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敬迈 : 我出卖了我自己,我背叛了我的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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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吴杂谈 2022-06-01 13:39 Posted on 江苏

我曾是一名部队里的话剧演员,因为排练时伤了腰,不能再演出了,后来尝试写作,到了1962年底,竟成为专业创作员。

我一直想在舞台上塑造一个既平凡又伟大的战士形象,苦于不能为主人公推出一个“高潮”,找不到一个“最强音”,当然也就一直未能如愿。1963年下部队体验生活时,完全出于偶然,听说兄弟部队出了个“大事故”:一个平时很调皮的战士被火车压死了,祸及整个连队,连“四好”也评不上了。那年月,评不评“四好”可是头等大事。出于好奇,也想顺便去南岳衡山散散心,我去了欧阳海生前所在的部队。

短短五六天的采访,无意中为我原来的构思找到了“高潮”,找到了“最强音”:和指导员的矛盾,就是高潮;死,就是他的最强音。

夜以继日,用了28天,我写完了初稿。

忘了是在一个什么场合,我谈了为寻找心目中的英雄而深入部队,并终于在灯火阑珊处找到了欧阳海的体会。一位好心的记者把它登在《宣传动态》上,当时身兼广州军区第一政委的陶铸看见了,大加赞许,说我的体会是《讲话》的胜利——这正是毛泽东思想的胜利。

欧阳海本来是一个普通战士,虽说是因公而死,但没有小说《欧阳海之歌》的出现,估计他永远也成不了英雄。当然,我捧红了欧阳海,《欧阳海之歌》也让默默无闻的我,一夜之间也成为名人。

于是,我“红”了起来,开始处处引人注意,用后来的话说,是“一颗新星,冉冉升起”了。

初稿是读给解放军文艺社的鲁易副主编听的。我曾是话剧演员,朗读是我的本行,读自己的作品更是读得有声有色,我自己边读边哭,他也听得泪水涟涟。

鲁易说他当了几十年编缉,从未见过这么成熟的初稿,便提出马上付印。稿子正要印,问题来了。我的一位老首长,当时是总政文化部的一位领导,大约一眼看穿了我隐藏得极深的“抗上”右的实质,就说:小说的后半部分要改,欧阳海不能反对他的指导员。指导员是“党的化身”,不能有品质上的问题。

两天两夜中,我一气改写了六万多字。这是无可奈何的修改,为了不让指导员有“品质”上的问题,我把一场严肃的思想上的冲突和品德上的差异改成仅仅是一场“误会”。这样,我违背了我,作贱了自己的良知,我改变了整个小说的悲剧结尾。

总政文化部的那位领导看后却很满意,他说,到底是我们党我们部队自己培养出来的作家,听指挥,领会上级的意图快。

1965年7月,《欧阳海之歌》在上海《收获》杂志上发表。10月,由解放军文艺出版社出书。

1966年初春的某一天,领导上通知说,陈老总要接见我。其实前几天,我们军区政治部的一位李副主任,已找我去详细交代过,说首长如果发问,你应该如何回答,就像彩排似的先预演过一遍了。

在从化温泉见到了陈老总和张茜、陶铸政委和曾志,还有吴芝圃、王匡等几位负责人。陈老总对这本书夸奖了一番,说:“描写社会主义时代人物的长篇小说中,写得像《欧阳海之歌》这样好的,还是第一部。和平时期部队题材不好写,可以说这是一部带有划时代意义的作品,是我们文学创作史上的一块新的里程碑。”

陶铸也对这本小说给予了充分肯定,又问我目前对这本书有些什么反应。我汇报说,总政文化部谢镗忠部长传达了江青的指示:一、不要把欧阳海写成职业乞丐。乞丐不劳而获,是“寄生虫”,和贫雇农民有本质不同。我们不能歌颂流氓无产者。二、欧阳海的哥哥不要被国民党拉去当壮丁。

他当了国民党兵,那欧阳海不就成了反动军人的亲属了?我们能歌颂反动军人的家庭吗?三、“最后四秒钟”的描写不好,很不好,一定要改掉。告诉金敬迈,这是非改不可的!

出乎我的预料,陶铸同志笑着望望大家:“最后四秒钟的描写很好嘛,我看很精彩嘛,为什么要改呀?”

陶铸望着陈毅道:“陈老总,你说说。”

“她的事情,沾不得。”陈老总环顾左右而言它,他手拿起一张报纸说,“我就喜欢看你们的《羊城晚报》。”

陶铸停了停之后,非常明确地说:“不要改。不要一听到什么意见就改。文艺作品,哪有十全十美的?今后,关于这本书的修改,你要先通过我。你是我的兵,我说了算!”

很难描述我听了陶铸政委这几句话后的激动心情。我没有料到,正是这件事,埋下了几乎置我于死地的祸根。

《欧阳海之歌》很红,红在它生动地“宣扬了主席的思想”。初稿中只引用了几段“语录”,后来却越加越多。我担心过于突出个人,肉麻,不好,于是又加进了两段《论共产党员的修养》的引文。我原意是稍稍“平衡”一下,“冲淡”一下,绝没有搞什么“两个司令部”的罪恶意图。真的没有。

记得陈老总和陶铸接见时,在座的王匡同志简单地说了几句,意思是书的前半部分比后半部分好,还说,再过些年你就会明白了。

小说的前半部分写欧阳海的童年和成长,后半部分生硬地贴上了很多“语录”。评论文章中几乎是众口一词地对后半部分大加赞扬。王匡同志的几句话,有胆有识,其实我当时就明白了,那年月,就那个气氛,部队按上级的旨意,搞的就是那一套,也符合当时的“生活的真实”。但它是经不起历史检验的。王匡同志不便于明说,我也假装没有听懂。

1967年4月,接到总政通知,要我立即赶到北京,等候首长的召见。
那一天,我被召进京西宾馆第一会议室。屋里坐满了人,有周恩来、陈伯达、康生、江青、张春桥、王力、关锋、戚本禹、姚文元,还有谢富治、叶群等人。

没等我坐下,江青说话了:“金敬迈,怎么,我提的那几条意见,你不改?你真是个大作家呀!这么大的架子?”

这劈头几句,真把我吓傻了。我没有敢申辩,幸亏没申辩。“我告诉你,”江青接着说,“你那最后四秒钟呀,是《雁南飞》!就是苏修那部《雁南飞》在中国的翻版,你知道吗?我是为了保护你,才故意没给你指明,只说不好,很不好,叫你一定要改掉。我让谢镗忠告诉过你,这是非改不可的!我看你还是个解放军,想保一保你,也才没有对红卫兵小将们讲。只要我说一声,他们早就来揪你的人,烧你的书了!”

《雁南飞》我看过,是苏联一部描写卫国战争的电影。剧中主人公临牺牲前,导演拍了很多空镜头,天在转,树也在转,主人公望着旋转的天空旋转的树,慢慢地慢慢地倒了下去。据当时的批判文章说,这是写了英雄临死前对生命的留恋,是修正主义的大毒草……

还没等我缓过气来,江青又说:“书里那两段‘黑修养’是怎么来的?是你自己写的,还是谁叫你加上的?你大胆说,不要怕!哼,你不说我也猜得出来,恐怕又是你们那个‘陶政委’的主意吧?今天总理也在,你只管大胆讲,是不是他叫你加上去的?”

我连忙回答:“是我自己写的,是我自己写的。”看见我满脸通红,一脸尴尬,总理拐了个弯说:“总政治部有个报告,最近又有50万册《欧阳海之歌》印好了,但情况有了变化,只能压在仓库里。不删去《修养》中的那两段话,是不能发行的。积压在仓库里,也是对国家财产的浪费嘛。”

“不行。光删去不行!”江青说,“要消毒,要批判!不能放了毒以后,一走了之!告诉你,金敬迈,要不是总理几次提到你,我今天是不会对你这么客气的。小说怎么改,还是听总理的。”她换了个口气,像变成另一个人似的,望着我说,“来来来,今天是总理请你吃饭,我们……”她环顾周围的领导人,“我们作陪。”

1967年4月,北京已满大街是“打倒某某某”的大标语。谁也知道这是大有“来头”的。就凭我的那点觉悟,那点水平,就看我当时的处境,就秤秤我那一身软乎乎的轻骨头,我当然遵旨,不仅删去了《修养》中的两段引文,而且进行了批判。对“最后四秒钟”的那点“爱”,也毫不痛惜地割掉了。

我战战兢兢地把修改稿托萧华主任送钓鱼台审查,心里惶惶不安。出乎预料,江青看后说比过去的好,可以先发行,她还要组织人写评论文章。接着《人民日报》就把修改过的《与人为善》全文发表了。

我出卖了我自己。我清清楚楚地知道,我背叛了我的良知。

后来的一切就像我当年演戏一样。不久,我成了首都庆祝“五一”文化活动的负责人;再不久,我又兼任《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25周年纪念文章的定稿人;再再不久,我以“解放军负责人”的身份上了天安门城楼;最后,我竟成了“中央文革”文艺组的实际“负责人”。

“负责人”没当几天,江青说:“起用金敬迈本来就出于不得已,现在看来,金敬迈不是我们的人。”

果然,没过多久,前后也就是四个月零三天,由谢富治签发的逮捕证,以我“收集中央领导同志黑材料,阴谋反对毛主席”和“趁主席南巡时,阴谋进行绑架”等罪名,将我反铐双手,投入了秦城监狱。

在秦城监狱里,14道铁门层层锁住,单身监禁七年零四个月,2684天,然后释放出狱,送河南许昌某农场改造485天——两项相加,3169天。

三千多天,也算“弹指一挥间”吧!“四人帮”居然倒了。我和江青“交换场地”,她进了秦城一号。

《欧阳海之歌》总共发行了大约两三千万册,《收获》发给我2040元稿费,解放军文艺社不发稿费,只给了点修改费和样书。我除去还了300多元的账以及买了一台收音机外,交了1500元党费。后来发的200元修改费,我也全数上交给党小组了。

1967年在北京时,妻子不知从哪儿东挪西凑了600元给我寄去,存在沙滩一个储蓄所里,是给我交伙食费和买烟抽的。谢富治签署逮捕令时,通令全国所有的银行“冻结”金某人的存款,以为我是个“××万元户”,其实,我们全家就那600元,其中还有一部分是些好心的老战友们支援的。3902天之后,我满头白发,拿着“平反通知”,步履蹒跚地从沙滩储蓄所取回739元5角8分。这多出来的139元5角8分,大概就是利息吧。

1978年正式平反后,遵解放军文艺社之嘱,将《欧阳海之歌》又删改一遍后再版。1979年,天津人民广播电台重播《欧阳海之歌》。我随《神州风雷》剧组去北京参加国庆30周年的献礼演出,见到了邓颖超。她对我说:“前不久,听到天津台又在播《欧阳海之歌》,我知道你的问题解决了。这些年来,我们到处打听你,知道你是被他们抓起来了,可我们也没有办法。只可惜呀,总理没能再次见到你。”邓颖超还问我,关了这么多年,身体怎么样,要不要留在北京看看病。我再三感谢她的关心。

1980年的2月底还是3月初,为刘少奇平反的这一天终于来到了。很多人都激动不已,我也处在激动之中。是啊,“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少奇同志临终的这句话,说得多好啊!

想起我的那段劣迹,我真心实意地感到惭愧,羞于见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