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riginal 观潮钱江 钱江说当代史 2022-05-01 09:19 Posted on 北京
朋友们节日快乐！
接上篇：胡耀邦提人民日报启用特约评论员署名文章拨乱反正胡耀邦离开他挚爱的人民，已经33年了。往事未曾如烟，再向前推至44年前的那个春天，胡耀邦正要发起“真理标准”或叫做“实践标准”大讨论。那场渐及全国范围的大讨论，冲破“两个凡是”，促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开启了中央党校和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密切合作的一段篇章。以下文字主要叙述这样的密切合作是怎样渐次展开的。
亦以本文纪念胡耀邦——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
1977年12月30日下午，人民日报编辑部给中央党校打来电话，他们看到了这一期（第34期）《理论动态》，打算转载，征询耀邦同志的意见，并询问转载这篇文章怎么署名？
1.胡耀邦提议：用“本报特约评论员”署名
这时，理论动态组的沈宝祥恰好去胡耀邦办公室送他写的文稿。（沈宝祥日记记载：这天下午，他将写出的关于干部到第一线的稿子送胡耀邦审阅），刚跨进门，秘书陈维仁办公桌上电话响起来了。
陈维仁接完电话对沈宝祥说，是人民日报来电话询问转载《理论动态》文章的事。
这时，胡耀邦临时来到陈维仁办公桌右面的小桌子前低头看文件。沈宝祥转身对胡耀邦说：耀邦同志，人民日报问，文章发表时怎样署名。
沈宝祥教授近日绘制的1977年胡耀邦初到中央党校工作时的办公室：楼上是卧室兼办公室。左下角的较大办公桌是秘书陈维仁使用的，右侧有较小的桌子，当时面墙办公。
胡耀邦抬头想了一下说，他们报纸发社论，写评论，（对）有些问题，大家都可以评论嘛!报纸要依靠大家办嘛，我们也可以参加评论嘛!我们可以当他们的特约评论员嘛!
陈维仁和沈宝祥都觉得“特约评论员”这个名称很好。陈维仁立即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回电话，说耀邦同志提出用“特约评论员”的署名。陈维仁放下电话后对沈宝祥说，他们也认为“特约评论员”的署名很好。
陈维仁在新中国成立之前的1949年3月，作为清华大学的中共地下党员，由北平市委城工部安排到人民日报当编辑。后来他担任总编辑邓拓的秘书，于1959年到中央党校学习并留校工作。他和人民日报负责人很熟悉，联系顺畅。
然而，1978年1月2日的《人民日报》第1版刊登这篇文章时用的署名却是“岳平”，不是“特约评论员”。
沈宝祥回忆此事说，报社为什么用“岳平”署名未知详情，但胡耀邦清晰地提出希望《人民日报》启用“特约评论员”这个署名，是可以确定的。
1977年12月30日的《理论动态》首页和1978年1月2日《人民日报》2版上的“岳平”的文章《以怎样的精神状态跨进新的一年》。
这期《理论动态》印出来后，胡耀邦第一个想到要送的，就是中央主席华国锋。华国锋看完这篇文章后，立即打电话给胡耀邦，夸奖这篇文章作为新年献词写得很好。他还在电话中念了他最满意的一段话，并说他已将这篇文章批了下去，为起草下次全国人代会的报告作参考。
胡耀邦接到华国锋的这个电话，非常高兴。
- 从“岳平”看《人民日报》本报评论员文章的起伏
由于缺乏当事人回忆和档案记载，对这篇文章署名“岳平”未能有详细解释。若以当时报社编辑部的通常做法推论，“岳平”可能是“特约评论员”中“约评”的谐音，也可能是“阅评员”的缩略语。如果此论成立，可以判断为部分接受了“特约评论员”的署名。
为什么没有直接使用呢？可能有多重原因。《理论动态》是党校内部刊物，刊发付印由党校领导即可确定，《人民日报》刊登文章要慎重得多。在此之前，《人民日报》重要评论文章从未使用过“特约评论员”署名。
在“特约评论员”登场之前，《人民日报》的“本报评论员”文章已经有20多年的起伏历程。发展至今70余年，正逐渐接近万篇规模。
《人民日报》的“本报评论员”文章在早期通常由本报编辑或记者撰写。第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刊登于1954年7月31日第4版，题目是《为什么美国不敢承认侵犯我国的事实呢？》，是国际问题评论；随后1篇是《实行新的铁路客货运价》，指向国内经济事务，见于1955年5月20日第2版。
但是第3篇“本报评论员”文章间隔了相当长的时间，是5年后的1960年7月5日第1版刊登的《必须立即制止迫害华侨的罪行》，是国际问题评论。
此后又有较长时间间隔，第4篇“本报评论员文章”是1962年8月20日刊登的《教得好，学得好》，首次刊登在第1版。
两天后的8月22日又在1版刊登评论员文章《当前力争多收棉花的重要一着》，从题目看是讨论国内生产问题的。
随后是8月23日第6篇《发放农业贷款要适时适用》。第7篇为1962年12月17日刊登在第1版的《尽力而为，量力而行》。
1962年刊登3篇“本报评论员”文章，是较多的一年。
随后是第8篇，1963年1月13日在第1版刊登，题目是《密切注视印度政府的态度》，刊登在1版右下方位置上。
从版面分析的角度看来，“本报评论员”文章的版面位置向前移动了，多次刊登在1版，增强了对重要性的显示。
在1963年和1964年，“本报评论员”文章出现的频率增多，但版面位置从1版转至《人民日报》国际新闻版，成为常见文稿。举1964年12月为例，这个月在国际版上刊登的“本报评论员”文章有11篇。
当时这些“本报评论员”文章大都偏属“轻型”评论，有时略显不同的语言风格，通常说来版面位置不是特别突出。这类文章的作者，许多是本报国际部编辑，也有一些是约请外交部门的作者撰写的。
但是，从1965年起，《人民日报》上的“本报评论员”文章又出现长时期间隔。从“文革”开始的1966年5月至1970年的5年间，《人民日报》上没有了“本报评论员”文章，重要评论性文章主要是“社论”乃至“两报一刊（即《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和《红旗杂志》）“联合”社论。
直到1971年，《人民日报》恢复以“本报评论员”文章评议国际事务的做法。这年1月1日第6版刊登了本报评论员文章《声讨佛朗哥的法西斯暴行》。
1971年1月1日第6版刊登了本报评论员文章《声讨佛朗哥的法西斯暴行》。
此后，关于国际问题的“本报评论员”文章明显增加，基本上都是国际评论，持续到1974年12月12日第5版刊登的《美国军队没有理由继续赖在南朝鲜》。
1974年12月12日《人民日报》第5版刊登“本报评论员”文章国军队没有理由继续赖在南朝鲜》。这是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前《人民日报》上最后一篇“本报评论员”文章。
令人寻味的是，从1975年开始，到1976年10月“文革”结束，“本报评论员”署名评论没有出现。
在几乎长达20年期间，《人民日报》上的“本报评论员”文章为什么在刊登频率上几度起伏？较长时间停顿的原因是为什么？这些未见编辑部的相关解释。其偏重于国际问题评议是比较显著的。
可以确定的是，“文革”结束后，《人民日报》上的“本报评论员”文章的分量加重了，逐渐具有权威引领的影响力。
钱江著《战火中诞生的人民日报》，2008年人民日报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