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换一种思路看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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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此文写于三十年前,我们还在普林斯顿那些宫殿式的教室里,有幸聆听名师教诲之际。那时我也才知道「帝国的邪恶」,而「邓小平帝国」刚刚屠城首都之后,就气势汹汹要并吞英国的香港和国民党的台湾,虽然我们听了布朗教授的课都很解气,但是并不知道大陆那个帝国的扩张,已经不可遏制,虽然那是一种「反动」。这个历史延续到今天,香港已经玉碎,台湾也岌岌可危,帝国思潮也在大陆上蔓延,而「俄罗斯帝国」在乌克兰节节败退,中美也将要在台湾海峡对决,老式「帝国」是赢是输,好像全凭中共最后一役吗? 】

帝国的解体与灾难的神话

这个世界完结过多次。三千年前,赫梯人洗劫了巴比伦。公元前612年,亚速的尼尼微破城。一百年后,控制黄河流域三个世纪的周室东迁,天下大乱。在西方,希腊城邦的民主和自由,到公元前338年终结了。又到前30年左右,延续了三十个王朝的古埃及,和亚力山大大帝的希腊世界,同时灭于罗马人之手。公元五世纪前后,黑白匈奴大泛滥,古典世界濒于坍塌,西罗马倾覆,中国分南北朝,波斯奄奄一息,印度芨多王朝灭亡——每一次崩溃,在当时人看来,都是世界末日,但其后又总有更灿烂的文明涌现。

今天中国人对自己的未来,除了大崩溃的恐惧,仿佛没有其他更乐观的看法。邓小平说,如果共产党垮了,中国就会崩溃,亚洲就会混乱。知识菁英们说,中国一旦失去权威,就会重新陷入封建割据,军阀混战,生灵涂碳。海外一些名流,每每也拿东欧和苏联说故事,极言其后果不堪。这一来,中国老百性吓住了,他们说,算了吧,闹个兵荒马乱,还不是咱们当百姓的遭殃!我自己好象也颇相信此类「崩溃」说,读了那本《黄祸》,出了一身冷汗,写了一通谈「黄」色变的文字。

这些看法,与其说是对未来的冷静分析,不如说是某种强迫性的历史记忆使然,它们大概包括:世界的(罗马帝国解体后的黑暗中世纪)、近代的(大清帝国崩溃后的军阀割据)以及眼前的(东欧共产体制消亡后的乱局)。中国人一时看不到出路,就只好拿这些历史记忆互相吓唬。难怪哈佛大学的史华兹教授(B.I Schwartz),在今年夏天的一个讨论会上叹道:传统中国的政治总是徘徊在一个固定的形式上,不曾出现其他的选择(Alternative),似乎只要能维持天下不乱,便不曾好好思考另一种政治形态的可能性。

换一种思路去对付那种令人窒息的预设的「崩溃」说,或许有柳暗花明之感。

『对我这个爱尔兰人来说,罗马帝国的完结是无所谓的。 』

布朗教授(Peter Brown)笑眯眯的对我们说。他在普林斯顿大学专治古代史,1989年发表一本专着,题为《古代后期的世界》(The world of late Antiquiti)。这本书提出一个看法,从公元一世纪到八世纪,许多古代文明毁于蛮族铁蹄,过去史家都认为,世界渐渐进入无文化的黑暗的中世纪。但恰好在这个时期,从古罗马衰亡中孕育的天主教(西方)、拜占庭的东正教(东欧和俄国)和穆斯林的回教(阿拉伯),构成一个新的文明格局。这个格局一直延续到今天。

那天布朗教授应邀来给我们讲一个题目,叫作「古代世界的终结」。开宗明义他就提出一个问题:公元475年西罗马灭于哥特人之手,这个庞大政治结构的终结,意义何在?史学界对此一直有截然不同的看法,最难解的一个矛盾就是:一方面,西方历史是一个连续的历史(罗马法、拉丁文);另一方面,西欧的文明恰恰又是因为罗马帝国的灭亡才成长起来。如何解释这种连续和断裂?

演讲前,布朗向我们推荐了另一本书,《穆罕默德与查理曼大帝》。此书成于1935年,作者亨利 皮伦(Henli Pirenne),是一个比利时的反日耳曼主义者,曾被关进纳粹集中营。书写完十天后,皮伦去世。此书以极丰富的材料,证明西罗马灭亡后,罗马的经济和文化并没有完结,而是在比较小的结构中存活下来,演成新质。特别是公元732年的普瓦蒂埃之战,横扫地中海沿岸的穆斯林征服者,被剽悍的法兰克国王「大锤」查理(Charles,”the Hammer”)击败,从此退出比利牛斯山外,不能进入西欧。偏安于战乱纷飞的昔日「罗马世界」之外的西欧,因此自成格局。皮伦此说,一举将中世纪史提前了三百年。

布朗说,把罗马的政治结构,与它的经济、文化分开来看,这是皮伦的一大贡献。皮伦并不觉得罗马政治结构的终结有那么重要。他把地中海看作一个生态单位,是罗马网络的中心,有如中国的长江和运河。地中海交通快捷,从罗马到埃及走海路,只需十天,走陆路却要一个月,而且运费高出56倍。因此,公元472年罗马城的陷落,以及君士坦丁堡又延挨了一千年,其实都不重要。倒是公元642年伊斯兰海军攻占亚力山大里亚港口,控制了地中海的制海权,罗马帝国真正不存在了。所以,罗马的灭亡,是一种生态的灭亡。

然而,皮伦又指出,正因为「地中海生态」消失了,昔日帝国的贸易和税收不复存在,西欧君主们只有靠土地的税收来维持财政,农民只依附地主,职业军队没有了,世界统一的感觉也没有了,这才逼出一个封建主义。

我不知道,皮伦的这种「分离法」能否用于中国历史。我只知道,虽然我们颇为「中国的封建社会为什么这样漫长」而苦恼,其实我们压根儿没有真正「封建」过。大概,不是因为封建制而漫长,恰恰因为没有封建制而漫长。漫长的不是封建制,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是不是罗马式的那种大的政治结构?金观涛先生曾有「超稳定结构」之说,然而,果真有「超稳定」的东西,那不会是政治结构,而是文化的连续性。至少,按照皮伦的说法,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不会「一荣俱荣,一损俱损」,那么,说中国社会高度整合不易转型,说中国不整合不统一便没有现代化可言,说中国一旦失去共产党的权威就会「飞灰烟灭」,大约都是神话。

我想,罗马的政治结构,又何尚不是一种生态现象呢?帝国体制的功能,集中于征服世界,从北非到撒哈拉,从西班牙到不列颠,这样大的结构,本身就是一个不自然的东西,其控制力是很可怀疑的。帝国在其漫长的边境驻扎大量常备军,沿英格兰北部、莱因河甚至北非,都筑起永久性的壁垒,颇象中国的长城。但所谓的「罗马世界」,其内部另有一个看不见的疆界,仅仅环绕地中海。对罗马人来说,巴格达很近而不列颠很遥远。布朗教授说他在北英格兰看到古罗马的「长城」时就想,罗马人的生活多么乏味呀,如果它不灭亡,我们就没有阿瑟王的故事,没有后来的城堡,而城堡就代表了一种新的生活方式。事实上,从北非出土的罗马庄园,已经有很高的墙,显示对周围有很大控制力,庄园主俨然一个小皇帝,只是为了享受繁华才去罗马。后来,他们都呆在自己庄园里不去罗马。罗马作为一种生活方式,也就消亡了。

罗马退出历史以后,欧洲的政治结构从此变成比较小的单位。帝国式的结构,叫人不堪忍受,封建的政治单位相对小而分散,有竞争,人的生存状态,也多元一些。这是帝国终结的一大意义。那些处在边陲的民族和他们的文化,逐渐走向中心舞台。他们的心态,比较容易超越那种大罗马情结。欧洲中世纪,除了基督教,没有其他大一统的结构。众口一词的「黑暗中世纪」,其实也大值得怀疑。君不见,巴黎的圣母院,科隆的大教堂,都是那时的杰作。即使连绵不断的宗教战争,也终于打出一个洛克所说的「容忍」,打出政教分离的制度性妥协,神归神,人归人,奠定了欧洲近代社会的基础。

老式帝国的政治结构,到近代纷纷解体。倒是本世纪在共产制度下,又出现令人不堪的帝国模式。不过,来也匆匆,去也匆匆,恐怕活不过二十世纪去。苏联的解体,象一出神话,连俄罗斯人都把那个帝国弃之如蔽履,放波罗的海诸国走掉,真可谓「提得起,放得下」。我们中国人好象就差这点气度,其他大概都不在乎,就舍不得那个大一统,情愿大伙儿都在里头膘到底,否则就是玉石俱焚。中国人在大结构的生态里活惯了,除了泱泱大国的感觉,不知道「小结构」的滋味,要超越大中国情结(或可称「大罗马情结」),是不容易。

由此我便想到台湾和香港。它们好象是从一个大结构里被甩出去的碎块,在边缘自行运转。它们受那个呆板的大结构制约,但它们自身却灵便得多。久而久之,大结构慢慢僵死,而边缘的碎块却越来越活跃。大陆与港台,不过四十年的分道扬镳,当年远东第一大都会上海的风光,尽悉被香港占去;高雄跃为世界第十大港。进而,广东受「港」雨「台」风熏染渐次开化,粤语风靡大陆,北京「小痞子」径相模仿;连穷乡僻壤的海南岛,竟也引来几度「淘金」狂潮。那个上国大都的北京,则是风流散尽,不死不活,混吃浑喝,越发凋敝起来。怎能想象,当初若将港台也拢进这大一统里来,如今岂不早就一古脑憋死?这就如同布朗教授所感慨的,倘若罗马不亡,哪有他的祖先?

那天布朗最后谈到,他的老师写完「古罗马灭亡史」说,让人奇怪的不是罗马消失了,而是它为什么能在那里呆这么久?我想,这个问题如今该问中国人了。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