怀主管核武器研制的实验和武器化工作;
程开甲主管状态方程及爆轰物理的理论研究。
这四个人,就如邓稼先一般,从此走进了一个陌生领域,名字成为绝密,消失在大众眼里。
陈能宽,金属物理学家,1947年赴美国耶鲁大学物理冶金系留学,获得博士学位。1955年回国,任中国科学院应用物理研究所研究员。
陈能宽的夫人回忆道:
那是1960年的夏季,有一天能宽从单位回来,吞吞吐吐地对我说:「我要走了,要走很长时间。」
我感到很奇怪,平时他说话不这样躲躲闪闪的。他沉吟片刻后,又字斟句酌地说:「如果组织上让我去一个你找不到,我也不能跟你联系的地方工作,你会理解吗?」
那时候,我们的组织纪律观念都很强,他不说,我也不再深问,只是说:「如果是组织需要,我没有意见。」
话是这样说,但泪水还是忍不住流了下来。
后来我才知道,他是去搞原子弹了。
那里条件十分简陋,荒滩上只有几幢干打垒平房。
来自全国调集的200多名高、中级科学技术人员到核武器研究所工作,他们在这片土地紧张地开挖地沟,埋电缆,架设电线,一刻都不能停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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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要赶在冬季到来之前做好新一轮爆轰物理实验准备。
当时生活极为艰苦,大家饿得狠,也没野菜来煮汤充饥,组里不少人饿坏了胃,往往在做关键性实验时胃痛发作。
王淦昌这样勉励组员:「饥荒岁月,都饿呵,只要饿不倒就要坚持干,不干就没出路。
1961年1月,肯尼迪上台。
也从这一年开始,美国密切关注中国的原子弹研制进度。
美国情报部门还发射了许多间谍卫星,并且携带改进的高分辨率照相机,带有充足胶片,得到了国内的许多清晰照片。
当时中央获悉,美国会采用手段破坏兰州的核燃料工厂,便准备了两个对策,一个是从兰州拆迁到西南山岳地带;另一个是加速兰州厂建设,争取尽快生产铀燃料,即使被炸毁,也能得到足够的核燃料。
中央采取了后一对策。
当时大家都很谨慎,那年,有一种外号叫「黑寡妇」的美制高空侦察机,飞行高度2.2万米,可以无所顾忌、长驱直入中国腹地罗布泊,具有打击核基地的能力。
只有苏联产的「萨姆2」导弹才能打中黑寡妇,但当时中苏已经交恶,所以中国只能加快自制导弹的工作进程。
这个重任交给了钱学森。
1963年初,位于青海金银滩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基本建成。
二机部党组决定,从3月起,核武器研究所科研人员,从北京陆续迁往位于青海的核武器研制基地,为了适应大规模的试验要求。
金银滩海拔3200余米,属于高寒缺氧地区,平均气温在零下4度,最低气温可达零下30度。
由于当时要抢建科研设施和生产线,最后才轮到宿舍等生活设施,不少科研人员去后,还得住在简易的坯房和军用大帐篷里,条件十分艰苦。
张爱萍知道那里环境艰苦,便作了10分钟的动员报告,激情澎湃,充满感染力:
大西北,我去过。那里一片茫茫,人迹罕至。这个地方苦不苦?当然苦!因此,有些同志怕去了不适应,影响研制原子弹,这也是很自然的,可以理解。不过,也绝对不是像王维所说的「西出阳关无故人」,连一个人也见不到,根本不是那么一回事!
1958年,解放军工程兵部队就已经进驻那里,建设核试验基地了!他们正等着你们,准备欢迎你们呢!他们已经为你们建了宿舍和实验室,你们现在去的生活条件,要比他们去的时候好多了!
我会和你们一起去西北,我打前站。我向你们表示:我愿当你们的服务员,做好你们的后勤保障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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确实,解放军工程兵初到戈壁滩时,条件更为艰苦,就连李觉将军都只能住地窝棚,用黑毛毡盖顶,用土木围墙,还没有暖气。
甚至很多士兵喝「蚊子水」,因为时间长了就会堆积很多蚊子,在杯里有厚厚的一层,如果把蚊子都捞出来,水也就所剩无几了。
经过了三四年建设,工程兵部队大大改善了高原的居住环境,终于在荒凉地带建起了一座新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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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人多,楼房不够分配,李觉带领机关行政干部住进了地窝棚,让科技人员住进暖楼,着实让人敬佩。
此时国际上又发生一场大变故。
1963年7月25日,美苏英三国签署《部分禁止核试验条约》,这个条约全面禁止在大气层、外层空间和水下进行一切核武器试验。
同年10月,联合国通过该条约。
这个条约的真实意图显而易见。
条约公布后,周恩来对毛泽东说:「赫鲁晓夫公开讲,必须对富有野心的中国施加压力,让中国遵守条约规定,并且采取措施,从各种渠道阻止中国得到一切有关核武器的技术。」
周恩来又说:「主席,这个条约不包括禁止地下核试验。也就是说,美、苏、英三国,可以继续通过地下核试验发展核武器,而中国要进行一般性核试验的权利被剥夺了。
毛泽东问:「我们搞原子弹,能搞地下核试验吗?」
周恩来摇头:「目前条件下,中国还不能进行地下核试验,我们第一次核试验只能在大气层进行。」
毛泽东有点生气:「欺人太甚!三家条约,想让我们停下来,没那么容易!我们要发表声明,揭露这个条约的歧视性。原子弹哪怕100年也要造出来,有什么办法?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说话不算数!
1963年11月,美国和苏联已经做出作战部署,一同对核试验基地罗布泊进行核打击,试图将实验设备和人员全部抹去。
美国甚至在冲绳部署了多枚战略导弹,作战半径覆盖中国大部分区域,包括北京,上海,西安,香港等大部分重点城市,苏联对此保持默认。
局势十分紧张。
直到有一件事,彻底打乱了美国布局。
1963年11月22日,美国总统肯尼迪在德克萨斯州遇刺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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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3年12月24日,聚合爆轰试验进入倒计时。
王淦昌、朱光亚、彭桓武、郭永怀、邓稼先、周光召等人早早来到了实验场。
一切准备完毕,全体人员进入掩体,陈能宽下达了「起爆」命令。
顿时火光冲天,巨大的火球翻滚着,示波器上闪出了蓝色光亮。
40分钟后,测试底片被冲洗出来:向心爆轰波理想,点火装置点火成功。
这标志着原子弹研制有了重大突破,只要装上核部件,我国第一颗原子弹就能进行总装,距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仅一步之遥。
亲临试验场的张爱萍兴奋之余,直接赋诗一首:
祁连雪峰耸入云,草原儿女多奇能。
炼丹修道沥肝胆,应时而出惊世闻。
到1964年春天,托举原子弹的百米铁塔在罗布泊建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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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8月初 ,青海金银滩,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开始总装。
装配开始前,张爱萍看望了全体装配人员,语气感慨:「你们来自五湖四海,为了一个共同目标,第一颗原子弹!现在,你们要像父母爱护婴儿那样爱护它呀!
现场总指挥吴际霖一声令下:「总装,开始!」
装配人员走向各自岗位,紧张有序地开始对原子弹进行总装。
原子弹总装进行了3天时间,当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总装完毕时,在场所有人都流下了热泪。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即将横空出世。
1964年9月,美国中央情报局经过分析,向白宫报告:根据新拍摄的太空照片,有充分理由认为,中国西部一个可疑的设施,是一个能在两个月内投入使用的核试验基地。
美国国防部设想了四种打击中国核设施的方式:
一、由美国进行空中打击;
二、由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政府派战机空袭;
三、在中国内部雇用特工进行破坏;
四、空投蒋介石政府的行动小组进行攻击。
他们认为:动用外科手术来摧毁中国的核工厂,并且使人看来像是发生了一次原子事故,在技术上是可能的。
美国《星期六晚邮报》发表文章:「总统和他的核心顾问们,原则上都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阻止中国成为一个核国家,让中国共产党在核方面绝育。
总指挥张爱萍回忆道:
在1964年8、9月间,夜间常在空中看到卫星经过试验场区上空进行空间侦察。这些情况,总理是直接电话告我注意尽可能隐蔽,我也常接电话报总理,报告试验现场的一切情况。
他向中央专委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早试,定于10月至11月之间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二是晚试,推迟到1965年开春以后进行核试验。
周恩来最后表态:
最近一段时间,对我国动手的迹象很多,他们对我们情况大体是掌握的,不论是真是假,我们都要做好充分准备。
我们如果现在进行核试验,美国可能来轰炸,但不管它怎样轰炸,我们都得试验。赫鲁晓夫说我们搞不出来,美国人也说我们不行,我们搞出来就是为了打破核垄断。
即使遭到帝国主义的破坏,也在所不惜。至于试验的具体时间,还要仔细研究。
会后,周恩来立即面见毛泽东,将早试和晚试两种方案作了汇报。
毛泽东思索良久,说道:
你们想得很细,有道理呀。帝国主义不希望我们搞成原子弹,修正主义也不希望我们搞响。他们怕嘛,以后中国就更不好欺负了……要我看,原子弹是吓唬人的,不一定用。但既然是吓唬人的,就早响嘛!
于是,中央最终决定早试,并按10月份早试的方案进行。
周恩来还下达指示:为了确保核试验场与北京之间的联络保密,应规定出一些暗语和密码来,今晚就制定出来。
在张爱萍的主持下,有关人员立即着手编制暗语:
首次核试验的原子弹是圆形,将原子弹取名为「邱小姐」;
装原子弹的平台叫「梳妆台」;
连接火工品的电缆像头发一样长,叫「梳辫子」;
原子弹装配为「穿衣」,原子弹装配车间,密码为「住下房」;
吊到塔架上的工作平台为「住上房」;
气象密码为「血压」;起爆时间为「零时」。
一切都在顺利进行。
1964年9月29日,原子弹从青海金银滩起运。
朱光亚通过专线向北京报告:「邱小姐已上轿。
路程终点是新疆罗布泊,放在一个测试塔上引爆,塔楼高102米。
原子弹分两部分装运,大部分部件由专列火车运抵乌鲁木齐,享受国家最高元首的警卫规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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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关键的两个部件——铀球和点火中子源,由另一专列运至西宁后,再由改装的伊尔14运输机,运往核试验基地。
10月4日,原子弹运抵核试验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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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8日,原子弹装配完毕,由装配间工房吊出,运往铁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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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萍向北京报告:「邱小姐已经坐在梳妆台前。
10月16日15时,被定为核爆「零时」,得到了周总理批准。
16日凌晨6时30分, 开始给原子弹插接雷管,张爱萍再次向北京报告:「邱小姐开始梳辫子。
16日10时30分,首次核试验进入清场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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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萍、李觉、王淦昌、邓稼先、彭桓武、郭永怀等人,都进入了距离铁塔60公里处的指挥所里。
大家的心情很紧张,当时有不少人问邓稼先有把握没有,邓稼先是笑着,不回答,只是一个劲地吸烟。
当被问得实在躲不过去了,他才挤出一句话:反正能想到的问题全想到了。
16日14时40分,张爱萍发射指令:「K1指令已经发出。」
当时大家的表情异常严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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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壹
主控站人员按下了电钮,10秒钟后,系统进入自动状态,倒计时从10到0顺序跳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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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在数千里外,首都北京,周恩来和聂荣臻一起,手执电话认真听着。
他们只听罗布泊试验基地传来的报告,以及开始倒数的声音:
10,9,8,7,6,5……
这10秒钟里,大家陷入很可怕的寂静,笔直坐在地上,一声不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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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时」一过,强光闪亮,天地轰鸣,巨大的蘑菇云翻滚而起,直上蓝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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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子弹的冲击威力,扬起无数沙尘,直接点燃了汽车飞机,将房屋轻易摧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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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时间,所有在场的人都毫无反应,许多人张着嘴,先后从愣神中醒过来。
多数人一直到烟云形成蘑菇状火球时,才突然欢呼雀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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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举起双手,斜着身子顺势倒在沙坡上,用两脚乱蹬沙石,仿佛任何鼓掌和雀跃都无法泄出胸中的亢奋。
他们跳着跳着眼泪全都流出来,互相拥抱在一起,把帽子抛向天空。
邓稼先什么话都说不出来,只想痛哭一场。
六年煎熬,都随着原子弹的烟云一块升上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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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爱萍拿起专线电话,连接着几千里之外,声音有些颤抖:「报告总理,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
周总理冷静问:「怎么证明是核爆炸?」
这时防化兵已经测得了地面的放射性沾染数据,确认了首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张爱萍再次向周恩来报告:「根据多方面证实,确实是原子弹爆炸,很理想,很成功!」
周总理在电话里也很激动:「我代表党中央、毛主席向你们致以热烈的祝贺,我立刻到人民大会堂去!
当毛泽东听到这一报告后,更为严谨:「是不是真的核爆炸?要继续查清楚,最好让外国人先报道,我们再发表。」
沉浸在喜悦中的工作人员问聂荣臻:「原子弹爆炸成功了,为什么不早点公布消息呢?」
聂荣臻笑着说:「刚才与总理通了电话,总理说,毛主席指示,我们先不忙公布,要等外电报道证实以后再公布。」
这天晚上,核试验基地举行庆祝宴会,一群科学家开怀畅饮。
李旭阁回忆:
到晚上开庆祝酒会时,大家敬酒喝酒啊,兴奋得很。连平时不大喝酒的朱光亚也喝得步履蹒跚,走路都让人扶着。朱光亚看了后说,他那不是光喝酒喝的,他一天没吃饭,没睡好,累的,所以他让邓稼先扶着他走。
反正当时大家都很兴奋,在那儿玩啊闹啊,拿碗大口喝酒。大家都很高兴啊,久久郁积在心中的盼望、紧张、辛劳,随着596核爆炸成功,一下子释放出来了,都轻松了。
朱光亚后来说,那一天,他平生第一次喝醉了。
当天傍晚,周恩来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的全体演职人员。
谁也没料到,周恩来满面笑容地向全体人员说:「今天下午3时,我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一次核试验!
这一消息太过震惊,以至于在场的三千多文艺工作者先惊愕,接着便是欢呼,使劲地跺地板。无论周恩来怎么示意大家安静,欢呼声都没有消停。
当晚,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连续播放了《新闻公报》,《人民日报》也印发了号外,北京街头大家疯了一般地抢阅号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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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约翰逊在声明中表示:「中国原子弹只是一个粗糙拙劣的装置。
几天后,他们不得不改变这种说法。
根据云尘的分析检测,他们确认中国爆炸的第一颗原子弹使用的是铀235,表明中国有大工厂生产浓缩铀235,很快就能制成核武器,而且采用先进的內爆型,在设计上更加完善,威力也更大。
朱光亚在给上级部门的报告中写道:「连美国原子能科学家也不得不承认,我国这次核试验已超过了美、英、法初期核试验的水平。
美国总统约翰逊询问,世界各地人们都说些什么?
美国情报局局长卡尔·罗温表示,斯堪的那维亚半岛的那些国家,表态说应该接受中国参加联合国。
10月18日晚,约翰逊在全国电视演讲中说:「中国的原子弹并不使我们惊奇,从单次核试验,到有效的核武器系统,要经过一条漫长的道路。而我们美国的力量是压倒一切的,我们将保持这种优势。
香港《新晚报》,以《石破天惊是此声》为标题,说:「这是几千年来中国人最值得自豪的一天,1964年10月16日这几个字应该用金字记载在中国的历史上!」
香港《晨报》则以《中国人的光荣》为题,说得更加干脆痛快:「中国之月亮原来也是圆的。」
法新社巴黎10月17日电,内容是:
中国在15日和16日扔出了两颗影响世界平衡的炸弹,一颗是15日让赫鲁晓夫下台,一颗是16日的原子弹爆炸。
这颗炸弹是心理武器,而不是军事武器,它使中国获得了一个核武器国家的形象,在亚洲增加了威信。亚洲那些依附它的人会更加依附它,那些害怕它的人,例如南越人、泰国人,将更加害怕它。
原子弹试爆成功后,中国郑重建议召开世界各国首脑会议,讨论全面禁止和销毁核武器问题。
也从这一天开始,中国有了在桌子前谈判的资格。
拾贰
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是在102米高的铁塔顶部引爆的,也因此,外媒嘲笑中国的原子弹是「无枪的子弹」。
钱学森着力去解决「枪」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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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用的「枪」是导弹,也就是原子弹+导弹=核导弹,射程远,命中率高,足以震慑敌人。
但是研发导弹的过程并不顺利。
1962年3月21日,「东风二号」导弹在酒泉发射,随后失去了控制,坠落在六百米远的地方,发生剧烈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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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场所有人目瞪口呆,谁都没有经历过这样巨大的事故。这次导弹的失败,给中国年轻的导弹研制团队泼了一盆冷水。
钱学森急忙赶到酒泉基地,虽然承受了很大压力,仍然镇定地给大家打气:「同志们,不就是摔下来一个东风二号吗?
钱学森带领大家在基地附近收集「东风二号」导弹的残骸碎片,一脸严肃,仔细分析「东风二号」失败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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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失败,让他提出一个极为重要的原则:「把一切事故消灭在地面上,导弹不能带着疑点上天!
这一原则,后来成了中国火箭、导弹研制不可动摇的原则,沿用至今。
改进后的「东方二号」导弹,再也没有出现事故,成功发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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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周密部署,经中央批准,中国首枚核导弹在1966年10月择机发射。
核导弹如果失误,后果会相当严重,周恩来主持会议,下达了命令:「这次热试只许成功,不许失败,要周到细致,做到万无一失!
10月27日9时,载有核弹的「东风二号」点火升空,到达了894公里外的靶心上空,成功爆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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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此,中国的核武器不仅有弹,而且有了一支能够射向地球任何一个角落的「枪」。
翌日,钱学森的大名出现在美国《纽约时报》上,报道中这样写及他:一位15年中在美国接受教育、培养、鼓励并成为科学名流的人,负责了这项试验,这是对冷战历史的嘲弄。
马不停蹄,氢弹也提上了日程。
实际上,早在1961年,钱三强就找到了于敏,将研制氢弹的重任交给他。
于敏后来回忆:「钱三强先生这次谈话,改变了我的一生。
氢弹的威力比原子弹大得多,而且点燃氢弹,必须要用到原子弹。这就是为什么必须先造出原子弹,才可能有氢弹的缘故。
周恩来在会议上说:「当我们没有原子弹时,有人笑话我们20年也造不出来。现在,他们又说我们有了原子弹不算什么,离有氢弹、洲际导弹还很遥远。这话没错。但我们呢,就得要争这口气。
不久之后,毛泽东指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要快。」
于是,邓稼先领导理论部的科学家们夜以继日地工作,摸索氢弹理论设计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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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研究热核燃烧现象和规律,电子计算机是必不可少的研究工具。
那时,我国只有一台104电子管电子计算机,就是靠着这个小机器,每周十几个小时,于敏和全组科研人员耗费四年时间,才将氢弹理论涉及趋于完善。
外国人称之为「邓一于理论方案」。
1967年6月17日,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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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火球的威力,让400米处的钢板熔化,水泥构件的表面变为玻璃体,14公里外的砖房被吹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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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氢弹爆炸威力为300万吨TNT当量,聂荣臻得知后高兴地说:「够了,够了。」
人民拿着「号外」,在田野里大声朗读,满是喜悦和激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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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这时,距离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仅仅两年零八个月,美国用了七年零三个月,苏联用了四年,英国是五年零两个月。
法国戴高乐总统,直接把原子能总署的官员叫到办公室,质问法国的氢弹为什么迟迟搞不出来,让中国抢在前面了。
在场的人沉默了,因为谁也说不清楚中国这样超常的原因。
7月7日,毛主席在接见军训会议代表时说:「两年零八个月搞出氢弹,我们的发展速度超过了美国、苏联和英国,现在居世界第四位。我们搞原子弹、氢弹有很大成绩,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应发给他一个1吨重的勋章。
同年,钱学森研制的「红旗二号」地对空导弹成型,开始装备部队,生产了12000枚。
1967年9月8日上午,一架「黑寡妇」进入浙江嘉兴地区侦察,直接被「红旗二号」击落。
此后,「黑寡妇」不敢再光顾中国大陆。
中国的领空终于安静了。
拾叁
氢弹试验成功后,地下核试验成为中国要攻克的下一个目标。
经过两年努力,也就是1969年9月15日,第一次地下核试验的各项工作准备就绪。
工程兵开始进行回填、封堵坑道。
这一天,周恩来三次打来电话,询问有关情况,并问道:「一周时间的回填,能不能再提前一些?
当时,大家都以为总理在督促工作,但据后来史料披露:
1969年8月20日晚,苏联驻美国大使多勃雷宁,紧急约见美国国务卿基辛格,告知苏联准备对中国的战略目标展开核打击,奉命征求美国的意见。
基辛格十分震惊:「不是开玩笑吧?这个计划太可怕了,大使阁下。」
多勃雷宁告诉基辛格,这是他刚接到的苏联最高领导人勃列日涅夫的指示。
基辛格沉默了很久,说:「我本人现在对此无可奉告,但请大使相信,我会立即报告总统。」
美国总统尼克松得知后,立即召开会议,明确回绝了苏联,并且想办法告知中国。
因为在当时西方国家眼里,中国已经不是最大的威胁,甚至需要拉拢中国一起对抗苏联。
8月28日,美国《华盛顿明星报》刊登了一则消息,标题十分醒目:苏联欲对红色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报道中说:「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导弹,携带几百万吨级的核弹头,对中国酒泉导弹基地、罗布泊核基地,以及北京、长春等重要战略目标发动外科手术式的核袭击。
陈毅、叶剑英、徐向前等人判断,如果苏联动手,时间很可能在国庆节,为以防万一,应取消国庆节群众集会,国家领导人也不要在天安门城楼亮相。
毛泽东听后淡淡一笑:「原子弹很厉害,但鄙人不怕。苏联要扔原子弹,那位尼克松总统很紧张呀,我可不紧张。国庆节不搞集会,就是让人家笑我们有点怕嘛。我还是要上天安门。」
毛泽东又说:「他们让我们紧张,我们可不可以也放它两颗?吓唬一下他们嘛。
于是,在9月23日,我国首次地下核试验取得成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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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周后,也就是9月29日,在罗布泊核试验场又成功进行了一次氢弹空爆试验。
两次核试验后,中国像什么事都没发生一样,保持着沉默。
美联社为此发表评论说:
中共最近秘密进行两次核试验,其反常做法,都充分表明,他们在这一时刻进行核试验,并非为了得到某种成果,而很可能是临战前的一种演习和检测……
10月1日,毛泽东等国家领导人登上天安门城楼,兴致勃勃地检阅了游行队伍。
一切都风平浪静。
最终,苏联没敢对中国实施核打击,一场核危机随之消散。
到了1970年4月,载着「东方红一号」卫星和「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的专列,秘密抵达酒泉卫星发射场。
孙家栋担任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设计,他对这颗「政治卫星」的设想是:「上得去、抓得住、看得见、听得到。」
他回忆说:「那个时候老百姓只有收音机,这个频率短波听不见。后来想了个办法,就是由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给转播一下。但是听什么呢?光听嘀嘀嗒嗒的工程信号,老百姓听不懂。最终,我们决定了放《东方红》乐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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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高度2384公里,用20.009兆周的频率播送《东方红》乐曲。
毛泽东、周恩来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了钱学森、任新民、孙家栋等第一颗卫星工程研制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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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泽东紧握着钱学森的手,表示祝贺,这时任新民「躲」在后边。
周恩来发现后,说:「任新民同志,请到前边来,不要老往后边躲,你的座位在我这边。」
周恩来向毛泽东介绍任新民:「他就是我们放卫星的人。
毛泽东赞叹:「了不起啊,了不起!
拾肆
两弹一星元勋,在时代浪潮中绽放了无数光芒,也因为岁月流逝,最终落下了帷幕。
晚年,朱光亚的腿脚不方便,散步的时候经常需要人来搀扶。
但他有一个雷打不动的习惯,那就是每当站岗的战士向他敬礼时,他会立即站定,将右手的拐杖换到左手,然后正规地举起右手,给战士还了一个军礼。
而80岁高龄的钱学森,走路同样困难,甚至双腿疼痛,经检查,患了「双侧股骨头无菌性坏死」,不得不坐上轮椅。
接着他又患上「腰椎楔形骨折」,难以久坐,只能卧床静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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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学森夫妇
由于久卧病榻,他的肌肉萎缩,甚至被怀疑得了「老年痴呆症」。
于是,趁着钱学森住院,大夫对他进行老年痴呆测试,问:「100减7是多少?」
钱学森不假思索:「93。」
大夫继续问:「93减7是多少?」
钱学森迟疑了一下:「86。」
大夫再问:「86再减7呢?」
这时,钱学森知道大夫在怀疑他的思维能力,竟然拿测试小学生数学水平的题目,顿时脸露愠色,大声呵斥:「你知道你问的是谁?我是大科学家钱学森!
一生谦逊的钱学森,从来不会把自己当成大科学家,这一次是被激怒了。
负责测试的大夫先是一怔,然后忍俊不禁,如此便清楚表明,钱学森没有老年痴呆。
同样看不出是大科学家的还有钱三强。
他比普通人还要普通。
这是中国科学院机关许多老人回忆钱三强时的感慨。
钱三强的住房,是50年代初建成的三层专家楼,由于年经月久,十分破旧,而且屋内采光不好,暖气管也老化,冬天供热不足,多数情况下,钱三强都要穿着棉衣看书写东西。
1985年,在许多人劝说下,他才花钱在卧室装了一台窗式空调,但全年开不了几次。
他说:「电力供应本来紧缺,开空调既浪费能源,还可能影响别人正常用电。
事实上,在80年代中期,科学院专门建了几栋新楼供老科学家居住,只是钱三强夫妻执意不搬进新房,甚至想出了一个不成立的拒迁理由,说新楼离图书馆远,不方便。
在工作时,他每天乘公共汽车上下班,风雨无阻。冬天刮风下雪,就身穿长棉袄,腰间系条围巾,头上戴一顶遮耳朵的棉帽,每天往返于中关村和三里河。
在家里,钱三强和何泽慧过着普通人生活,自己洗衣服,自己做饭,自己排队买菜;衣服破了自己补,补了再穿,舍不得扔掉,他们常说:「笑破不笑补嘛,穿补丁衣服不丢人。
因为两人平时穿戴普通,说话又不摆谱,经常被世俗眼光误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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钱三强夫妇
有一年冬天,他们一起到西单菜市场买菜,正选购冬笋时,被女售货员用不屑的口气指责:「老太太,这是冬笋,很贵的!你要看清楚价钱,不要看错了小数点啊。」
最让人扼腕痛惜的,是邓稼先。
1964年10月,原子弹爆炸后,邓稼先没有停下过步伐,组织了几十次核弹试验,仿佛永不疲劳。
他经常出入车间,在相当长时间里,几乎天天接触放射物质,干这一行的人只把这种事叫作「吃剂量」。
在20世纪70年代末一次核试验中,事故还是发生了。
当时飞机空投时,降落伞没有打开,导致核弹从高空直接摔到地上,变成了哑弹。
指挥部立即派出一百多名防化兵到出事地点寻找,但始终没发现核弹痕迹。
邓稼先决定亲自去找,被陈彬将军阻挡:「老邓,你不能去,你的命比我的值钱。」
邓稼先想的是:「这事我不去谁去?」
到了事故区边缘,他从汽车下来,并且大声阻拦一行人:「你们站住!你们进去也没有用,没有必要!
如果把这句话完整说出来,应该是「没有必要白白做出牺牲」,而邓稼先认为自己是有必要的。
这位五十多岁的核科学家,向着危险地区冲上去,把钚对人体的伤害忘得一千二净。
他弯着腰一步步地走在戈壁滩上,四处扫视,边走边找。
终于,碎弹被找到了。
那一刻,他却用双手捧起了剧毒的碎弹片。
观察了一番后他才放心,最担心的后果没有出现。
随后,他拖着疲惫步伐向吉普车走去,见到赵副部长的第一句话是「平安无事」。
邓稼先这一辈子,从来没有主动邀请别人合影,可这一次,他邀请赵敬璞一同合影留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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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邓稼先,右赵敬璞
他显然预感到了什么。
几天后,邓稼先回到北京住进医院做检查。
没有任何悬念,检查结果表明,他的尿液里有很强的放射性,白血胞内染色体已经呈粉末状,白血胞功能极差,肝脏受损。
一位医生说了实话:他几乎所有的化验指标都是不正常的。
邓稼先没有听从妻子的劝说去疗养院,仍醉心于新一代核武器的研究。
自从那次吃了特大剂量后,他的身体有了明显变化。
1980年以后,他衰老得更快,头直接发白,感觉到身体越来越不行,思维变得迟钝,在工作重担下越加疲惫。
有一次,他和许鹿希到颐和园,准备看菊花展览,但他们赶去时,展览已经关门了。
园内,此时的晚霞斜挂西山,他们一同漫步在后山小路上,步子逐渐慢了下来。
还没走到最高处,邓稼先觉得有些累了,选了一块比较干净的大石头坐下来。斜阳余晖下,万寿山此时格外安静。
邓稼先漫不经意地浏览着湖光山色。
忽然,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多恬淡、多悠闲,要能老是过这样的生活,该多好啊。
拾伍
1985年7月31日,邓稼先回到北京,向张爱萍汇报工作。
张爱萍将军发现他气色不好,便问:「你怎么瘦了?气色也不好,身上有哪里不舒服吗?
随后,他亲自给301医院的院长打电话,要求安排医生接诊,并派汽车送邓稼先去医院。
医生查完后,认为是恶性肿瘤,生气地问邓稼先:「你早干什么了?家属来了没有?」
「我请两个小时假来看病,只有警卫员来了。」
「你今天不能走了。」
邓稼先急忙告诉医生,他在开一个很重要的会议,不能住院。
医生没有丝毫商量的余地,认真对他说:「这里不是会议室,这是医院。」
他立即意识到疾病的严重性。
六天后,活体取材检查手术做完,张爱萍急忙问医生:「活体检查怎么样?癌是不是扩散了?」
「这个,按常规要在一周之后才能知道结果。」
张将军急了,他说我就坐在这里等着,你们尽快拿出化验结果。半小时后,冰冻切片的结果来了,确诊邓稼先患的是直肠癌。
四天后,即1985年8月10日,邓稼先做了大手术,清扫癌瘤所侵犯的地方。
5个小时,手术结束,病理诊断是:「肿瘤的病理性质是恶性程度较大的低分化、浸润性腺癌,直肠旁林巴结个,全部有癌转移…癌症属中期偏晚,已有淋巴结及周围组织转移。预后不良。
医生把从邓稼先身上切除的一段肠子端给他们,许鹿希用手按了按,淋巴变硬,已经到了晚期。
手术结束,邓稼先在病床上静卧。
一段时间化疗后,因为白血胞数目太低,必须中断治疗,医生同意他回家休养两三个月。
邓稼先已经猜到,估计自己的生命期限只有几个月了。
这时他反而更加清醒,自己必须抢时间,把几件重要的事情做完。
他依然关心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发展。
当时的国际环境是,欧美几个核大国已经接近理论极限,达到了实验室模拟地步,也就是无需再做核爆,并且他们想用核禁试来封住别国,保住自己的核强国地位。
邓稼先敏锐意识到,如果中国不能抢在这个时间内完成既定发展目标,就会丧失在国际政治、外交中的主动权,会造成多年努力功亏一篑。
出院回家后,他集中全力来干这件事,找来大堆英文、俄文、法文、德文杂志、资料和剪报,请来于敏等人,一起研究起草向中央的建议书。
同时,他还关心着九院的工作。
1986年快过春节的时候,邓稼先约了一位同志到家里谈工作。
这位同志刚下公共汽车,竟发现邓稼先从另一个车门下来了,原来他刚从城里的北京图书馆查资料回来。
邓稼先已是晚期癌症患者,身上还挂着一个引流瓶,身为二机部九院院长,62岁的老人,中国核武器研制事业的开拓者,从哪一方面说,他都可以要一辆公车。
许多人不理解他,其实这是邓稼先多年的习惯,他不愿意引人注意,想永远呆在大众之中,这样才自在。
不久他再度住院,开始做化疗,往血管内点滴药水,一次要好几个小时,他只能躺着或坐着,边治疗边看材料。坐在身旁的许鹿希不断给他擦额头虚汗。
他在1986年3月14日给同事的一张条子上写道:「我今天第一次打化疗,打完后人挺不舒服的
3月29日,他又做了一次小手术取活体组织检查,癌细胞转移明显加快,身体越来越差,虚弱得几乎无法挪步。
他不止一次地对许鹿希说:「我那两件事必须做完,那一份建议书和那一本书。」
他不断约同事们到医院讨论,病房变成了会议室,在两次治疗中的空隙,他常常坐在橡皮圈上伏案修改,最后靠着毅力终于改完建议书的稿子。
1986年4月2日,由邓稼先和于敏联合署名,写了一份给中央的核武器发展建议书,这封建议书被实践证明完全正确,为后十年的核武器试验做出巨大贡献。
这件大事了结,他开始干另一件事,那就是写那本预计80万字的大部头书,内容是关于原子核理论工具的群论。
他开了一个很长的书单,让李锦秀医生回基地时,一本本从他的书架上挑拣出来,带到病房里。
但医院有规定,桌上不准摆工作用书,放一本都不行。出于无奈,邓稼先只好把这些资料塞进壁橱和衣柜里,让悬挂着的衣服作为防护墙。
他很细心,知道晚上8点以后护士不怎么进病房,这时就可以写书了。如此偷偷摸摸,有时回想起来他忍不住发笑。
5月16日,邓稼先做了第二次大手术,清扫癌瘤侵犯的部位,但医生的手术刀已经达不到要害之处了,意味着他的生命正快速走向倒计时。
第二次手术以后,他疼痛得越来越厉害,汗流不止,「痛起来像用杀猪刀捅一样。」
友人前来探望,他流着泪说:「老卢,我回不去了。」
「不会的,出了院咱们不干活了,好好玩!」
「你看,我打止疼针,都打成蜂窝了。」说完,他努力翻身。
最后他握着友人的手,放声哭:「我死了以后,你要围着我转一圈。」
疼痛减轻的时候,他常常回忆起别人的长处和功劳,尤其怀念长期共事的牺牲者。
他对别人说:「郭永怀教授死得太早了,要是他在,我们的激光加速器一定会早几年搞出来!钱晋死得很惨,他贡献很大……」
他胸中有许多抱负,一口气说了很多计划:「我对规范场很感兴趣,想把场论的书写出来,还想搞计算机,也很喜欢自由电子激光,能搞成连续可调控的激光器,非常有意思……
他也曾旧地重游。
有一天晚上,他坐车来到三号院,这个曾经一起奋斗过的地方,他心里充满欣慰,但今天他是来告别的,这是最后一眼,楼房形象可能永远要从他的眼前消失。
当他来到天安门广场,看着车水马龙的街道沉默了许久,然后问夫人许鹿希:「鹿希啊,你说再过30年,还会有人记得我们吗?」
后期,邓稼先很少谈工作了。他身体越来越差,虚弱得下床走几步就是一身大汗,日夜都要人陪护照顾。
有天晚上,轮到李医生陪床,因为白天太累,晚间他睡得很死。
半夜过后,一个很重的声音把李医生惊醒。
他翻身爬起来,看见邓稼先摔倒在地上,李医生这时急得怒斥:「你为什么不叫我,为什么啊?你知道我来这里是做什么的吗?」
老邓一声不吭,后来用略带求情的口气说:「我看你睡得太香了,我觉得自己还可以做这点事。
1986年6月,杨振宁到医院看望邓稼先,在和杨振宁合影时,邓稼先嘴角还有一丝没有擦掉的血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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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7日,李鹏副总理来到病房,授予他全国劳模奖章和证书。
邓稼先提前服了加倍的止痛药,吃力表达了他对党和国家的谢意,诚恳地说出他一贯的真实看法:
核武器事业是成千上万人的努力才能取得成功的。我只不过做了一部分应该做的工作,只能做一个代表而已。
7月20日,邓稼先日夜思念的女儿典典,终于在凌晨从美国飞回北京。
父女相见抱头痛哭,两人断断续续回忆了许多往事,一幕幕浮现在眼前。
邓稼先念念不忘的还有一本书,叫《基本粒子物理的规范理论》,但他的病已经很重了,没精力跑书店,便告诉葛孟曾:「你无论如何要帮我把这本书买到。
葛孟曾知道表叔爱书急切,他一有空就到书店打听,始终没买到,每次他带着遗憾心情到医院探望表叔时,心里很忐忑,怕看到表叔的失望神态。
每次他硬着头皮进到病房,表叔总是抱着希望急切问:「那本书买到了吗?」
「书还没有来。」
邓稼先叹了口气。
终于有一天,葛孟曾在书店买到了这本书,欣喜若狂。
他已年届半百,却顾不得疲劳,拼命挤车,想尽快把这个喜悦带给表叔,想看一眼表叔拿到书那一瞬间的满意笑容。
他疾步赶到病房外边,但病房门大开,里面人很多,特别安静,没有说话声。
他心里一沉,知道自己来晚了,站在病房门口,眼泪夺眶而出。
1986年7月29日,邓稼先因为全身大出血而与世长辞。
他的临终遗言是:死而无憾
无憾,是因为他这辈子为我国一代代的核武器研制,鞠躬尽瘁奋斗了一生,哪怕生前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事迹,哪怕生前仍然承受了不少诋毁,但这一刻,他可以安心闭眼了。
这群老人,在最艰难的岁月里,饿着肚子埋头苦干,用鲜血和长满茧子的手,筑起了一道能挡风遮雨的屋檐,让国家不再遭受核讹诈,疆域不再有侦察机侵略,导弹落不到大地,卫星能在宇宙翱翔,火箭可以腾云揽月,让防空洞成为一种摆设,让百姓出门无需提心吊胆。
他们就是为了如此。
为了将来有一天,每个孩子都能生活在和平年代里,不必再成为被敬仰的英雄伟人,可以只当一名普通人,健康平淡地过一辈子,可以从小接触诗歌美术音乐,可以追求属于自己的幸福理想,可以成为一位正直有善心的人,可以有无数选择,可以有无数希望。
这就是老人们,对后辈的一种最高期望。
请永远记住,这群可爱的老人。
参考资料:
赵炜《西花厅岁月》;迪克·威尔逊《周恩来传》;毛泽东《毛泽东选集》
纪录片《两弹元勋邓稼先》《东方巨响》;电影《横空出世》
沈志华《中苏关系史纲》;许鹿希《邓稼先传》;叶永烈《钱学森传》
奚启新《朱光亚传》;郭兆甄《王淦昌传》;王霞《彭桓武传》
王建蒙《孙家栋传》;陈丹、葛能全《钱三强传》;梁东元《原子弹调查》
西德尼·德莱尔《中国制造原子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