茨仁卓嘎:流亡藏人学者格桑顿珠承认共产主义是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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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庚子人类与共产主义的百年角力到了最终的对决(上) – 歐洲生活
读过早年去达兰萨拉参观考察的海外华语撰稿人(如曹长青,茉莉等)都记得他们文章里谈及的海外藏人政治史当中短暂的“西藏共产党”(流亡)笔者加上“流亡”一词以示与平措汪杰的藏共相区别。但曹长青,茉莉当年只是草草带过。没有深入了解“西藏共产党(流亡)”为何存在时间很短。近年,北京藏学研究中心也有特务背景的研究员A在编撰海外藏人资料时。瞎编乱造,把西藏共产党(流亡)在海外藏人社会短命存在归咎于老掉牙的宣传说辞“达赖集团表面民主,实则神权专制”。
“西藏共产党”(流亡)的创始者是流亡藏人知识分子格桑顿珠(英文刊物《西藏评论》中他发表的文章署名为“K.顿珠” )。他于1952年出生于西藏边境小镇卓木(亚东),母亲格桑卓玛是嫁给藏人的锡金人。他们一家很早就经不丹流亡到印度,后定居于大吉岭。在海外藏人学校毕业后,就读于印度基督教背景的圣约瑟夫学院。1975年任职于西藏流亡政府文教单位,并在流亡政府的“西藏图书档案馆”担任工作,后创立了“西藏共产党(流亡)”。事实上,流亡藏人兴办什么事业,尊者达赖喇嘛都以一位长者的身份鼓励支持。尊者达赖喇嘛秉持中间道路,但“西藏共产党(流亡)”,“藏青会”和“西藏全国民主党”与达赖喇嘛的一些立场都有不同(起码第一个批评贵族集团,后两个主张独立),都得到了尊者的祝福,不分意识形态差异。尽管贵族对“西藏共产党(流亡)”不太喜欢,但也达不到迫害他们把他们的党组织取缔的程度。是格桑顿珠自己看到搞共产主义没有出路,才自我解散了“西藏共产党”(流亡)。格桑顿珠曾告诉嘉央诺布说,我倡导共产主义是“年轻的错误“(这句话北京一直不敢对内介绍)。
但是,格桑顿珠作为历史学家,编辑。保持着对藏人社会的自我批判精神。其中不少文章还被专门研究流亡藏人状况的中共藏学写手默默关注。与格桑顿珠一样以“鞭策”手法推动藏人民主发展和社会正义进步的,有他的同道,境内出身的白玛本教授。
与逃离赤祸的格桑顿珠人生背景不同,安多藏人出身的白玛本教授青少年时代遭逢着世时翻转后雪域高原上的暴风骤雨。他20年前就在《西藏时报》(现流亡藏人社区最大的,消息最灵通的藏文报纸)社发行过描述自己的人生经历著作《曲颈六星》,在天文学上,曲颈六星排列是一个大大的问号,介绍了他对人生,民族,学问的探索之路。白玛本在书中回忆,文革时期,安多青海为了实现对藏文的“文字改革”,彻底切断藏人新一代对民族传统文化的血脉记忆。曾规定安多藏人禁止阅读一切含有“旧藏文符号”(注:藏文有一套自己的标点符号系统,“藏文文字改革运动”后,文革结束前,境内出版藏文书一度废弃传统标点符号)的书。白玛本苦寻名师,在黑夜里漫漫求索。文革后,白玛本成为了1980年代的西北民族大学副教授。1988年,白玛本流亡印度,曾办藏文报纸《民主报》和诗歌刊物《新芽》。流亡后的白玛本和格桑顿珠成为了为流亡藏人民主化事业的同道。白玛本现居纽约,运营着拉孜藏文图书馆,该馆独具特色的收藏,就是珍贵的境内外藏文报刊资料。读者看到这里,一定就会明白,欧美日等国的自由藏学为何总体水平远远高于“中国藏学”。不仅仅是藏文人才多的问题,仅从拉孜图书馆的文献收藏丰富特色来说,就超越了中国境内任何一家藏学学术机构。
每一次,海外围观朱维群的目中无人,狂妄自大的涉藏言论,西藏赤色集团对尊者的仇恨言论,中共藏学写手一本正经的胡说八道。都让中国的国际形象一落千丈,正如张裔炯说,统战本来是把朋友搞得多多的,把敌人搞得少少的。而中国是“统战部负责树敌,外交部负责断交,发改委负责与民争利”。该国堪称社会主义运动的一朵奇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