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建平:我的十年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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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建平 私人史 2022-06-07
┃守护民间记忆

我的十年②

© 孟建平/文

一九六八年 十四岁

一.老家武斗

全国开始“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受审查的、关起来的人更多了。母亲最担心父亲想不开走绝路——自杀。她托一位同情父亲的群众,把张小纸条偷偷塞给父亲,记得是刚传达的毛主席关于对干部也要讲政策、使父亲听了宽慰的话。不久,父亲偷偷在厕所写了张纸条,通过好心人传给母亲。大意是:我没问题,相信群众相信党,吃的下,睡得着,不会想不开。我们看了,非常高兴。

老家农村的姨表哥来北京看望母亲。说起老家保定地区,两大派群众组织武斗不断。两派分别由野战军和省军区支持,还鼓动大批农民进城去闹。武斗动真枪实弹,打死了一些人。表哥一米八几,长得像电影明星王心刚,倍儿精神,总笑得可亲。抗美援朝主动报名去朝鲜参战,战争结束复员回乡当了学校校长。“召儿这”——家乡话“现在这”,“是甚买(什么)革命哎!”当时我心里一震:能这么说主席发动的文革运动吗?

姑家表哥也来京看望,他一直在农村种地,剃个光头,说话直。他说农村也跟着保定市,分成同样两派。我问,两派都什么观点?他说,一派省军区支持的“H”派,另一派4800部队支持的什么派,“哈农村儿里人,知道什么观点儿呀?”第二年,表哥有了小孩,取名“H”。

我从传单和中央布告看到,这两年全国武斗不断。尤其是四川、湖南、湖北、广西、云南,打得更凶。两派群众开枪开炮,死伤不少人。北京原来还好,可这年春天开始,先是中学,然后高校,开始了从小打到大的武斗。夏天,京城人都在传,清华园里两派各占据点,动用长矛、自制枪、真枪,大打出手。去年我从传单上见过江青接见安徽造反派讲话,主张革命群众要“文攻武卫”。结果武斗各方,都标榜自己是文攻武卫,武斗更难制止。北京高校武斗,还是毛主席派大批工宣队进驻,才得以停止。

二.票证供应

从表哥那儿得知,老家从县到公社都在揪斗走资派,哪儿还有人抓生产。县城里一派修了岗楼,两派在城东武斗。有些村打派仗,生产队出工更糊弄了。问姑家表哥,老家现在生活怎么样?告诉我,种的粮食不够吃,山药(红薯)做主食。成天吃山药面,吃得“烧心”。棒儿(玉米)面算好的。菜里没油,更别说肉。姑家有我父母接济,生活还过得去。一般人家,鸡蛋舍不得吃,攒起来卖钱或换点儿别的。

其实北京城里人,也有不少人家日子过得紧巴。有的邻居,老家来了亲戚,也就是去合作社买“籽儿”挂面、一两个鸡蛋招待。那些年北京跟全国一样,买什么都凭票、凭购货本,限量供应。记得北京市民除了粮票、布票定量外,每人每月只有油票半斤、肉票半斤,按户每月糖票半斤,还有别的啥票。每家一本购货本,带上它去买凭本供应的,有每户每月芝麻酱二两、粉丝二两。只有过年,花生、瓜子儿每户凭本儿各买二斤(有发小回忆是每人花生半斤、瓜子二两)平时见不着。

记得再早几年,我住兵马司胡同。春节前,到旁边中直礼堂门外,排长队买花生瓜子儿,每家两纸包。邻居孩子们都冻得小脸通红,但高兴的打打闹闹。而鸡、鸭、鱼,平时哪都不见卖。逢年过节,或偶尔的,北京城几个大菜市场有卖。我家靠近海淀区,过节前,买鸡鸭鱼要赶早出门,坐车到不近的西单菜市场排大队,还不一定买的上。过些年后,又有了自行车票、缝纫机票,票少不发,在单位或居委会抓阄。家具票,新领结婚证的才给。

三.上山下乡

哥哥们上北大荒。二哥早在去年就志愿上了黑龙江北大荒农场。今年夏天,大哥、三哥作为有问题家庭子女,也报名去北大荒下乡劳动。这会儿还没兴起“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到年底,发表毛主席最新指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这场运动才全国展开。

俩哥哥离京前想见见父亲,造反派不让。关父亲的地下室临街露出一小截窗户,哥俩就站在路边窗外,故意大声聊天,把准备哪天去北大荒的消息传给父亲听,用这种特殊方式向关押中的父亲告别。后来父亲说,他都听到了。我至今不愿想象,身遭囚禁的父亲,在儿子隔窗告别时心中是何滋味。

打三个哥哥都去了北大荒,家里显得更凄冷。妈妈每天去单位参加运动,姐姐要上班,四哥等分配,我在家养病。一家人天天惦念关在地下室的父亲。不知为啥,记忆里那些日子,净是黑白色的阴天,没出现过彩色、晴朗的影像。伴随的声音,是当时每天播放的样板戏。以致直到前几年,听到重新播放的这些唱腔,心情顿时压抑,像落下了病根儿。

家里每隔段日子收到封哥哥们来信。农场已改成军垦建设兵团。他们刚去这年,见啥都新鲜,说近万亩大田广阔无垠,割麦子从这头割到另一头有五里地。晚上收工,路边不时窜出野兔之类小动物。路边开满野花,最多的是成片的黄花菜,炊事班一摘两麻袋,蒸蒸晾干做菜吃。树林边常碰到狍子、野鸡,遇上过独狼和狼群迁徙,护秋打猎队不时打到野猪、黑瞎子(狗熊)。赶上渔汛,乌苏里江的野生大鲤鱼、扁花、敖花鱼多的往出蹦。当地有顺口溜:“棒打狍子瓢舀鱼,野鸡飞到饭锅里。”

后头来信透露些他们的艰苦。麦子、苞米、大豆打下晒干后,要“入囤”。粮食囤有两三层楼高,搭上木板,他们每人扛两百到两百二十斤麻袋,转圈扛上囤,女生也要扛一百六、七十斤。说冬天太冷,常零下三十多度,同学眼镜从中间冻折,脸上肉冻结了还觉不到,不少人生了冻疮。而小咬(又名墨蚊)、大蚊子咬人厉害,多的往嘴里飞,一巴掌拍身上能沾几十只。

再往后几年来信说,越来越觉得看不见前途和出路,同学们都怕这辈子就呆在北大荒。

我们院儿小孩儿,不少分到陕北、山西农村插队,条件比北大荒兵团艰苦。看过院儿里下乡学生万川给小伙伴的两封信,字儿写的棒。头一封去陕北插队了半年,“天蒙蒙亮就饿着肚子干活,干一天活吃两顿饭,经常饿着。吃饭的菜除了老乡零星送来的酸菜外,就是盐了。我已经近20天没吃一点油。粮食也不够吃,朝队里借了糜子面。衣服甚黑,也不打算洗了,没水。水,在我这里甚宝贵呀!水缸里的水经常只有寸把深!……”

另一封下乡几年后,他与当地贫农女儿冬梅订了婚,想买点衣物给女方。“可我没任何收入”,只好开口向小伙伴再次借钱。信上写:“陕北严重的干旱,造成了大量的难民,真是一片凄凉!我可爱的祖国,实是十分贫穷的。有义务改变这种状况!”

文革后知青大返城,当时政策规定,与下乡当地人结婚的不得回城。已在农村成家、刚有了小女儿的万川两口儿,只好先办离婚。他独自回京找到工作,然后和冬梅办了复婚。就在一家三口即将团聚前,万川出车遭遇车祸,不幸因公殉职,一个有才华的年轻生命永远定格在三十岁。“我哥出事后,我去乡下接嫂子来京料理丧事,小侄女刚会在火车厢学着走路……”万川弟弟对我回忆。

那两封草纸张泛黄的信,今天还“躺”在万川当年小伙伴家箱子底。

四.认罪真相

深秋有天吃过晚饭,广播中听到中共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批准“叛徒、内奸、工贼刘少奇罪行审查报告”,并将其永远开除出党。我刚听到播音员愤慨念出“刘少奇”三字,心里一咯噔,因为之前报刊广播一直以“中国赫鲁晓夫”相称,从没点名。

一天,母亲从单位回家紧张地说,造反派贴出一张父亲写的“认罪书”,大意是:“我虽然自己没被捕叛变,但是贯彻执行了上级错误路线,允许党员签署敌人的保证书,就是包庇叛徒,所以我就是叛徒。”我忙问:“是爸爸写的吗,会不会是那帮人伪造的?”妈妈说:“看着是你爸爸的字儿。”我的心顿时沉甸甸。
过一阵,妈妈冷静下来,才终于明白——这是经过了大半年,造反派对父亲囚禁逼供、栽赃嫁祸,他依然在用心良苦的申明,自己从未叛变当过叛徒,只是因为执行上级指示而被强加“叛徒”罪名。以后听父亲说,抗战最残酷阶段,为了不暴露党员、保存党的力量,上级指示允许党员混在群众中,在敌伪的保证书上签字。父亲作为县委领导,传达贯彻了这一指示。

母亲告诉我们,父亲十七岁上、抗战第一年就参加了共产党领导的抗日,十八岁加入中共。一直在危险的敌占区参加及领导当地抗日斗争。我想起小时候爸爸带我们回老家,专程去距县城十来里的苏家疃村,看望一位抗日老英雄。爸爸路上指给我们,哪儿是当年鬼子炮楼,哪儿是敌人封锁线,他记得一清二楚。在鬼子眼皮底下,那位老人跟随父亲一起进行抗日斗争。记得父亲那次告诉我们,老人当年使用的土制手枪叫“独一撅”,好像还成了他的绰号。电影《地道战》里抗日英雄高传宝,用的枪也是“独一撅”。

父亲对他工作、战斗过的家乡始终怀有特殊感情。九十年代他离休后,大部分精力都用在为家乡做事上。父亲通过地质水文部门为缺水山区打井找水。他还专程去拜访曾在家乡战斗过的聂荣臻元帅,为依然贫困的抗战老区争取到国家长期扶助,一直到三年前家乡摘掉贫困县的帽子。

妈妈说,抗战时县委有两人姓孟,父亲脸红、外号“红孟”;另一个脸白,外号“白孟”。白孟牺牲了。说到外号,想起母亲说过,她们在抗战时都有代号,妈妈代号好听——“黄莺”。

五.暗夜温暖

在父亲被关押的日子,也有群众或在单位、或者来家,悄悄向母亲表达关心、传递消息。印象深的有医务室孙大夫,女同志,个儿不高、大眼睛;院办贾秘书,笑眯眯、两腮略鼓;还有其他叫不出名儿的好心人。尤其令家人感激的,是冒着政治危险、偷偷替父母传递纸条的两个普通群众。

有位年轻女工程师一家,被单位掌权的安排住进我们本不宽敞的家中。女工程师叫续固,青岛人,大个儿、戴眼镜,爽朗、正直。爱人丁浦泉,也是大个、工程师,人英俊、谦和。两家人在一套三居室共同生活了几年,尽管她家是“革命群众”,而我家开始时是“审查对象”,但始终相处非常融洽。他们搬走后多年,仍与我们保持家人般往来。

父母抗战时老战友,多被审查或关押。少数行动自由的叔叔阿姨,悄悄来家探望母亲、传送令人或喜或忧的消息。一个寒冬夜晚,有位着军装的叔叔,个不高、皮肤白,找到家来安慰母亲、叙说时局。在父亲命运未卜的时候,看到当时威望极高的解放军能来家里,我不免高兴。人走后妈妈介绍说,抗战时他岁数小,战友们都把他当小孩儿,现在已是部队师领导。我清楚记得,陪妈妈送叔叔出门,楼外小马路上灯光昏暗,不见一个行人,只有狂风吹得路边电线“呜呜”吼叫。

印象深的,还有眉眼精神的李明玉阿姨。听妈妈说,她俩老家村庄相连。明玉阿姨,出生在太行山区神南村的地主家庭,姐妹三个,都是省城保定师范毕业,个个眉清目秀,时称“神南三枝花”。抗战爆发,八路军骑兵营进驻神南,三姐妹都离家投身抗日。老二明玉、老三宝光加入共产党,老大参加国民党。在战火纷飞的年代,分别与战友相爱并成亲。建国前后,老大随国民党军官的丈夫去了台湾;明玉阿姨的丈夫作了省、部领导;宝光阿姨的丈夫成为我国核工业奠基人、开拓元勋。

在我父亲受审查、被关押的日子,李明玉阿姨多次来家探望母亲。俩人一模一样的乡音,凑近讲着悄悄话,一说就说好久。

好人好报,明玉阿姨享年一百零三岁,今年刚刚辞世。八十年代,她与隔绝了半世纪的大姐终于相会。她跟妈妈说,在大姐的美国寓所住了俩月,一聊到国共之争,还会拌嘴。当唠起儿时往事,就有说不完的姐妹深情。宝光阿姨的丈夫享年一百零四岁,而也是父母战友的宝光阿姨依然健在,高寿百岁。

在那阴暗的日子,幸亏有这些善良人带来温暖。如黑夜中的光亮,让我们不感孤独,没有忘却哪怕是短暂的欢乐,助我们度过那难熬岁月。

六.父亲回家

父母单位自解放军军代表进驻后,混乱局面开始扭转。四哥甚至试着报名参军,全家做梦都没想到,军代表开了绿灯,政审通过啦!一天晚饭后,两名接兵的解放军叔叔登门家访,先问:“大爷不在家?”我们先一愣,马上明白是问候父亲。忘了是谁尴尬地圆了句谎:“去学习班啦”,遮掩了过去。

那些年当兵最光荣,要通过严格政审,亲属不能有政治问题。家人都以为,这回父亲马上能放回家了,可造反派就是不放人。听说军代表找他们交涉:“人家儿子当兵都要走了,你们还不放人?!”

一直盼到四哥离京前一天,他清楚记得是12月22日。中午开始,一响起上楼声,我们就赶紧开门向下张望。一直等到晚上10点半多,才传来熟悉的脚步声,我们赶快开门迎进父亲。被关地下室整整一年的父亲,比以前消瘦,表情疲惫。坐下就问起几个孩子情况,对自己遭的难没有多说。妈妈问有没挨打,他抬起胳膊轻描淡写的说:“就这儿打的疼”。父亲单位多为科研人员,相对其他单位的造反派,“文明”的多。印象深刻的是,父亲边说话边狼吞虎咽、接连掰进嘴里四、五个大橘子。家人陪父亲唠到半夜。第二天,四哥离京坐上运新兵火车。

过了些天,听父亲说起他“国民党”一事。原来是父亲上学时有同学加入国民党,父亲说:我就看国民党打骂欺负人,所以没人。单位造反派调查了一、二十名他的同学老师,大多证明父亲没加入。少数人记不清,只有个别同学在外调人员威逼下说:“好像有他”。造反派不顾多数人证明,执意逼父亲承认加入过国民党。他始终没有“屈招”。

多年后我已过花甲,生日那天念及父母,勾起前述往事,赋词:

永遇乐·生辰念父母

父辈当年,金瓯尽碎、铁蹄踏处。

燕赵人杰,从来慷慨,弃笔驱狼虎。

敌后英豪,青纱健影,烽火太行烟树。

江山易,心血抛洒、油龙万里腾舞。

蒙尘华夏,浩劫十载,肝胆一腔谁诉?

犹记凄凉,铁窗残月,风雪游街路。

林泉常叹、赤子未老,于今儿也垂暮!

问今夕:陵园松下,双亲知否?

一九六八年 十四岁

一.欢庆九大

又有跳楼。年初二一大早,传来父亲单位有个也姓孟的院长跳楼身亡消息,是家住小区08门的孟副院长,著名矿床地质学家、首届中科院院士。听说他一直被造反派关在单位,初一这天要求回家吃个团圆饭,吃完就回,造反派不许。他早已不堪关押屈辱,这件事成为最后的导火索。第二天,天还没亮,性格刚烈的他,从关押处三楼纵身跳下,以死相抗。

欢庆“九大”。党的九大召开严格保密,闭幕当晚才对外公布。印象最深的是新党章明文规定:林彪是毛主席的“亲密战友和接班人”。我听了打内心拥护。林彪是副统帅,紧跟和宣传毛主席做的最好,对毛主席最忠。那会儿,新闻纪录片经常看到林彪,总是恭敬地跟在主席身后,一手永远举着《毛主席语录》小红书。前几年国庆节和毛主席天安门接见红卫兵,都从广播中听到林彪讲话,也总是把宣传毛主席放在首位。实况转播中他的湖北口音,现在还有印象,比如“日子”说“尔子”。记得他在天安门上拉长乡音——“美帝地‘尔’子不好过,苏修地‘尔’子不好过,各国反动派的’尔’子、都不好过!”

我参加街道连夜组织的欢庆“九大”游行。街上一队队游行队伍,都举着画像标语、喊着口号,有的还载歌载舞、彩车驶过。一直欢腾到深夜。第二天,从报上看九大主席台照片,中央文革和林彪的人坐左边,周总理和老帅、“老人儿”都安排坐右边。我心里好大不痛快。这年头儿的“左”代表革命,“右”则相反。

那几年,隔段日子会发表一两句领袖“最新指示”,都晚上播出。没过多会儿,就出来一拨拨锣鼓喧天的游行队伍,奋臂高呼:“热烈欢呼毛主席最新指示发表!”名曰:“学习、宣传最新指示不过夜”。有时还见飞驰而过红旗招展的汽车,是刚刚在人民大会堂受到主席接见的人。他们激动的站大卡车上,一遍遍齐声重复呼喊:“我们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身体很健康!我们见到了毛主席、毛主席身体很健康!我们见到了……”那几年每次喊的口号一字未变。

二.修防空洞

“九大”前不久,北京搞过一次大规模示威游行,抗议苏修(苏联修正主义)侵犯我国领土珍宝岛。从“九大”纪录片看到,珍宝岛参战代表孙玉国大会发言后,毛主席站起身鼓掌、握手。九大后,防苏联入侵的战备进入高潮。北京各处开始修防空洞,小区居委会通知居民参加。我肾炎治了一年多,好差不多了。父母怕病没全好,劝我别去,我不想再在家养病,没听劝。防空洞是利用院里原来的地下管道,我们主要修修补补。站大卡车上,去郊区拉来石灰、水泥,回来帮着和灰、递砖,我每天进家灰头土脸一身。过些天去医院一化验,指标还全正常了。

表姐夫来家写申诉。表姐夫早从老家农村来京工作多年,突然表姐带着他来我家住。表姐夫像是大病初愈,说话走路都没劲儿。经常在一沓信纸上写着什么,我看到打头一段主席语录,大意:“共产党员是实事求是的模范,又具有远见卓识。只有实事求是,才能……。”现在记不清,这段语录是他写在抬头,还是每页信纸顶上都印着的主席语录。

那几年,每天报纸头版右上角必登一段主席语录;电话员拿起话筒先念语录再对话;两派群众组织辩论甚至武斗,先高喊语录互相攻击。我从传单和小报上看,武斗时用最多的是这条语录:文革“是国共两党长期斗争的继续”。两派都骂对方是“国民党”,恨不得斗个你死我活。还有个陈毅念语录的传说尽人皆知。说造反派大会要斗陈毅,他按惯例掏出《毛主席语录》本,大声说:“请翻开271页——毛主席说:’陈毅是个好同志!’”造反派赶紧拿出语录本,结果翻到最后只有270页。这传说反映了人们对造反派揪斗老干部的不满。

过几天,知道了表姐夫的事。他在北京城东一家工厂当工人,两年前运动起来,厂子分两派,他是保厂长那派。另一派要批斗厂长,他出来阻止,结果给打得浑身是伤,还给扣上什么帽子。只好躲回农村老家养伤,现在基本好了。来京一是复查受的伤,二是向厂子军代表申诉,要求查清问题,安排回厂上班。他俩在我家住了段日子走了,走时表姐夫问题没解决。

三.五七干校

我两年前生病在家,一直没上学。同学们去年已经“复课闹革命”,从五年级直接升初一。听说也没怎么正经上课,经常学工、学农劳动和参加运动。上文化课也是糊弄事,净互相抄作业。秋天开学我去学校打听,只能从初一上,而同学已经升初二。我看上学也学不到啥,想步三个哥哥后尘,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

父母单位在江西农村有“五七”干校,这时要组成基建连(“全国学解放军”,时兴部队建制)到那儿建房。去年,报上刊登黑龙江省在柳河建“五七干校”,组织机关干部下放劳动、有问题的下去改造。同时发表毛主席最新指示:“广大干部下放劳动,这对干部是重新学习的极好机会……”。打这儿起,全国机关单位都到农村办起“五七干校”。

我向父母提出参加基建连下乡,父母当然不同意。经不住我绝食相争,父亲只好给单位打报告:“申请小儿子孟建平参加基建连,自费去江西干校劳动”。深秋凌晨,天黑蒙蒙,辞别了送行的父母,我和一百多名基建连的大人,登上开往上海的火车。

上海转火车坐到江西樟树,小站只停四分钟,走前就告知了,火车一停我们蜂拥而下。转坐汽车,来到山清水秀的井冈山地区峡江县水边公社曙光大队。刚来那阵,所有男同胞合住一个大礼堂,睡在铺草垫的地上。室内放个大尿桶,关灯后听到有人撒尿时间格外长,大伙不约而同憋不住哄笑起来。头天早上我出外洗脸,清晨的池塘弥漫白色雾气,头回见,迷迷糊糊恍然幻境。

我在干校半年多,和大人干一样活儿。先上山伐树、砍毛竹,运下山为建房备料。毛竹和树木,顺山坡出溜下去,再扛到工地。开始肩膀压的生疼,过段日子慢慢适应了。山上大片毛竹,绿中泛黄。漫坡的树木,郁郁葱葱,只记得有青冈树、少量黄檀树。山泉奔泻,乱石溅起水珠,晶亮晶亮。常见觅食的野鸡,雄野鸡羽毛五彩斑斓,尾巴长长,漂亮极了。我一靠近,扑棱棱飞开了。偶尔遇到蛇,哧溜一下钻入草稞子不见。当地老俵(对江西老乡的称呼)告知,蛇名“过基峡”,肉好吃。在水田、沟渠旁,我小腿被蚂蟥咬过。早听老俵告诉,被蚂蟥吸上,千万别往出拽。用手拍打被咬处上边,一会儿它就脱落掉出。

开始了建房,和大人一起盖宿舍、建食堂、搭厕所。我干过和沙灰、铺房顶和砌砖,独自砌起了宿舍一堵墙。披着秋冬毛毛细雨,打湿的手套粘上砂灰,磨破手掌皮,一抓砖就疼。我离开江西后母亲下放干校,先来的同事指着那面墙告诉:“这是你小儿子砌的”。

每人轮流早起烧开水锅炉,大人们怕我不会烧柴、又起不了早,没排班儿。我不干,摸黑起来费老大劲把水烧开了,出来撒尿的叔叔说:“现在才半夜。”

排长刘涌泉,红脸膛,沉稳、和气,以后当了地质博物馆馆长。连长王泽九,脸白、戴眼镜,平时笑眯眯、讲起话有力。后来,他这中专生工程师,作了多年中国地科院常务副院长。忘了是哪个头儿大会表扬我:“孟建平,干活儿像个小老虎!”那会儿光想着不怕苦不怕累、“改造世界观”。

四.部长喂猪

父母单位干校属于地质部五七干校的分支,我们的校部就在地质部机关干校所在地、同一个公社的坑西村旁。地质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何长工,已年届七旬,在那儿监督劳动。早年他促成朱、毛井冈山会师,是红军初创时期高级将领。文革初,被定为“反党分子”,现在校部喂猪,那儿离我住处大概十里地。

我北京家隔壁的小伙伴、随父母下放干校的少山陪他一个“大朋友”——也是我们北京小区邻居、青年人广湖专程跑去看过何长工,广湖与“何部长”过去认识。他们走进脏旧的猪舍,是一个东西横向类似仓库的大屋,里面气味难闻。靠北墙是猪圈,用半人高的水泥墙隔成三栏,有两栏关着一大、两小三头猪,木棍钉的小门拦住圈口。距西头那栏有猪的圈两米处,放一张旧双层木床。上铺挂盏油灯,下铺支顶发黄的蚊帐,铺张草席,堆几件衣服,枕头边放把手电筒、几本书。旁边有两只用木板钉的简易凳子,一只上面搁着搪瓷饭盆。

少山见床边一老人坐着喝水,皮肤黑、面容憔悴,脸、手有泥痕,但神情泰然。一身土灰色衣服,腰间系条又脏又破的围裙,脚穿一双沾着粪土的高腰雨靴。广湖小声告诉少山:这就是何长工。俩人凑前跟何聊上了家常,知道他就住这张下铺,每天在这间猪舍干活儿喂猪。

没说多会儿,外面进来俩单位的人,要带何长工出去不知干啥。少山回来跟我详细讲了所见,还评说:“眼见老头儿一瘸一拐地被俩人押走了,看着他身体弱,可挺开朗、一点儿也瞧不出有啥悲观”。我早听说何长工在井冈山战斗中腿部负伤,落下了终身残疾。校部小卖部人还告诉少山,何长工喂猪休息时,经常给聚拢来的小孩子讲红军故事。

后来与何一道被监督喂猪的,还有遭中央文革点名、罪名“特务”“走资派”的副部长邹xx,他向儿子小滨说起过何长工打菜的一件事——平时不准他俩在食堂买好菜,只能打五分钱的素菜。这天是国庆节,何长工以为可以“开禁”,买了份两角五的红烧肉。刚高兴地把肉夹起,“砰啷啷”、饭菜被监视他的造反派打翻掉地,怒喝:“谁叫你吃这个的!”老人“当时眼圈泛红,眼泪都快出来啦”,邹讲述自己在旁亲见。

当我听了小滨哥的转述,联想起何长工当年就在距此不远的井冈山,曾为劳苦大众浴血征战、出生入死,不禁鼻子发酸。

何在干校几次被押上台大会批斗、陪斗。我听父亲讲,说是在隔离审查时,造反派审问:“交代反毛主席罪行!”何答:“我没反”。怒喝:“你不反谁反!”何话赶话:“我没反、有人反!”造反派追逼:“你说谁反?!”他被逼得豁出来:“林彪反、井冈山时就反!”林正红着呢,这成为何长工“恶攻”(恶毒攻击)新罪行。

五.干校另类

父母单位干校除基建连外,也有一批半年多前从北京下放的“另类”,是背负“大叛徒”、“特务”、“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罪名,下来劳动改造的人,有的刚被解除关押。他们上山背炭、砍竹子,下田播种、锄草、收割,喂猪、轰鸟等等,啥活儿都干。想得起的有,北京同院儿邻居黄汲清,六十多岁,个儿不高,圆脸、浓眉。是首批中科院院士、我国地质学泰斗之一。见过他在干递砖头的活儿,沉默不语。另一个北京邻居孙云铸,七十大几,瘦高、体虚。也是首批院士、我国古生物学奠基人。见他颤颤巍巍从村边走过,听说让他每天下菜地,拿竹杆轰赶飞鸟。文革后黄汲清连任三届全国政协常委,这已是后话。

我们基建连,除“革命群众”外同样有部分另类——解除审查后下干校劳动、有严重问题的人。由于已从审查中解脱,表面上看不出有啥特殊。但大都不爱与别人多聊,似乎心里有事。记得有:大姜,工程师、右派,长得有点儿像电影里抗日英雄李向阳,常穿件皮夹克。他倒是性格直爽,好提建议出主意。一中年妇女,天主教,大个儿、脸色发暗,总穿件旧蓝上衣、系条素围巾,心事重重。一个小个儿,坏分子、偷看女同志洗澡。五官端正,不苟言笑。还有一戴眼镜的,一只假眼,嗓音尖,讲话带笑、但有点吓人,忘了犯的啥事。也怪,他们每人的相貌举止,至今在我脑中清晰浮现。

还有我们一起干活儿的王恒升,总工程师,有严重历史问题“学术权威”。年近七十,个不高、脸胖乎乎,定县口音,和蔼少言。上山伐木我俩经常在一个组。山上干活一休息,他躺倒在山坡就睡,能打起呼噜。数他岁数大,干起活儿来可绝不偷懒。多年以后才知道他传奇经历。

王恒升是原国民党新疆地质所长、矿务局长。王震将军挥师入疆,要找专家指挥开矿。找到王恒升,刚因“里通外国”罪被判十多年徒刑,正在监狱服刑。将军与之长谈,排除了其敌特嫌疑。力排非议,把他从狱中放出,并委以重任,带领官兵找矿采矿。后来任命王恒升为西北地质局总工程师,他对新疆与大西北矿产勘探贡献颇大,得到将军赞誉。这段传奇成了电影《创业》总地质师部分原型。

文革结束后,这件事过去了三十七年,父亲引王恒升于北戴河重会王震副主席。阵阵白色海浪冲刷沙滩,几位老人坐在岸边藤椅,叙说着从前的故事。

本文由孟建平先生赐稿。感谢作者授权推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