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大历史:《回顾文革》第八讲 文革到底是什么?(八) 文革的整体脉络(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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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革武斗人员。 (来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服务中心主办“民间历史”网站)

一、文革到底是不是“群众打干部”的“大民主”?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里面,我们用1968年的广西大屠杀作为例子,讲到了到底是谁在文革当中大批杀人的问题。事实上,广西大屠杀在文革当中并非个例。在文革当中,与广西大屠杀相似的北京大兴大屠杀、湖南道县大屠杀、以“内蒙古人民党”(简称“内人党”)的名义对蒙古人牧民的血腥大屠杀,乃至其它被目前的研究揭露出来的大屠杀,它们的背后都具有当局支持、策划、执行的特点。一言以蔽之,在文革中大量杀人的,事实上绝不是许多人认为的“无政府主义暴民”,而是当权者们。通过韦国清的例子,我们可以看到,无论是毛泽东还是老干部,都是这些当权者的组成部分,他们都和这些屠杀脱不了关系。

在今天这一讲,我想从上一周的话题出发,继续引申一个问题,就是文革真的是“群众打干部”吗?值得注意的是,尽管毛派和老干部文革叙事的支持者们看上去有不少对立,但在文革是不是“群众打干部”这一点上,两者却有着惊人的一致。毛派认为,文革是一次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民主实践”,在民主的程度上可以说超越了古往今来的一切政治活动,至于毛泽东则更是古往今来天字第一号“伟人”。他们之所以这么说,有一个重要的论据,就是认为文革是“群众打干部”。在进行这样的论述时,他们还会配套地讲述另外一种观点,就是用今天中国官员的贪腐横暴来和他们口中的毛时代进行对比,说本来毛时代的老百姓可以用“大民主”的手段打击贪腐干部,目前的老百姓则不敢跟干部对抗,可见毛时代是真正的“大民主时代”,目前则是“反动势力复辟时代”。

在老干部文革叙事支持者的眼里,“群众打干部”也成了文革的一个重要标志。这种直到今天依然在中国官方的口径中没有被否认的叙事认为,一心为国为民的老干部们,遭到了丧失理性的、被极左派煽动的暴民的冲击。这些被利用了毛泽东的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煽动起来的暴民,对善良无辜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进行了“残酷迫害”,导致社会秩序陷入混乱,民不聊生。最后,还是要靠这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们不断抵制“反革命集团”的破坏,最后粉碎四人帮,再把搞“两个凡是”的华国锋换下去,社会才恢复了秩序,人民群众才走出了混乱,过上了安定快乐的生活。

二、毛派和老干部叙事都认为文革是“群众打干部”

我在上一讲里说过,虽然毛派和老干部文革叙事的支持者看上去是对立的,但两者在事实上没有本质区别,都是在试图把中共的某一派打扮成“伟光正”的形象。而在认为文革是一场“群众打干部”的运动这一点上,两者尽管对“群众打干部”这个问题本身存在着相反的评价,但他们又都一致地认为“文革是群众打干部”这种论述是对的。然而,这种论述当然和事实相去甚远。因为实际上在文革当中,民众被当局、被干部杀害的数量,要远远多于死于群众之手的干部。而与被所谓“残酷迫害”的老干部们的遭遇相比,民众在文革中被当局、被干部迫害的惨烈程度要远远更高。因此,毛派和老干部文革叙事支持者们尽管看上去对文革的立场完全不同,但这绝不能表明这两种看似对立的立场有一个是对的、一个是错的。因为两者的立论,都建立在“文革是群众打干部”这样一个命题之上,而“文革是群众打干部”这种说法根本就是伪命题。在伪命题之上,无论做出怎样的论述和评价,无疑都是虚假的。

事实上,这种将文革简化成“群众打干部”的做法,是将文革当中存在过的一种现象当成了普遍和主流,认为在所谓的“十年文革”期间,都是群众在打干部。要破除这种被毛派和老干部一致认同的叙事,我们就需要首先将文革的整体真实脉络叙述一遍。只要事实被呈现出来,那么种种虚假的论述和伪命题就会像阳光下的冰一样迅速消融。

艺术家高小华创作的反映文革武斗的美术作品《为什么》。(来自搜狐网)

艺术家高小华创作的反映文革武斗的美术作品《为什么》。(来自搜狐网)

三、“两年文革”的历史分期

在这一讲当中,我首先要说一说我个人的观点:我本人是“两年文革论”的支持者,并认为文革实际上有两次。不过,为了讲清楚历史,我在这个回顾文革历史的系列节目当中,依然会将1966—1976年之间的历史全部涵盖,还会一直谈到此后华国锋的失去权力。在这里,我也希望大家能够形成自己对文革持续时间和次数的判断,并不一定要以我为准。我希望的,是能够为大家提供一个能够更准确认识文革的角度,使大家能更加接近历史的真实。

对于1966年5月—1976年10月这一被看作“十年文革”的时期,我首先把它分成三个阶段。这三个阶段分别是:

一、1966年5月—1968年7月,我将这一阶段称为“两年文革”。
二、1968年7月—1974年1月,我将这一阶段称为“间歇期”或“后文革时期”。
三、1974年1月—1976年10月,我将这一阶段称为“第二次文革”。

接下来,我们就用一些时间,来讲一讲这三个阶段都发生了什么事。

首先,在我看来,“两年文革”可以分成六个回合。

第一回合,是1966年5月—8月。在这一时期,于1962年的七千人大会之后大权旁落的毛泽东,试图运用他的“伟大领袖”地位,对干部们控制的党发起夺权。毛泽东首先在上海从文化战线动手,而后将火烧向北京市的领导班子,乃至文化部、宣传部等部门,接着又号召群众们起来向干部党造反。在这一时期,由于毛泽东不在北京,在北京主持中央工作的刘少奇、邓小平向各大专院校和一些中学派出了工作组,试图进行一场二次反右。毛泽东一开始允许刘邓派遣工作组的行为,之后则回到北京,表示工作组在镇压学生运动,工作组路线被否定。

第二回合,是1966年8月—年底。这一时期,随着工作组撤出学校,各校红卫兵运动崛起。在8—9月间,红卫兵运动被由干部子弟主导的老红卫兵掌控,他们将斗争的矛头对准了被称为“黑五类”的社会群体,制造了被称为“恐怖的红八月”的残酷屠杀。将矛头对准干部、与老红卫兵对立、平民色彩更浓的红卫兵组织,则被叫做新红卫兵。毛泽东首先放任老红卫兵行凶,而后在10月宣布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号召群众打击高干。到年底,老红卫兵宣告垮台,新红卫兵(也被称为“造反派红卫兵”)主导了红卫兵运动。

第三个回合,是1966年底—1967年4月。在这一阶段,矛头对准干部的造反运动蔓延到社会上,各种造反组织纷纷冲击党政机关。这一阶段,也可说是文革的第一个激进高潮。在这一阶段,出现了打着毛泽东的旗号进行造反、实际诉求则是为工人维权的大规模组织“全红总”,遭到了毛和干部们的一致镇压。另一方面,也出现了忠诚地执行毛泽东号召造反的政治路线的团体,也就是上海的“工总司”,这一由张春桥、王洪文主导的团体发动了“一月风暴”,冲垮了上海市委和市政府。面对造反派的大举进攻,中共部分军方元老和许多地方的干部、将领采取了强硬反击,发动了“二月逆流”大量逮捕乃至大批枪杀造反派。毛也在此前后进行了政治妥协,否决了张春桥等人在上海建立“上海人民公社”的激进计划,派出军队到各地“支左”,要求各地建立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即由所谓“革命干部、群众组织代表和部队军管代表”组成“革命委员会”,取代过去的党委和地方政府。

第四个回合,是1967年4月—7月。在毛泽东和林彪的压力下,中共军方元老的“二月逆流”被击退,造反派被大量释放。各地军方或当权干部扶植的群众组织与矛头对准当权干部的造反派形成了对立。这些各地军方或当权干部扶植的群众组织,虽然也自称“造反派”,但被人们普遍地称为“保守派”,他们的来源有些可以追溯到老红卫兵,有些则是被从造反派中分化出来的。而一些部队和部分干部则支持造反派。支持造反派的部队势力,以林彪系的部队为多,但也不尽然,在有的场合林彪和他的派系会支持保派打击造派。在这样的背景下,各地保造两派对立,双方展开了一系列武斗。毛泽东在7月前往武汉,试图调停两派武斗,却因为一系列原因被忠于武汉军区的当地保派包围在了东湖宾馆,好不容易才逃了出去,这就是“武汉七二零事件”。

第五个回合,是1967年7—8月,这一阶段也是文革的第二个激进高潮。在武汉七二零事件之后,江青号召进行“文攻武卫”,造反派采取了更激烈的手段攻击干部党体制。中共中央的毛派发动的“揪军内一小撮”运动,将矛头对准了一批军内高级将领,使林彪系军头之外的将领受到激烈冲击。造反派则冲垮了外交部,制造了火烧英国代办处的外交事件。除此之外,将矛头对准周恩来的造反派团体“五一六兵团”也在这一时期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毛泽东出于复杂的政治考虑,最终退缩,停止了“揪军内一小撮”运动,另一方面又恢复了由周恩来掌控的外交系统的工作,并将中共中央的部分毛派分子(王力、关锋、戚本禹)清洗,从而形成了毛、林、周三巨头在政治高层三分天下的格局。

第六个回合,从1967年秋到1968年7月。这一回合,可以说是“两年文革”的残局。到这时为止,由于毛泽东两次退缩,造反派的失败可以说已经无可避免了。在1967年10月,毛泽东号召各地的保造各派群众组织实现“大联合”,但无法阻止各地的激烈武斗。其后,在1968年春,毛泽东又发动“清理阶级队伍”运动,与干部党共同将矛头对准了造反派中所谓“出身不好”的人,很快演化成了一场大规模屠杀。在绝境之中,多地造反派的代表齐聚北京的北航和清华两所大学,试图组建各地造反派的联合团体。毛泽东则在7月27日派出工宣队粉碎了清华大学造反派,并在第二天召见清华造反派领袖蒯大富,由此引发了我们之前讲过的毛泽东自称“黑手就是我”的那一幕。

到这时候为止,以社会秩序动荡、群众组织大规模造反为特征的“两年文革”就告一段落了。在这之后,一直到毛泽东死去的时候,乃至华国锋失去权力之前,虽然社会中和政治上依然有着浓烈的文革色彩,但那种人们印象当中以一团混乱和群众组织的大战为特征的文革已经一去不返了。在这之后,尽管造反派在1974年和1976年还有两次短暂的复兴,但在势头上则远远不如“两年文革”时期。因此,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两年文革论”是一个相当有道理的说法。不过,由于毛泽东本人作为文革的发动者,从没有官方宣布过结束文革。因此“两年文革论”只是一种解释文革的模型,而并非是一个如同“一加一等于二”般的定理。

到这里,我就首先讲了对于“两年文革”的历史分期。在下一讲中,我们会继续讲到之后的“间歇期”和“第二次文革”的历史分期,并会对1966—1976年间的历史进行一个总体的评述,讨论所谓“群众打干部”这种现象到底在这一时期是不是主流。感谢大家,我们下周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