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星期五, 8月 19, 2022
思想 嘉文精选 唐山: “清零之父”未竟全功,人类能根除传染病吗?

唐山: “清零之父”未竟全功,人类能根除传染病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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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山 燕京书评 2022-05-30 

作为救助生命者,却成了残害生命者,恰好说明,错误的科学观的可怕。科学不是万能的,它总在不断发展中,而科学主义却把科学当成衡量一切的标准,动辄四处乱贴“不科学”“伪科学”之类标签,可不科学就该被清除吗?艺术、文化、爱、道德等,都不是科学,它们都有存在的理由。科学是正确的,科学主义是错的。作为最优秀的科学家之一,索珀竟然没能过这道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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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巴西塞阿拉的紧急墓地,人们正在埋葬一个因疟疾而死的婴儿。

弗雷德·洛·索珀(Fred Lowe Soper,1893年—1977年)几乎已被医学史遗忘。

在互联网上,只搜Fred L. Soper,所得资料甚少,只有准确拼出似乎不太重要的“Lowe”,才知大略。幸亏南希·莱斯·斯捷潘,在这位科学记者(也是哥伦比亚大学的荣休历史学教授)的著作《战疫:传染病能否根除?》(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20年8月出版)中,其中70%的内容涉及索珀,使这位智慧、勇敢却偏执、强势的人,被中国读者所了解。

斯捷潘本不想写索珀,因为“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他都不是一个英俊的男人”,此外,索珀是争议人物——与其说他是名医,不如说他是专横的管理者。他坚持的Eradication(意为根除,或清零),带有强烈的理想主义色彩。正如《战疫:传染病能否根除?》一书概括的那样:许多历史学家讨厌索珀,但很多专业医生喜欢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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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疫:传染病能否根除?》,作者:(美)南希·莱斯·斯捷潘,生活·读书·新知 三联书店,2020年8月出版。比尔·盖茨曾将本书列入推荐榜单,并称赞:“它可以让您很好地了解根除疾病的努力有多重要,尝试了多少种不同的方法而没有成功,以及我们从失败中学到了多少。”

索珀被认为是上世纪50年代公共卫生领域最成功的实践者之一,赢得多项大奖。他一生与钩虫病、斑疹伤寒、疟疾、黄热病等传染病进行了艰苦斗争。表面上,索珀一直在取得胜利,但事实上,他并未Eradication任何一种疾病——1977年10月26日,全球最后一例天花患者被治愈,经两年核查,天花成为历史上第一个被Eradication的病毒,可索珀未能等到那一天。1977年2月,他在美国堪萨斯州威奇托市去世。

南希·丽思·斯特潘(Nancy Leys Stepan),美国著名科学记者,哥伦比亚大学荣休教授,她的作品在全球公共卫生领域备受关注。代表作有《优生时代:拉丁美洲的种族、性别与国家》等。

人们赞美索珀的勇敢、坚韧、敢担当、组织能力强,以及他对贫穷者的悲悯,称他是“清零之父”;与此同时,人们又抱怨索珀偏执、强势、偏袒铁腕人物,如果没有索珀,滴滴涕(DDT)污染可能会大大减轻,人们不无嘲讽地称索珀是“蚊子杀手”(该称呼来自《纽约客》的一篇报道)。

索珀长期背负着“不会治病,只会灭蚊子”的污名,可对于许多第三世界的孩子们来说,索珀是他们的“救命恩人”,索珀大量使用滴滴涕时,他并不知道,这一让发明者赢得诺贝尔奖的“神药”(早在1873年,德国科学家蔡德勒曾化学合成出滴滴涕,但瑞士化学家缪勒最早发现滴滴涕可杀虫,并赢得1948年诺贝尔医学与生理学奖,缪勒被认为是滴滴涕的发明者),竟如此可怕。

科学不是终极真理,前人误入歧途、后人推翻前人认识本是常态。当一项可能造福人类的新技术出现时,是否应该大力推广呢,还是应人为抑制它的应用?这是无解的两难选择:不大规模应用,可能永远不知道它是否“安全”;可大规模应用后,确认它“不安全”,我们可能已遭受了巨大损失。

人类拥有理性,但拥有的只是“有限理性”。命中注定,失败、挫折、误会、困境将一直陪伴着我们。《战疫:传染病能否根除?》的妙处,就在于呈现出这种选择的艰难。科学之路上,从来不是只有成功者、拯救者,还有遍地炮灰。

虽争议重重,但索珀妻子眼中的丈夫是:“索珀博士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索珀是一个谦虚、勤奋、来自堪萨斯州哈钦森的好人,他喜欢他的工作,坚持不懈,而且总是能笑。”

▌他更像个将军,而不像个医生

1893年12月13日,索珀出生在美国堪萨斯州的哈钦森市,他的的父亲是一名药剂师,母亲是一名教师,索珀是他们的8个孩子中的老三。索珀的兄弟中,很多人是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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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珀被认为是上世纪50年代公共卫生领域最成功的实践者之一,图为他担任泛美卫生局局长时。

1914年,索珀大学毕业,2年后,他拿到胚胎学的硕士学位,1918年,又拿到芝加哥大学拉什医学院的博士文凭,此后加入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国际健康委员会,当时“一战”刚结束,谋职不易,洛克菲勒基金会给出的月薪高达200美元,让人很难拒绝。

上班没多久,索珀就从前辈那里得到了一个重要教训:“与其天天写论文、搞研究,短时间内无法投入实用,不如把已有的研究普及开来,造福大众。”这成了索珀终生的信条。

1920年至1921年期间,索珀被派到巴西东北部工作,调查钩虫病疫情,在那里,索珀首次看到了糟糕的基层医疗条件和防疫管理体系。科学家早就知道钩虫病的发病原理,它通过粪—口传染,和蛔虫差不多,但直到今天,也没找到对付钩虫的特效药。钩虫病可能让患者永远丧失劳动力,最多时,全球感染人口达5.76亿。在当时美洲的一些地区,患病率竟高达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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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九岁的巴西男孩,展示他在洛克菲勒基金会工作人员治疗时,排出的钩虫和绦虫。

没特效药怎么办?只能尽可能隔离传染源,将患者与普通人分开,改造老式厕所,让穷人穿上鞋。这些都是老办法,索珀也没什么新招,但索珀是一个特别负责、事必躬亲的人,经常去一线调查。他发现,一位贫穷的女士在调查时说自己有鞋,可她只有一双鞋,去教堂时才穿。这让索珀坚信:传染病之所以肆虐,关键在执行。如果医生也能像军队那样有权威,就能将传染病清零。

不久,索珀被派到巴西南部,开设四个防疫站。防疫站的工作是将所辖地区分成片,每片配一名检查员,然后对片内居民进行挨家挨户的人口普查。登记人口到一定数量后,检查员告诉居民们何时检查和治疗。钩虫病治疗必须安排在清晨,主要使用土荆芥油和泻药,空腹时效果最好。患者排出的粪便中含有钩虫卵,必须收集、统计和记录,以评估问题的严重性,并确定是哪种钩虫在起作用。

在当时巴西,医生数量严重不足,许多社区根本没有医生,索珀想出了一个巧妙的主意:把防疫工作分解,只需简单培训,非专业的医务工作者也能参与到防疫工作中,而他们的效率不比专职医生低。

在具体工作中,索珀遇到三大难题:

首先,患者拒绝服药,他们终日劳作,担心服药给身体造成负面影响。

其次,新式厕所可以隔断传染源,但当地人拒绝使用。

其三,大多数患者营养不良,使他们更容易患病,如果基金会能多提供食物,会大大减少患者数量。

被治愈的钩虫病患者的复发率非常高,索珀说:“虽然在理论上讲,在特定地区清零钩虫病是可能实现的,但是实际上只能是接近于清零。”

在巴西的这段经历培养了索珀的外交能力,使他意识到:传染病并不只是医学问题,也是落后管理的产物。控制传染病不能只靠医学手段,还要靠行政手段。

1922年,索珀回到美国,拿到公共卫生硕士,并于1923年至1927年被派到巴拉圭等国,在那里负责钩虫病控制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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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美国后,索珀又补了一个公共卫生硕士文凭,并参加了一个为期4个月的培训班,图为毕业时全班同学合影。

索珀是一个坚强、威猛的人,他有彻底战胜传染病的伟大理想,工作时一丝不苟。认识他的人都说,他更像将军,而不是医生。在索珀主抓下,钩虫病传染率明显减少。

▌“索珀工作法”遭遇困境

因成功控制了钩虫病,1927年底,索珀被提拔为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区域代表,参与巴西的黄热病防治工作。

黄热病是蚊子传播的急性病毒性出血疾病。“黄”是指一部分患者的身体上会出现黄疸,“热”是一部分患者会发热。此外,患者还会出现头痛、肌肉痛、恶心、呕吐等症状,其中近一半的患者会在7—10天内死亡。民国时,因担心黄热病传入,一度引起全国紧张,但不知为什么,这种疾病只在美洲和非洲有,在亚洲很少见。当时科学家也不知道黄热病的发病原因,只知它是通过伊蚊传染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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带有里约热内卢黄热病实验室照片的记事卡,索珀曾在这家实验室工作,下角的恒河猴是当时实验用动物。

1927年,黄热病病毒被正确识别出来,但尚未开发出疫苗。这年秋天,巴西农村开始出现疫情,可洛克菲勒基金会相关负责人认为,1917年巴西曾成功控制了黄热病疫情,这种病“已从西半球消失了”,不必为此花精力。疏忽造成的恶果是,1928年5月,里约热内卢(当时巴西的首都)爆发了疫情。

在疫情中,索珀“写了一本关于有效根除的程序和人员管理的书”,这本书成为控制黄热病、疟疾的标准手册。

索珀的方法简单有效:将疫情地区分片管理,互相隔离,充分消杀外,清除积水,包括入户对居民储水设备消毒,填平所有可能积水的地方,连私人蓄水桶里都必须撒上一种叫“巴黎绿”的化学药,并组织灭蚊队,挨家挨户撒除虫菊酯。

这一方法被称为“索珀工作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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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在巴西的洛克菲勒基金会的检查员经常不得不骑马前往乡村,图为即将下乡去检查的索珀。

索珀事必躬亲,每天都下到一线检查工作,负责黄热病疫情防控的第一年,他的体重减了12公斤。一次军火库爆炸,下属没上班,侥幸躲过劫难,索珀听说后,以玩忽职守的名义,立刻将这名下属开除了。

为调查疫情在乡下传播程度,他派出大量乡村调查员,他们深入各村,穿刺不明死者的肝脏,看是否死于黄热病。此举引起村民们的愤怒,调查员经常挨打,甚至被杀害。

在索珀负责期间,巴西成功地控制了黄热病疫情,因工作太彻底,此后20年,连蚊子都很少能见到了。可巴西又出现了疟疾疫情,因为大多数防疫人员被索珀调到黄热病项目中,搞得精疲力尽,疏忽了对疟疾疫情的监控。

直到1942年,疟疾疫情才被控制住。离开巴西后多年,再没出现黄热病疫情,但这是不是索珀的功劳,还有争议。因为1937年,洛克菲勒研究所成功地研发出黄热病疫苗,仅在1938年,便有80万巴西人接种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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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克菲勒基金会的医生们正在给巴西儿童接种黄热病疫苗。

就在人们以为黄热病在巴西已被清零,没想到,上世纪中叶它又卷土重来,这一次“索珀工作法”遇到了麻烦:热带丛林里的猴子也感染了黄热病,该怎么隔离它们呢?怎么预防它们患病后,从国外进入巴西呢?

“索珀工作法”成本高、投入大,很难堵住所有漏洞,可索珀看到的却是:除虫菊酯的效果不佳,当时只有日本出产,成本太高。他需要物美价廉且更“厉害”的杀虫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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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珀要求在边境线设置蚊子拦截点,对每辆经过的汽车喷洒杀蚊水,可蚊子完全可以从屋外飞跃国境线。以上三图为拦截点的状况。

▌终于找到了“神药”

1942年,一包重达100公斤的白色粉末送到纽约,被随意扔在角落里,无人关注,直到一名闲得无聊的化学家将上面的说明书翻译成英文。译文先是送到美国农业部,接着又转交陆军部。

陆军部眼前一亮——美军正受困于版疹伤寒,这是一种虱子引发的传染病,“一战”时,它曾在欧洲杀死上百万人。此外,据麦克阿瑟的说法,在战争初期的任何时候,他在南太平洋的三分之二的部队都患有疟疾。受疟疾影响,海军陆战队第一师不得不在1942年退出战斗,到澳大利亚的墨尔本修养,全师1.7万人中,1万人患上了疟疾。

美军急于找一种有效的杀虫剂,而那包白色粉末就是滴滴涕(DDT),瑞士科学家缪勒建议批量生产,认为它也许可以用来杀死羊毛上的飞蛾。既然能杀飞蛾,那么,能不能用它来对付蚊子和虱子?

美军选了两个养鸭的池塘做实验,一个放了DDT,另一个没放DDT。当天,有DDT的池塘中的蚊子就死绝了,一周后,另一个池塘中的蚊子也死绝了。

1943年2月,索珀作为防疫专家,被军方借调到埃及预防版疹伤寒传播,在那里,他发现军方使用的传统去虱粉效果太差——索珀使用后,反而患上了斑疹伤寒,因此住院6个月。出院时,美军已开始实验加入DDT的去虱粉,初期找了1000名埃及囚犯做实验,不仅效果惊人,甚至还有安眠的作用。这种去虱粉很快在埃及的黑市中流传开来,人们把它当成助眠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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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埃及出现了严重的疟疾疫情,索珀组织人手,用含DDT的药粉给埃及民众“消毒”,成功地控制了疟疾疫情,图为消毒点正在给当地民众进行“消毒”。

于是,索珀大范围试用DDT——用手动喷射器,将含DDT的去虱粉喷洒在人们的袖子、领口和腰带上,用来应对疟疾疫情。DDT杀不死疟疾病菌,但能杀死传播病菌的蚊子。据索珀的同事记载:“我们在乡下给人们消毒,这一天,一个只有这么高的阿拉伯老人带着他的驴子过来,停下来和我们说话。我们告诉他在做什么,并给他消了毒。第二天,他又来了,说那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能够彻夜安眠。”

image在当时埃及,防疫人员须穿这种DDT药粉消毒后的除虱服工作。

美军开始无节制地使用DDT,占领意大利的那不勒斯时,因当地有斑疹伤寒疫情,美军给100万当地人“消了毒”,用的就是DDT,索珀亲自参与了这一项目。

1944年,索珀在意大利撒丁岛开始利用DDT进行他的第一次“清零”试验,岛上植被遭砍伐,4000平方公里的沼泽被抽干。1946年时,岛上尚有7.5万例疟疾病例,在大规模使用DDT后,1951年,岛上疟疾病例只剩9个。DDT不仅杀死了蚊子,连岛上的苍蝇也“突然消失了”。

在太平洋战争中,美国陆军甚至研发出一种“DDT炸弹”,直接投到滩头阵地上,以防止美军士兵进攻时被病菌感染。美军攻占塞班岛后,为应对当地的革登热疫情,竟用5%的DDT溶液,将65平方公里的土地完全喷洒了一遍。

▌离成功似乎只差一步

“二战”结束后,索珀一度出任洛克菲勒基金会非洲和中东地区主任,因在巴西成功控制了黄热病和疟疾疫情,他于1946年赢得拉斯克医学奖,这是仅次于诺贝尔医学与生物学奖的国际重要奖项。

1947年,索珀出任泛美卫生局局长。

泛美卫生局是最早的国际卫生合作组织,成立于1902年,比世界卫生组织还早。索珀出任局长堪称众望所归,他在南美洲长期从事防疫工作,深得各国信任,它们纷纷出钱,希望索珀参与自己的防疫体系建设中,洛克菲勒基金会也给予较多资金支持。在当时,泛美卫生局经济实力强,所以1948年加入国际卫生组织时,双方明确,人员、资金等由泛美卫生局自行管理,不受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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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委内瑞拉,参与疟疾清零计划的喷药员入户消杀,喷洒的都是DDT溶液。

有资金,有南美许多国家的政府支持,加上有DDT这样的“神药”,索珀开始推进他的“清零”理想。许多人不理解,控制疫情需要花很多钱,“清零”投入更大,因为谁也不知道何时结束,每出现一个新病例,都要花上一大笔钱,是否得不偿失?但索珀认为,如果不“清零”,穷人将成为最大的受害者,一旦疫情卷土重来,他们得不到应有的医疗资源。与不断复发、不断抗疫比,“清零”是成本最低的解决之道。如果只是控制某种传染病,你就要在基层建监控网和防护网,每天都在花钱。

有人质疑说,与其花这么多钱去“清零”,为什么不把它用来建设乡村医疗体系?索珀则认为,乡村医疗体系只是看上去很美,可从事实看,一旦发生战争、饥荒,乡村医疗体系总是最先崩溃,结果又是传染病横行。

对于索珀的这些观点,洛克菲勒基金会深感疑虑。毕竟,传染病的种类太多,专注解决其中一个,会引发资源分配不平衡,最终还是低收入人群承受最大损失。双方理念不同,索珀与洛克菲勒基金会渐行渐远。

1947年,索珀开始实施他宏伟的“全球疟疾清零计划”,他推测,如果在每10间房屋中,能给8间喷上DDT,那么,4年内疟疾就会在全球范围内,被彻底清零。

索珀先从巴西入手,依然采取“索珀工作法”,将巴西分区,雇用了3.3万喷药员,共喷洒了286吨DDT,33.7万栋建筑物被消毒。1960年时,全球共有66个国家参与了索珀的计划,仅在印度便雇佣了10多万喷药员,每个喷药员一天覆盖10—12间房子。此前印度每年7500万人患疟疾,其中80万人死亡,在“全球疟疾清零计划”之后,因疟疾而死亡的人数下降为零。

“全球疟疾清零计划”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有专家估计,至少挽救了6000万人的生命),DDT比人类史上任何一种药物救活的生命都多,在医学界,人们称赞索珀是“无名英雄”,和青霉素的发明者弗莱明功绩相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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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疟疾清零计划中,巴拉圭的喷药员正在工作中。

遗憾的是,到1963年时,索珀承诺的“四年清零”时间已到,各国政府给的钱基本花光,可离真正实现目标,仍遥遥无期。到1969年时,所有投资方都不肯再掏钱了。在一片指责和抱怨声中,“全球疟疾清零计划”只好暂停。此后索珀又领导过一些防疫项目,可根除疟疾计划失败后,世界卫生组织一度陷入信誉危机,索珀的声誉更是跌至低谷。

人们指责索珀,认为太喜欢和铁腕人物往来,不惜放弃原则,他的同事则认为索珀性格冷酷,“他总是穿西装打领带。留着那薄薄的小胡子和又大又长的上唇,他把我吓坏了”,“他非常冷漠,非常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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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珀陪同当时的巴西总统到基层视察防疫情况,在铁腕总统的支持下,索珀的防疫工作开展顺利。

索珀则抱怨说,各国并没按他的要求严格执行“全球疟疾清零计划”。1959年,索珀巡视了泰国、菲律宾、印度等,发现那里的喷药员喷药时间不够,故意漏过很多地方,这让他感到“震惊”。索珀希望检查人员能入室消除一切积水处,这样才能避免滋生蚊虫,此举被多国法律所禁止,无法执行,但在当时巴西的独裁总统支持下,索珀梦想成真。

索珀曾对自己的儿子说:“我们过去在巴西,常常要在室外干一天活,如果我发现哪个部门负责人的衬衫没汗湿,我就解雇他。”索珀坚信,杀蚊子不是学术问题,而是管理问题。他是:“如果你讲民主,你就不可能清零。”

索珀认为,如果“全球疟疾清零计划”能再坚持一下,地球上将不再有疟疾这种疾病了。但事实上,索珀的这一想法是错的。在人类漫长的抗疫史中,只有天花被最终清零,因为天花病毒的结构太简单,变异能力低下。据世卫组织的估计,根除天花的花费估价为 3 亿美元,所以1980年以来,全世界每年能够节省超过10亿美元防疫费用。

image在墨西哥,参与疟疾清零计划的工作人员正在检查家用水罐,看里面是否有蚊子的幼虫。

然而,疟疾与天花不同,它可能出现在野生动物身上,且变异能力极强,即使在“全球疟疾清零计划”做得比较好的地区,后来也出现了疟疾疫情。有趣的是,在世界卫生组织停止根除疟疾计划后,委内瑞拉继续推行该计划,该国疟疾发病率果然降到了零。

▌科学是对的,科学主义却是错的

索珀去世后,人们对他的评价两极分化。

西方的专业医学工作者都称赞他的勇气、决心、执行力和崇高的理想。可西方的人文知识分子大多讨厌他,觉得他为了消灭传染病,表现的像个暴君,限制了人们的生活自由,在政治上“不正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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索珀1928年拍摄的标准照。

索珀救了那么多人命,可直到今天,也没有一个历史学家愿意给他写传,在国外网站,索珀的信息非常少,大家想尽快把他忘掉。他们认为,索珀患了“上帝病”,误把技术当成上帝,以造福他人之名,去掌控人、改变人。

这其中,涉及“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的不同。最早对二者做出清晰界定的是英国著名学者以赛亚·柏林,在他看来,“积极自由”指人在主动意义上的自由,即“去做……的自由”。“消极自由”指“免于强制和干涉”的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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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赛亚·柏林主张多元主义,他认为:“多元主义比较真确,因为它至少承认:人类的目标不止一个,而这些目标,也未必都能用同一的标准,加以比较,其中有许多还不断互相对立抗争。”

持“积极自由”观的人认为:应该提高权力的使用效率,使它最大化地服务于人类,随意授予,如果个体不能很好地使用,反而可能产生副作用。比如把钱分给普通人,如果他用来吃喝嫖赌,不仅不是福祉,反而是毒药,不如把这些钱投资到公共项目上,大家都能从中获利。

持“消极自由”观的人认为:一切公共行为不应影响个人最低限度的空间,现实是,人们不需要一个索珀式人物来代言大家的利益,因为专业人也可能犯错。从人类历史看,太多项目的初衷是为了造福公众,可结果却伤害了公众,那么,该怎么问责呢?即使能事后问责,也于事无补。况且,专业人为掩盖错误,还可能利用知识引导公众走向更错的方向。所以,专业人应预留底线,使普通人有选择的空间。

以赛亚·柏林认为,片面强调“积极自由”,必然带来恶果。不过,也有很多学者不同意他的观点。

回到索珀的个案上,真正让他形象受损的是:1962年,美国记者蕾切尔·卡森的《沉寂的春天》一书出版,揭露DDT对环境、对人类健康造成的巨大伤害,引发了全民对DDT的声讨。作为DDT曾经的巨大浪费者,索珀后来虽然表态应慎重使用DDT,却从没检讨过自己曾经的行为,也没就此向公众道歉。甚至在蕾切尔·卡森刚开始提出质疑时,索珀也采取了不以为然的态度。

在《沉寂的春天》中,雷切尔·卡森写到:“这些化学药品能够不加选择地杀死任何昆虫,不论是‘好’是‘坏’;能够使鸟儿不再歌唱,鱼儿不再跳跃;能够以一层剧毒物质覆盖在植物叶片表面或长期滞留在土壤中。”实验显示,DDT会损害人类的肝脏,还会影响内分泌,使人患上癌症,它甚至还会通过母乳传递给婴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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蕾切尔·卡森是当代最著名的环保作家之一,最早向公众揭开DDT的危害,推动立法保护环境,可惜她在56岁时被癌症夺去生命,未能看到她毕生努力变成现实。

DDT降解速度极慢,它的毒性能长期在生物链中传导。如美国学者巴克博士举例:用DDT杀灭榆树上的甲虫,榆树叶便会沾染上DDT,而榆树叶是蚯蚓爱吃的食物,于是DDT进入蚯蚓体内。蚯蚓被杀死后,尸体会被鸟吃掉,而11条中毒而死的蚯蚓就可以杀死一只鸟……

DDT如今被认为是永久污染物,其身影在南极冰层下都能找到。1972年,美国禁止使用DDT。

作为救助生命者,却成了残害生命者,恰好说明,错误的科学观的可怕。科学不是万能的,它总在不断发展中,而科学主义却把科学当成衡量一切的标准,动辄四处乱贴“不科学”“伪科学”之类标签,可不科学就该被清除吗?艺术、文化、爱、道德等,都不是科学,它们都有存在的理由。科学是正确的,科学主义是错的。作为最优秀的科学家之一,索珀竟然没能过这道关。

不过,作者保持了相对公允的态度,在书中,既写了索珀取得的巨大成绩,乃至他高尚的人格,也写了他的方法的局限性,性格上的瑕疵。引发传染病的原因非常多,至少在当下,可能没有唯一正确的应对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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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西塞阿拉临时墓地中,这些坟中埋葬的都是一次疟疾疫情中死亡的人,在库珀的努力下,巴西再未爆发大规模疟疾疫情。

作者不想在“清零”还是“控制”之间站队,她试图告诉读者:这是一个复杂问题,专家意见也不统一。虽然不少人讨厌索珀,试图把他从历史中抹去,但本书作者认为,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索珀时刻”还会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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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黯然谢幕:1918—1919年大流感与英国》

作者:尼尔·约翰逊 著,阿德莱德·朱莹 译

出版社: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出版时间:2021-06-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