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毕生难忘的时刻(两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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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重贴我的旧文,有许多我自己已经没有存稿了。真要谢谢他。以下两篇,分别发表于2018及2019年适应当日时势而又是今日可以重温的应时文章。

道路、真理、生命
(2018年6月4日)

当「习主席用自己的中国梦唤醒了西方的中国梦」的时候,当美国和西方国家对中共国的看法已发生根本变化的时候,当中共压制人权、封闭资讯和对香港的干预已经了无顾忌的时候,香港人是不是还要在每年六四发一次「民主中国」梦呢?

「平反六四」「建设民主中国」「结束一党专政」之类的口号,随着中国民主的越趋渺茫,「中国民主可带来香港民主」在人们心中也日感荒诞了。

昨天,香港众志在facebook上贴出一段对几位中学生的访问,当拿出一张六四「坦克人」的照片时,学生们纷纷说:「有啲咁慨嘢咩?」「香港电影嚟?」「讲战争慨」;「日本」;「我觉得系北韩」;「中国就唔似」。然后直接问六四:「你觉得用坦克清场啱唔啱呀?」答:「OK慨」。

一位非常支持本民前的网友,日前转贴一张「坦克人」照片,那是许多同类照片中角度最宽阔的一张,可以见到20辆坦克,而挡在前面的则是渺小的肉身。

那是我毕生难忘的时刻。

1989年6月5日上午,在屠城讯息不断传来,使我和妻子每时每刻都紧盯住电视的时候,突然出现了这样的画面:一长列坦克在北京长安街行进时,一名穿白衬衫的男子,挡在整列坦克前面,坦克行驶到非常靠近这男子了,他不避开,于是坦克试图绕过他,但男子跟随着左右移动、继续挡在坦克前。坦克停下来,男子爬上坦克,像是打开舱盖与坦克里的人讲话,随后他下了坦克,而正当坦克又要前行时,在坦克侧边的男子又走到坦克前面挡住去路。对峙一段时间后,有三个人上前,把挡坦克的男子拉走。

这段真实影片把我镇住了,大半天说不出话来。我的许多想法也因这画面而凝聚。

中共官媒其后称这男子「螳臂挡车」。确实是螳臂挡车,螳臂是生命,车则是机械,是冷酷的体制。也可以说是以卵击石,不过正如村上春树所说,鸡蛋是生命,石头或高墙是冷酷的体制。

生命是什么? 《圣经》将「道路、真理、生命」连结,因为生命就是要维护人的生存权利和人权公约订明的自然权利,生命就是道路,就是真理。

坦克是以暴力维持统治的强权的象征。与强权对抗的是一个个生命,有时只是单一的生命。螳臂挡车、以卵击石,哪有胜算?

然而,坦克可以代替生命吗?冷酷的体制、暴力的强权可以代替真理吗?

29年过去,「坦克人」在全世界受到关注,被写进文学和影音作品无数,《时代》杂志将他评为20世纪最具影响力的100个人物之一。他是谁?有人说他叫王维林,有人说他叫张为民,他始终没有露面,肯定没有离开中共国,很大可能是在人间蒸发了。

「坦克人」虽源自六四,但已经超乎六四,超乎「爱国」,超乎中国了。他是全人类的生命与真理的典范,代表「人类良知与勇气在向无情的国家机器挑战」。

为了追求香港的自主,为了抗拒由「党代表了全部的国」的中共国,而作出牺牲的囚徒正是香港的「坦克人」们。坦克人代表生命的良知和勇气,代表道路、真理。尽管生命抵不住坦克,尽管真理往往敌不过强权,但是,强权却永远无法代替真理。

香港人的自救运动
(2019年5月29日)


想起1989年席卷全香港的动员。

转瞬间30多年过去了,回顾30年来,许多事情都已经淡忘,许多活动都无法持久,只有一件事,30年来每年被提起,每年都有活动,每年都有议员提出动议,不论通过或不通过。此外,每年就这话题都有争议,这就是六四。

从1989年大陆爆发民主运动,支联会诞生,到30年后的今天,社会有许多变迁,人心也有变化,香港社会对六四的诉求也在变化,甚至引起不同世代之间的争论。许多人回忆当年所目睹所亲历的事态,但很少人论及六四发生时,香港处于一个怎样的历史背景下,当时绝大部份香港人的心态是怎样的。

那时中英关于香港前途谈判的尘埃落定,香港已确定在1997年从英国转移到中国手中,中国主导起草《基本法》,其过程的争执、反覆和所暴露的中国官员的思维与香港人的巨大差距,都不能使香港市民对97后前途稍具信心。自1981年香港前途问题浮现以来,绝大部份香港人实际上并不接受主权的转移。 《中英联合声明》所作安排,没有在香港得到公民投票的确认。香港人多年涌现移民潮,所选择的移民点已经饥不择食到南太平洋的东加王国;所有香港社团在《联合声明》签署前提出的方案,包括主权换治权、联邦制等等,没有一个选项是回归中国。

从近代史来看,香港人在传播西方文明知识、支持大陆摆脱满清统治、抗日战争等方面都扮演过重要角色,但同时香港也成为大陆中国人避秦逃亡所选择的有法律保障的安居之地。六七暴动后,香港经济和文明大幅起飞,远远抛离了遭文革摧残的大陆。香港的高度文明以及区议会开始民选,使这里开始有了归属感和「香港人」身份的认同。香港主权转移,不仅是土地的转移,而且是把土地上的几百万人交到一个残民以逞的专制政权手上。当时许多人称此为盲婚哑嫁,但盲婚哑嫁只是不知道所嫁的是什么人而已,但历史已经清楚显示,所嫁的是一个没有法治观念的凶悍恶人。

当时支持把主权转移到中共手上的香港人绝对是少数,多数人若不选择移民就是无奈接受盲婚哑嫁。如果这已经是不可改变的未来现实,那么你就只能期望哑嫁之人变得好一点,较为文明和尊重人。而许多人的认知是,关键在于政体的改变。北京发生民运和六四,香港市民为什么投入如此深、参与如此广,为什么有百万人上街,所有的电台电视密集采访、热播呢?不是因为爱国,而是在无法改变现实的情况下,因民运而出现对中国现状改变的期盼,期盼由一个独裁政权转化为民主政权,这样回归就放心得多。支联会全名是「香港市民支援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它在李鹏宣布北京实施戒严令的第二天(5月21日)成立,得到市民广泛支持,主因是香港人寻求自救,是在强权君临的恐惧之下,把希望寄托在将要回归的国家能够有脱胎换骨的改变之上。

1989年六四后两天的6月6日,我主持的月刊邀约演艺界人士座谈,徐克说:「本来许多人对九七问题已经放弃,甚至有如等死的感觉,看不见有何种力量去要求什么。虽然有人在做《基本法》,但实在与我们有距离。……北京民运使我们觉得参与有特殊意义。」

因此,「爱国」是被迫的。港人对六四的参与,从一开始就带有本土色彩,是基于自救的广泛动员。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