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慧燕：仰望星空永葆童心

Original 曾慧燕曾慧燕 2022-06-03 07:00

文字｜曾慧燕

2022 .6.3

为于向真《寒空中的小星星》作序

读完于向真以网络日记形式发表的 30万字文集《寒空中的小星星》，深深被她笔下鲜活的人物故事、多样化的题材、位卑未敢忘忧国、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以及悲天悯人的情怀吸引。难得的是，她已逾“古稀之年”却童心未泯，字里行间，无论写景抒情，感时伤怀，均跳跃着一颗纯真的赤子之心，荡漾一股浩然正气。

最初向真姐在征询书名时，似乎对“小星星”情有独钟，希望以此为主题。看了书中内容后，我恍然大悟，原来她在小学时就爱好天文，迷恋冬夜星空，当时就冒出个想法:“将来写本书，书名叫《冬夜星空》。”（现书名《寒空中的小星星》由此而来）。

于向真《寒空中的小星星》，由美国华忆出版社出版。

于向真《寒空中的小星星》封底，摘錄了美国华裔作家胡发云和曾慧燕写的序文内容。

向真姐在中国少年报当记者和编辑25年，长期从事少年儿童新闻工作，与孩子们打交道，为孩子们说话，白天为小读者办报，晚上编写少儿故事和科普书籍。出于对民主的追求，1980年代中期，于向真加入民主党派—中国民主促进会，开始履行参政议政职责，参与社会调查，撰写过一系列有关民生与教育改革的两会提案，她形容自己“一直童心未泯地具有参政议政的热情”，社会责任感空前持续高涨。2006年春，她下决心“所有付稿酬的约稿一概谢绝”，开始经常性地在网上发表博客文章，起名“老儿童栽培的一棵苹果树”，有意识地让自己与功利、奴性划清界限，保持童心未泯的状态。她把生活中所见所闻的人和事以及所思所想，随时记录下来在网上与读者交流。现在朋友鼓励下，她决定把那些年发表过的文章汇集成书，为自己人生留些雪泥鸿爪。

此书收集150篇文章，是她在日常生活中针对各种事物有感而发的真情实感。书中第一部分内容“我亲历的文革十年”，是她在 2016 年文革爆发50周年后的反思，由于机缘凑巧，她在共识网周志兴老总支持下，连续刊发文革系列文章，大多是她的亲身经历，引发热烈回响，并以文会友，结交到一批同道中人。她在收录于书中的《共识网访谈记》中表示，当时写这些文章的目的，是期待看到更多文革亲历者一起反思文革，让没有经过文革的年轻人多了解一些文革真相，特别是一个个普通人在十年动乱中的坎坷历程。

于向真（中）和同学1966年10月文革大串联时，摄于“革命圣地”延安。

她语重心长指出，“我写文革往事，盼望读者从点点滴滴细节中，能领悟出每个人都拥有无可剥夺的选择权，遇事不可盲目跟风，一定要遵从秩序，恪守良知，善待别人就是尊重自己。更多人不违法、不作恶，不再像1966年到1976年的人们那样愚昧与癫狂，二次文革才真的没戏了。”

书中提到，和她要好的女同学的邻居容国团(乒乓球名将、中国体育史上首位世界冠军)在文革中不堪受辱自杀后，她俩曾站在楼与楼之间的树下，同情地看着容国团的妻子抱着孩子、垂首悲凄地走进单元门，“那一刻我心很疼”。她写到，她住的新华社宿舍皇亭子大院，文革中至少有十多人自杀:“有一次我小妹妹正在楼下跳皮筋，从楼上跳下的新华社名记者杜叔叔脑瓜崩裂、鲜血迸溅，惨死在我小妹妹面前，吓得她接连几夜在睡梦中惊叫不已。”

于向真在接受“共识网”访谈时也提到，文革的狂暴蛮横确实使我疑虑，血腥恐怖使我惊惧，但当时不敢怀疑，更不敢往深里想。1966年8月25日晚上，我在崇文区榄杆市大街参加迫害黑五类活动时，因下不了手用带铜头的武装带打人而逃跑，心中充满惶恐与羞耻，感觉自己是战场上的逃兵。第一次大串联，在北京到上海的火车上，见到红卫兵侮辱迫害被赶回乡村的“地主婆”，作为旁观者心有恻然，却责令自己适应。四个月后回到家，见到有相似经历的姥姥，得知她在被遣返回乡途中为逃避脸上刺字，跳下火车扭坏脚骨，暗自庆幸自己没有参与迫害，领悟到迫害人太缺德。

于向真（右）與攝影家李振盛（中）2016年9月，在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校园合影。

她说:“我不是文革受害者，不可能唉声叹气地诉苦，而是客观如实记述当时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只要有人存在，任何力量也无法彻底扼杀人性。扭曲人性、破坏秩序达到高峰的荒唐岁月，人类本能地同情弱者、互爱互助星星点点依然闪烁出幽光，我曾被温暖惠及过，自然愿意如实记录出来。”

于向真人生还算顺遂，其父母都是抗战初期从军的老干部，父亲于明是《法制日报》创办人，早在1953年河南省委升任他当宣传厅厅长时，“他马上背个小包到了郊区新建的国棉一厂，辞官不做回归基层”。

1965年，以中国总理周恩来（后排右三）为团长、谢富治（后排左二）为副团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与于向真父亲于明（后排右二）、母亲理锐（后排左三）等合影。

1958年于父又辞掉郑州市委宣传部部长一职，到新华社当记者，“文革期间他是驻外记者，算不上官员，侥幸躲过当权派。文革后他辞掉司法部司长、党组成员职务去创办《法制日报》，又一次不当官了。”于父不屑为官的品质，让他逃过了后来历次政治运动的厄运。

于向真传承了父亲的高贵品质，关心底层民众命运。她自小衣食无忧，吃喝不愁。婚后她和先生都是体制内正式员工，收入稳定，这辈子很少为钱发愁，但她不认为自己是“红二代”。

于向真二岁时的照片。

在书中“缤纷世象”部分，她写到“华夏文物的命运”，看到网上流传的一份文革期间文物被毁的清单，列出 42 项，都是国宝级文物，“谁看了都会心疼，但只是被那场浩劫毁掉的文物的一部分，远远不是全部。”于向真在中国少年报当记者 20 多年，看到太多被损毁过的古迹，不少建筑被复原或重建，一些文物被修补过，但文物有不可再生性，无论如何也不可能恢复原有面貌与价值。她的先生曾任职国家文物局，有人举报原国家文物局局长王冶秋私藏文物，让他配合来人连夜检查局里的文物借条，但彻查结果是王冶秋没“借”过任何一件东西，倒是文革中包括当时诸多领导人都有份。领导叮嘱她先生“此事绝对不能对人说!”

事隔多年，她先生才对她透露，这些领导打借条拿去国家级文物珍品，美其名曰鉴赏，却十之八九有去无回。她强调，文革中全国各地馆藏及民间文物古董藏品被毁坏的不计其数，惨不忍睹。

于向真也听说过一件有关文物珍品的故事。她谈到2006年7月底，报社派她到浙江绍兴出差，她为避雨耽搁在陈半丁博物馆中，讲解员给她讲了一个故事:与齐白石齐名的大画家陈半丁有两块著名的古董鸡血石。1966年8月，康生借中央文革之名指使红卫兵到陈家抄家，点名要拿到“两块国宝鸡血石”，第一次没找到，康生不甘心又派出一队小将上门翻个底朝天，终于搜出来被康生窃取。1976年后陈半丁子女曾从美国回来追索鸡血石，却无功而返。

1970年的于向真。

于向真关心民间疾苦、悲天悯人，在她笔下随处可见。她指出，城乡鸿沟触目惊心，每一个有良知的人都痛心疾首。她的家人和亲友都生活在大城市，但文革中她几次路过乡下，在报社当记者20多年里，采访过农村小学、到农村小学生家探访，多少了解到一点农村情况。她当工人时，有一次护送老工人回乡，以及参加徒步拉练走过京郊和河北省的农村，村里的脏乱穷让她震惊。“人太穷确实不开化，懒惰与愚昧使人丧失尊严与进取心。比如我参加野营拉练第一站是海淀区一个村，院子和农舍里竟然脏成那样;途经延庆县住过的两个村，井台是极原始的状态，冬季井台四周结满冰，一不留神水桶沉下去，听说也曾有人滑落进去，当时我就发牢骚怎么就不知道安护栏呢?起码应该在冰面上铺一层防滑的稻草或石子吧?居然什么安全措施都没有。”

2012年3月，于向真在印度阿格拉参观泰姬陵。

1994年秋季，于向真到甘肃定西、陇西两县采访几所农村小学，老师告诉她:“最怕过冬!一到冬天，老师在前面边跺脚搓手边讲课，孩子们在下面用嘴朝小手哈气，冻得哆里哆嗦写不成字。”接着，于向真到一个面临辍学的男孩家走访，“他穿的棉袄袖子破成条。我进门管他妈妈叫大娘，看上去她很苍老，交谈中才知道她竟比我年轻10岁。在那里做客，老乡不招待你喝水，常年无雨，实在太缺水了!” “当时县里已经拖欠老师半年多到一年多工资不发，可县里干部仍然热衷公款消费，为此我骂了主管教育的副县长。我走访的几所学校，每周升旗仪式，师生们仰望的是一块块早已褪色的白布，回来后我写了一篇小文，发在《中国青年报》头版读者来信栏目和博客上。”

在“有关交通的笑话与提案”一文，于向真写到，她先生开车走冤枉路时，为缓解情绪，“我对先生说了个笑话，这个笑话在京城有车族中广为流传:美国的路标是‘聪明人为傻人设置的’，即使是傻子也能轻松地按路标顺利到达目的地;而北京的路标则是‘傻子给聪明人下的傻套’。开车人都不胜其烦，特别是外地司机初到北京真是举步维艰，我认识的几个朋友在美国开车多年，回到北京愣是不敢开车了，一是怕街上车流如织、密度过大，二是看不明白各种路标，上了立交桥不知怎么下来。看来治理北京交通秩序任重道远呀!”

由此引申出于向真一段不为人知的往事:她为缓解北京交通压力，热心地给政协写过一份提案，其中一条是建议在各主要路口，换上带倒计时牌的红绿灯，便于驾驶人士快到路口时预作准备，减少闯红灯等事故发生率。数月后她收到的回应是“目前无法更换倒计时红绿灯，市政府进口的传统路灯的库存量足够用十多年的。”但她并不灰心，因大城市交通问题日益突出，她仍想继续提交改善交通的提案，并在博客上公开征询大家意见。

她行事作风低调，不为名不为利，在关注衣食住行等民生问题和新闻出版、教育及遏制拐卖儿童等社会问题方面，她做出过力所能及的贡献。

1980年代末到2015年，为国家进步、民众安全，她积极参与社会调研，认真撰写过众多两会提案，比如1980年代末期参与《新闻出版法改革草案》《敦促教育经费提升至国民收入总值4%水平》; 1990 年代撰写《建议国家尽快出台面粉不得添加增白剂的法律》等; 2015 年提交《遏制拐卖儿童案件持续高发现象，法律应将收买被拐儿童者入罪》等。多年前，每年她都坚持为“两会”写提案，利用业余时间搞调研、开会听意见、座谈集思广益，然后呕心沥血认真写好提案提交上去，多次被评上优秀提案，辛苦不足为外人道。尽管与名利绝缘，而且屡遭打击挫折，却无怨无悔。“只希望自己和亲友们生活的城市、国家不断进步。”她抱持这样的胸怀，令我肃然起敬!

在人心不古、世风日下的今天，人们道德观念普遍薄弱。我看了书中《小泰的求助电话》，特别感动。此文平实描述小泰在泊车时，不小心把旁边车的后视镜边上弄了一道擦痕。他打电话回家请教父亲(于向真丈夫)怎么找到车主?也不知道人家电话。父亲教他回家写个大纸条塞在人家车把手上，赔个不是，并写上手机号，告诉车主将陪同去检查理赔。当时坐在丈夫身旁听到一切的于向真写道:其实我挺高兴的，小泰不愧是我儿子，出了事故一没偷偷溜走，当时没有人见到，事后谁也说不清责任，况且擦痕并不起眼;二能主动和老爸商量着处理，说明对老爸很信任。儿子买车后，我曾听先生告诫他 “万一出了事故，无论大小千万别跑，一定要认真处理好，该救人救人，该修车修车。小刮蹭也得管，老百姓谁家买辆车也当宝。”儿子不错，可管可不管的事情，能将心比心对待别人，当妈妈的当然高兴。既然刚才先生已经叮嘱过儿子“以后要更加小心才是!”我就不必再多说什么了。

文章虽然轻描淡写，但见微知著，从中窥见这一家子的高尚人格，父母言传身教，儿子小泰继承了父母的优秀品德。如果换了别人，既然现场没人发现，难保不溜之大吉。

于向真母子爱人及猫，在《小泰喂流浪猫》一文中表露无遗。该文提及，“有天晚上，我在院子里遇到一只流浪猫，可能它太饿了，朝我喵呜喵呜地叫，追着我走啊走的。我回到家找了点吃的赶紧下楼，它又凑近我，吃饱后满意地离去。从那以后，我和我先生经常利用傍晚散步时，带一点猫粮或碎肉喂给院子里的流浪猫。上星期天晚上，小泰发现我们这个秘密后，他居然从家带鱼头鱼尾来喂猫。瞧他喂猫时的神态，低着头连哄带劝的样子，任凭你心肠再硬也会被软化的，我这个儿子呀实在太爱小动物了!”

于向真不少文章，都是如拉家常般娓娓道来，没有刻意的炫耀什么，字里行间不时闪烁着人性的光辉，让我欣喜地看到她一颗金子般的心。

她淡泊名利，凡事以平常心对待，踏实努力做好本职工作。在《挣脱名利的诱惑》一文中，她提到1985年进报社到2009年退休，工作态度从来没有因薪金收入起伏过，每一期报纸都尽心竭力办出高水平、挖空心思提升趣味性，每篇文章的标题都反复思量，做到每版起码有一个“能吸引小读者眼球”的好题目，业务上严格到不允许出现一个错字或一个标点符号。

于向真利用报纸园地，无私地提携了许多小作者。如有个洛阳师范一小的小姑娘，小学三年级时她把她的一封来信刊登在《中国少年报》头版上，从此她喜欢上写作，加入小记者队伍。后来念了高校新闻系，毕业后当了省报记者。

“当她把自己获得主任编辑的喜讯告诉我时，我真是百感交集。当时我的职称仍然是20多年前就已经获得的中级，而1985年刊登在《洛阳日报》上那篇‘中央大记者和洛阳小学生的感人友情’一文中的小学生，她的职称不经意间竟然超过我了，为自己心酸的同时，也为曾被自己鼓励过的孩子的飞快进步喜出望外，为此我高兴了好多天，也酸楚了好几年。最终当我决定不再为职称评定上的不公而伤心，准备以24年中级职称退休之时，单位职称评定小组终于提交了我副高职称的申请，在我退休前半年颁发给我一本主任编辑的证书。”

她让职业生涯无怨无悔的还有——在做编辑的20多年里，为小读者举办过各式各样趣味活动，为全国小朋友通过课外实践斩获全国性奖励证书及奖品，为老师们荣获组织奖创造一次次良机。通过想方设法争取社会赞助，她曾被报社同事公认为“最善于策划活动”的编辑。从 1986年到2008年，经她策划并负责组织的全国性少年儿童益智活动不下数十个，她深有体会地说:“人的一生非常短暂，像我这样生活简单的人日常花费很少。能在工作期间，在有能力的时候办几件有益社会的实事好事，到了晚年回想起来依然能非常快乐，为自己没有虚度一生而欣喜，这比钻进钱眼儿里斤斤计较强多了。”

我和于向真最初是通过文字结缘，由于三观相同，遂成莫逆之交。后来向真姐在网上找到我一本绝版的《一蓑烟雨》，写下「曾慧燕雅作《一蓑烟雨》漂流记」，令我引为文字知音人。经过几年的微信往来，我们同声同气，关心国家兴亡和民间疾苦，互相勉励“不为权贵唱赞歌，只为苍生说人话”。我惊喜地发现，多少年过去，向真姐就像天上闪烁的小星星一样，保持她的童心和率真，不改初衷。一如她所言，她一路走来，顶风冒雪逆风前行，“我能做的唯有小心呵护着一颗不被污染的童心，同时尽力呼吁志同道合者坚守良知底线”。也因此，我很高兴为她即将出版的新书写下这些文字。

于向真（左）与曾慧燕（右）因散文集《一蓑烟雨》结缘，2018年在北京相见欢。

（2022年2月1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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