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失败者回忆录0608)–董建华的八万五「婴儿」

0

图,八万五政策下,百业萧条,市民担心饼店结业,圣安娜饼屋出现持饼券兑换糕饼的人龙。

1997年底,出版《香港1997》那本书的《商业周刊》,请我就香港主权转移半年后的香港情势作一评估。其后香港电子媒体也就此问题访问我。他们大致上认为我过去对九七后的香港过于悲观,问我有没有「跌破眼镜」?

如前文所说,九七之初因中共忍住手没有干预,司法独立如九七前,行政掌握在原有的公务员手中,政治上的「不变」可以说有一百分。但经济上出了大问题。股市狂跌四成,房价大幅下滑,房地产仲介业务萎缩,……。许多人认为这一切,同1997年10月亚洲金融风暴有关。就表面现象来看,确实如此。但经济同政治是分不开的,企业家必然会关心政治动向。香港在九七后半年内的经济大幅下滑,所有问题都和「回归」后的政治哲学改变有关。

1997年10月,董建华上任三个月,民调显示他的民望甚高,支持度达到百分之六、七十。 10月他发表第一份施政报告,满怀信心地表示要把治港工作放在房屋、教育、老人福利等方面。其中最受关注的,是他提出「我们以每年不少于八万五千个单位,为增加整体房屋供应目标,使到十年后,全港70%的家庭可以拥有自置居所」。

这是会使一些人感到「振奋人心」的指标。但这个指标的制订,有没有经过如港英时代自下而上的专业和谨慎的评估程序呢?至少没有人看到。

八万五计划在社会引起议论后,当时行政会议成员、据称是八万五倡议者的梁振英说,有关计划是彭定康时代就开始研究的,把责任推给前朝。但在1997年2、3月间,曾经有一位在房屋司担任高职的朋友给过我一份名为「长远房屋策略评议」的文件。这文件是顾问公司的专家撰写的报告,通过调查和专家设计的电脑程式,计算出从1995年至2006年这十一年间,香港平均每年对房屋单位的需求为八万个。文件又指出,当时香港人有自置居所的家庭略超过50%。

八万个单位是「需求」,而不是必须实现的「指标」。港英时代会在施政报告提出愿景,但从来不会订出指标要各级官员及社会各界去「追求」。 「需求」与「指标」有啥不同呢?以房屋供应来说,了解了社会每年有八万个单位的需求,政府就首先从私人地产发展商那里,取得他们每一年会在市场推出多少个新单位,再计算政府仍需建多少公营房屋(一些地方称之为「国民住宅」)去满足社会需求。因为发展商是半数以上的房屋供应来源,也是支撑着股市和各行各业的最大企业,是经济命脉所在。八万五千个单位当然首先要依靠地产商去供应。

「指标」就是领导人提出一定要实现的宏图大计,而自置居所从50%在十年内要大幅升至70%,更是大跃进式的「指标」。

提出八万五作「指标」,私人发展商既知道这是董特首的「婴儿」,却不知道政府会建多少公屋,不知道会不会供过于求,影响楼价。加上在金融风暴后加息的阴影下,地产业好景不再,于是很多地产商就放缓了发展项目。为实现董建华的「指标」,政府就要增加以及加快建公营房屋。

此外,为了实现70%的自置居所,政府决定将廉租的公共房屋,以极低的售价卖给现有住户。

政府的加快建公屋和廉价卖公屋,均使社会房地产价格大幅下调。地产代理公司纷纷倒闭。许多拥有自置房屋人士,资产大幅缩水。更有不少正在分期付款供楼的人士,因房价下调而使拥有的物业变成负资产,即市值比尚未清还的本金现值还低。

股市中有四成属地产股,地产下跌也使股市不断下跌。九七前香港的经济荣景一落千丈。当时不少人认为「八万五建屋计划」是楼价下滑的元凶。但董建华一直没有表示八万五建屋计划会取消。直到2000年他接受电视访问时才说,1998年就没有提八万五啦,它已经不存在了。 「不提及等同不存在」,让市民感到惊讶。

他说这句话之后某一天,我与几位传媒朋友应邀到当时的财政司司长曾荫权官邸午餐。席间我问财政司司长,八万五已经不存在这件事,董先生有没有告诉你?他迟迟疑疑不知如何回答。于是我说,那就是连你都不知道啦!

一叶落而知天下秋。九七后第一任特首提出一个建房指标,就反映治理哲学的根本改变。英治时代,包括麦理浩十年的许多重大建树,尽管开始可能都是高层的构想,但一定经过自下而上的层层调查、顾问公司的报告、有关委员会的研究、社会咨询,才会在施政报告中作为愿景告诉市民。

那时的港英政府,我觉得有点像《道德经》所说的「太上」境界:「其贵言也!成事述功,百姓皆谓:我自然!」意思是「为政不在多言」,办成了什么事,在讲述功劳的时候,百姓都说,是我自然得到的。不会感谢领导者。

而中国专权政治的传统,就是掌权者喜欢多言,好大喜功。中共建政以后,最高领导换一个就总要提些宏图大计,以体现领袖的丰功伟业,历史留名。这些大计许多都是扰民,有些更造成对环境和社会秩序的破坏。董建华即使在港英行政局当了多年议员,还是摆脱不掉中国人的政治传统。 (158)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