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我们这一代，已经开始面对「死亡问题」，但是先要进入一种「过渡状态」，我在微信从一个老朋友那里，看到国内一位知名学人，描述他的妻子先走一步后的紧张：「我们这一代人历经无止境的政治运动隐藏在心灵深处的受控制、不安全的恐惧感，现在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作为一种『病态』爆发出来，确实惊心动魄」，他提到拒绝「好死不如赖活」的传统、选择「不以治疗为主，以减少病痛，有尊严地活着，安宁地死去为要」等等「人生终极之路」，总之，死亡首先不是恐惧、无奈、慌乱，而是一门知识，国内曾经「养老学」风靡，恐怕需要换成「死亡学」了。我们因为车祸，比较早的面对了死亡问题，稍微熟悉这些知识，懂得在死亡前，有一点知识准备，比没有好。 】

傅伟勋教授一九九三年在台湾出版过一本很畅销的《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我原先根本读不进去，经历了绝望和恐怖之后，偶然一翻，竟从头几页便读出了自己的「临终精神体验」，或者是精神临终的自我解读，这才忽然悟到我这两年来的崩溃、与神界的接触，都是一种精神死亡前的挣扎。

个体在面临死亡时所感受到的孤离无依，任何他者无法取代的「自我承担」，以及个体存在的我，所表现出来的对于死的「存在的态度」，这些，我都像在苦海之中一一经历了。

傅着特别提到，英国历史学家汤恩比认为，一对夫妻的「死亡的挨苦」，乃是一种「双人的事件」，其中遗留下来的那一个很可能变成「肉体未死﹐精神先死」的人，汤氏说，若他自己先走一步会很平静，但不敢想象若妻子先他一步死，留下他自己靠什么精神力量渡过余生。这，正是对我而言的那种「被遗留下来」的巨大恐惧和承担极限的体验，那种目睹另一方在近似「脑死」状态中发生的种种非人的残酷景象，以及在我抢天呼地之后她不幸未被世间弥漫的神界奇迹所恩赐，反而是由人间的技术所「修复」的那种被遗弃的宿命感受，都使我分分秒秒﹑日日夜夜浸淫于无以告诉的凄楚，那仿佛是前半生的一个倒影悬挂在我眼前，往昔的每一次欢娱﹑每一刻闪过的幸福，都在那倒影中一变而为无数的痛点﹐反衬着今生今世的荒凉……。傅着给我的巨大启示就在这里。

此书引用的美国精神医学家库布勒•罗斯关于「死并非威胁，而是对于我们的一种挑战」，以及如何面对这个挑战去建立真实人生的观点，是两年来我始终未意识到的一个层面。我只在神迹和全面康复的范围内思考和努力，接受挑战是预设了「不死」「不残」的虚假前提的，特别是回避了「残废」后的人生如何渡过、还要过得丰富有尊严，这是「死」的威胁退去、我们侥幸逐渐康复而导致的肤浅。最近我的精神复苏，开始支撑起一点生活的希望，尤其剧烈地倾倒物质生活一面，时刻思念日后同饱经折磨的傅莉去丰满甜蜜地「再活一次」，朝思暮想着一幕恬静安逸无困扰的田园生涯，似乎从那个境界了却此生足矣。到目前为止，我只走到这一步。

傅教授泼墨挥写的斯各特•聂尔玲（Scott Nearing）这个人，读得我很痴迷。二十年代的一个美国激进主义者，活了一百多岁后以绝食方式从容告别人世。他之激进，乃是对整个现代文明的抗拒，一种真正孤独的激进。这是我所看到的第一个在半个世纪前就单独向日后风靡世界的物质主义生活方式（以消费和享乐为上）挑战的人，不知道他的思想资源是什么，只知道他是一个素食主义者、和平主义者和社会主义者。和平主义（非暴力）可能来自印度的甘地，社会主义只能来自马恩，而素食主义大概对他最要紧，却不知来自何处，来自东方的佛教和道家吗？他的哲学主张世界万物皆有灵性，人与自然必须和谐，这是很老庄的。他有很浓烈的神秘主义，不信基督教（特别是制度化的），更倾向于东方神秘主义（长寿和吃素），但他的反资本主义（剥削）的政治态度，有明显的西方人权、公平、博爱的深度。这样一个复杂的激进主义者，被西方主流社会所遗弃，又很吊诡。但有意思的是，在西方有秩序的进化中，激进者只能孤独而不会被大众拥戴成领袖，这同中国近现代的情形恰好相反。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