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光奇：文革年代的读书生活

Original 丁邢丁东小群 2022-06-23 08:47

25年前，我们参与编辑《华人文化世界》，曾刊发首都师大教授魏光奇的文章，回忆文革年代的读书生活。这篇文章曾在魏光奇自己的公众号“天地东西南北之学”展示，现发表供朋友分享：

魏光奇素描

杨健撰写的《红卫兵集团向知青集团的历史性过渡》和追寻“68年人”的几篇文章，激起了我的许多回忆。杨文中提到1968年北京中学生中的“二流社”，我曾是介入者之一，如今回忆当时自己和周围同学的读书生活，觉得可以从一个侧面反映那个时期北京部分中学生从红卫兵向知青过渡的思想历程。

“文革”中北京中学生读书风气的兴起，从一开始就同对文革起源和性质的反思有关系。1966年6月“文革”开始时我16岁，在北京外国语学院附属外国语学校读初三。北京中学“文革”的特点是运动初期血统论盛行，最先兴起的“老红卫兵”以干部子弟为骨干，推行血统论，讲“老子革命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一面走上社会抄家破“四旧”，另一方面在学校内揪斗有历史问题的教师和出身不好的同学，非“红五类”出身的同学在运动中受到排斥，其中一些人受到迫害。10月以后，由于老干部纷纷被打倒，“老红卫兵”开始同中央文革发生矛盾和对抗，但在学校中仍坚持血统论。而受到血统论排斥和迫害的同学则开始组织起来，自称“造反派”，批判血统论，将之指为“刘邓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在北京中学的主要表现，这一派1967年春天发展成为“四三派”。我参加的组织，即属于“四三派”。

血统论是以阶级斗争理论为基础的，这种理论将地、富、反、坏、右、资本家、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指为敌对阶级，而将“文革”要打倒的“走资派”说成是他们的政治代表，对此“四三派”实际上难以接受，起码在潜意识上是如此。因为他们中的不少人一方面家庭背景同那个“敌对阶级”有着各种直接间接的联系，另一方面又在遭受着“走资派”子弟们的迫害。此外，在干部子弟比较集中的学校中，一些虽未受到政治迫害的工农子弟也能感受到在经济社会地位方面自己同干部子弟的巨大悬殊和差距。这样，少数素来喜欢读书和思考的“四三派”学生就试图对“文革”作另外的思考，其基本思路是认为“文革”之所以能在短时期内将亿万人卷入其中，原因在于它有着现实的社会基础，即“特权阶层”同广大人民群众之间的矛盾。这样，“文革”就首先被看做是一场社会斗争而并非仅仅是党内的一场权力和路线斗争，而所谓“走资派”也就不是一个政治派别，而是一个社会阶层（特权阶层），如当时《四三战报》上发表的《论新思潮》就反映了这种思想动向。

在1967年的时代背景下，十六七岁、十七八岁的年青人要从新的角度探讨“文革”的起源和性质，最初还不敢也不愿逾越毛的有关理论，他们还力图要从毛有关的文字和谈话中为自己离经叛道的观点寻找理论根据。如毛泽东在“文革”前的一个批示中曾有过“官僚主义者阶级”的提法，曾称1967年的“一月风暴”为“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大革命”，曾对《战国策》“触詟说赵太后”一节中“君子之泽，五世而斩”的说法发表评论，说这反映了当时的“权力和财产再分配”－－所有这些，当时都被拿来作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产生新的既得利益集团、可以产生新的特权阶级的理论根据。不过，这些毕竟不是毛“文化大革命”理论的主体，毕竟不能支撑起一种对于“文革”起源和性质的新理论。所以，还须进行其他的理论探索。此外，当时一些“老红卫兵”已经开始批判“文化大革命”理论，抨击斯大林的“大清洗”，这也激发着一些“四三派”的理论兴趣。我们的读书活动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开始的。

由于读书的目的明确，就是想要探讨“文革”的社会经济根源，所以当时对于马列关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理论特别感兴趣。记得自67年5月起，我陆续读了《德意志意识形态》《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哲学笔记》等马、恩、列的著作。此外，还特别注意当时报纸上关于“苏修”在社会经济领域“复辟资本主义”的报道，抄录了不少有关的材料，并乘下乡劳动之机进行社会调查，向老乡了解农村生产队工分和口粮分配方式等等。到了1968年，北京中学“四三派”和“老红卫兵”中部分人研读社科书籍便形成了一个小气候。

1967年9月，毛泽东视察大江南北。此后，北京中学各校在军训解放军组织之下搞了各派“大联合”，提出“复课闹革命”，急风暴雨式的运动过去了。在成立“革委会”进行权力分配时，不仅当时同“联动”已经难以分清的“老红卫兵”没有占上便宜，自认为“无限忠于毛主席”和“与中央文革心连心”的“四三派”在“伟大战略布署”之下也同样处境艰难，在有些学校被抓了“坏头头”（如28中）。“四三派”因此开始有了被利用、被出卖的感觉，不少人不理解，少数人则开始了对“文革”的反思，开始了读书。从这时起，“四三派”和“老红卫兵”的一些人也开始有了些接触，交流读书心得。

读书的人多了，书的来源也就广了，大家广泛搜集，互相交流，有些书珍稀难找，甚至出现了手抄本。大致说来，68年北京中学生中互相传阅的书有这样几个来源：一是“文革”前出版而又躲过66年夏秋“破四旧”浩劫的私人藏书，如那时我翻过的一本《中国近代思想史资料简编》就是一位同学家的藏书，一本考茨基著的《历史唯物主义》第5册和另一本介绍美国实用主义的译著是我自己“文革”前从旧书店买来的；二是从各类图书馆流失出来的当时被封借的书籍，如当时我们一派的一个宣传队有几个同学住在学校图书馆，通过他们就搞到了一些书；三是“文革”当中，从干部家庭流失到社会上“灰皮书”、“黄皮书”、“白皮书”，即“文革”前“内部发行”的外国社科类译著。此外，当时大学生开始分配工作，他们临行前将许多书籍当废品卖掉，爱读书的中学生们便抓住这一机会，到海淀区邻近各高校的一些废品收购站以0.26元一公斤的废纸价格去买书，我和一个朋友闻讯后，也各出10元钱，合买了一麻袋书籍和“文革”资料。我没有读过高中和大学专科本科，1978年直接考上了山西大学历史系中国近代史的研究生，而我最初所读的两本中国近代史著作－－郭沫若的《中国史稿》第4册和胡绳的《帝国主义与中国政治》，就是这麻袋书中的两本。还有一本插队后成为我们娱乐食粮的《外国民歌200首》，也是这次买的。

1968年，北京中学生中陆续出现了一些以读书和探讨政治社会问题为联系纽带的沙龙和群体，“二流社”就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个。据我记忆，“二流社”的形成不晚于68年夏天，这个名字是它的反对者、嘲笑者给起的，我至今搞不清它典出何处。朋友杨志拴也是“二流社”的积极介入者，据他回忆，它之所以被人赠与这样一个名字，是由于它最初起源于讨论1968年春天的“新二月逆流”。这是一个以“四三派”学生为主体的松散群体，从组织聚会这个角度说，101中的任公伟可以算是它的核心，在任的周围有一批人，较活跃的如贾平、文智奇、孙小平、王以平等，鲍国路（柯云路）个别时候也参加过“二流社”的聚会，但他与任公伟等人不和。除101中的学生外，经常参加“二流社”活动的还有35中的孙康、常汝琪、郝仁，清华附中的甘铁生，八中的华有群，四中的范文辉、师大女附中的李宝强，北外附中的我和杨志拴等。此外师大女附中的戎雪兰、史宝嘉、孔令姚、夏柳燕、罗雪珂等人也介入过“二流社”的活动。“二流社”的活动方式和内容是聚会讨论各种问题，我记得在北海、紫竹院、陶然亭、中山公园都聚过，还去昌平的沟崖和十三陵水库搞过一次郊游。一去三天，自带大米挂面油盐，拾柴做饭。白天爬山游泳，晚上架起篝火，三五成群，说笑唱歌，探讨问题，非常愉快。“二流社”探讨的多是当时的政治问题，如“新二月逆流”、“工宣队”进驻清华、毛泽东与五大学生领袖谈话等等，但有时也讨论理论问题。任公伟等部分活跃者曾搞过一个分工，计划大家分别进行各个理论领域的研究，我和杨志拴负责经济，但不久大家都去插队了，这个计划没有落实。

当时人们介入各种群体，相互交往往往是多边的。除“二流社”外，当时对我读书有过影响的还有四中的赵京兴，他的女朋友陶洛诵是师大女附中的，故戎雪兰、张雷等人与他也有交往。我和杨志拴通过戎雪兰、夏柳燕与他结识。赵京兴在“文革”运动中不是活跃分子，但他读的书多，思考的问题比较深。他喜欢哲学，尤其是德国古典哲学，推崇费尔巴哈的人本主义，推崇黑格尔的《精神现象学》。他写过一个“哲学手稿”，是关于西方近代哲学的，从培根到费尔巴哈，借给我们读，但当时我哲学修养太差，可以说看不懂。不过他对我的读书生活有影响，我开始对哲学产生兴趣，开始读介绍美国实用主义哲学的书，读杨献珍、关锋的哲学著作，读“文革”前商务印书馆翻译出版的《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并作了详细笔记，对西方当代哲学开始有了一点了解。赵京兴当时也有他的经济观点，认为应该搞地区分工，实际上是反对公社式的自给自足。插队后的69年春天，师大女附中的张雷还专门从晋中榆次来到晋东南沁县我们知青点，同我们讨论赵京兴的经济观点。

68年这一年的读书，我感觉收获是很大的，归纳起来，是形成了几个对后来思想发展长期有影响的看法。

其一是通过读一些革命史的书，如马克思《1848－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恩格斯的《德国的革命和反革命》、马迪厄的《法国革命史》等等，对历史唯物主义有了较切实的了解，坚信任何重大的历史事件，都不是仅仅由少数人策动的政治纠纷，“文革”也绝不仅仅是共产党内部的权力和路线斗争，而是有着深刻的社会根源和基础。当时我周围的几个同学都对恩格斯关于欧洲1848年革命的一段评论佩服得五体投地，这段话我至今犹能记忆：“把革命的发生归咎于少数煽动者的恶意的那种迷信时代，是早已过去了。现在每个人都知道，任何地方发生革命震动，总是有一种社会要求为其背景，而腐朽的制度阻碍这种要求得到满足。这种要求也许还未被人强烈地普遍地感觉到，因此还不能立即得到胜利；但是，如果企图用暴力来压制这种要求，那只能使它越来越强烈，直到最后把它的枷锁打碎。”从那以后直至今天，我在观察一些重大政治事件时，仍然总是不由得想起恩格斯的这段话。

其二是对于从前一年就反复思考和讨论的社会主义国家的社会分层问题，有了一个自己当时觉得能够信服的答案。这同阅读南斯拉夫德热拉斯的著作《新阶级》有关系。德热拉斯曾是南共联盟的领导人，他的这本书著于1958年，“文革”前作为“灰皮书”的一种有中译本。68年前后，这本书在思想活跃的北京中学生中流传甚广（据说20年后曾又一次在北京高校中流传），我最初看到的是一个手抄的节录本，后来才看到了铅印本。这本书的中心观点，是认为苏联和“二战”后在一些国家中出现的社会主义，与马克思、恩格斯所预言的、建立在生产力高度发展基础之上的共产主义风牛马不相及，只具有使得东方落后国家以集权的方式完成自己工业化的工具价值；认为这种社会主义同样也是一个阶级社会，“官僚阶级”是这个社会中的统治阶级、压迫阶级、剥削阶级，同工人阶级、人民群众处于对立地位。一旦这些国家的工业化完成，这种制度将因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集权统治”的腐朽和阶级矛盾的激化而被改变、被推翻。德热拉斯的这种观点同当时毛泽东的“继续革命”理论有某些合拍之处，对于“文革”中受到血统论排斥和迫害的非“红五类”学生来说，以及对于感受到了与干部子弟之间存在巨大社会经济地位差异的那些工农子弟来说，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当时，我和我周围的同学当时都曾经因接触到这种理论而感到十分兴奋，觉得顿开茅塞，觉得自己一年多来反复思考的“文革”起源问题似乎得到了解决。当时在北京中学生中流传的与《新阶级》观点相通的书，还有托洛斯基的《被背叛了的革命》《斯大林评传》等。此外，《赫鲁晓夫主义》《震撼世界的十天》《震撼克里姆林宫的十三天》等有关国际共运的著作，流传也比较广泛。

其三是开始在政治信念和社会改革信念之间找到了一种联系的纽带。当时，我们这些“四三派”中的思想活跃者，都很重视探讨“文革”中自己同“老红卫兵”这一“特权阶层代表”进行斗争屡屡失利的原因，在这一方面，受到了“省无联”思潮的很大影响。“省无联”是“湖南省无产阶级革命派大联合委员会”的简称，这个组织当时被认为是“极左”组织，68年时已经被查禁，但它有一些文件在当时流传很广，影响很大，如《我们的纲领》《中国向何处去》等。“省无联”有一个重要观点，即认为解放后由于三大差别的扩大而导致的社会经济制度的“修正主义”化，乃是我国“官僚特权阶层”的土壤，“造反派”同“保守派”进行斗争之所以失利，原因就在于对方有这种深厚的社会基础。因此它认为，只有按照毛泽东的“五七指示”实行社会改造，逐渐消灭三大差别，彻底铲除这种社会基础，“官僚特权阶层”才能被消灭，“文化大革命”才能取得彻底胜利。这种观点，是红卫兵中的极左思潮向知青中的农业乌托邦思潮过渡的中介和枢纽。我们当时对这种观点极为信服，由于持有这种信念，所以68年底去山西农村插队时豪情满怀，认为这是将反对“特权阶层”斗争引向了深入。

插队后我们的读书活动达到了一个新的高潮。我们带着两大箱书来到晋东南沁县，此外还不断通过其他各种渠道找书看。如我的朋友丁东和杨志拴乘县里组织知青参加“审书”之机，从县师范顺出了好几本被封的书，如周谷城的《中国通史》、修昔底德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科瓦略夫的《古代罗马史》、福斯特的《美洲政治史纲》、歌德的《少年维特之烦恼》、狄更斯的《大卫·科波菲尔》等等。当时，志同道合的知青时兴村与村之间的串联，大家不时地聚在一起，“指点江山，激扬文字”，会餐联欢，登山击水，惬意得很。与此同时，我们与在内蒙等地插队和在东北生产建设兵团的同校同学以及“二流社”时期的外校同学也保持着频繁的通信联系，互相交流学习心得，交流参加“三大革命实践”的情况和知青集体建设情况，所有这些，都推动着我们读书活动的深入。那一时期，白天出工，晚上爬在小油灯下读书，往往直到深夜。我当时写过一组诗歌，反映我们知青集体的生活，其中有一首《夜读》写道：“茫茫夜，四周星，村东侧，点点灯。正襟危坐南窗下，夜读会神又聚精。赶走一天劳和累，忘却冬寒雪与风……”这是当时我们读书情景的真实写照，毫无渲染夸张。

在农村插队的最初一年多中，68年读书中形成的那些信念发展成了一整套的农业乌托邦思想。晋东南地区的农村十分闭塞，一到那里，就真正感受到了什么叫做“一穷二白”。老百姓一年只分300斤左右的口粮，许多人一年四季只有一身衣裳，而与此相联系的则是包括干群关系在内的社会分化不严重，存在着原始的民主制度。一个生产队二三十户，从具体的种植计划到买卖一只牲口，都要经全体社员讨论，队干部无权专断。在我们当时看来，这后一个方面便是“白”，即没有城市中那种根深蒂固、难以铲除的“修正主义”制度，可以在这张“白纸”之上，“写最新最美的文字，画最新最美的图画”，建设一种一方面是经济发达的、另一方面又是平均的、民主的新社会。我在给同学的一封信中说，过去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全都靠的是农村包围城市，现在要消灭“特权阶层”，要向共产主义过渡，也得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理由是在城市中（尤其是在大城市中），以社会分化严重为标志的“修正主义制度”已经难以改变，因此“造反派”在那里斗不过特权阶层，唯一正确的办法是在“一穷二白”的农村建设新社会，同时发展经济。这样待到农村的经济实力大大超过旧城市时，就形成了农村包围城市之势，就可以下手彻底改造旧城市，彻底消灭特权阶层，向共产主义过渡了。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我们赞同“农业学大寨”，钦佩大寨人艰苦奋斗的精神，但更钦佩那些亦工亦农、多种经营搞得好的社队。晋东南长治县有个南呈大队，社队工业办了许多，集体福利事业发达，当时在我们的心目中，它比大寨还具有吸引力。

这种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大概坚持了只有两年就破灭了。随着亲身深入农村生活，很快就感觉到，农村并不是一张白纸，并不是世外桃源，它处于城市、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当时搞军队“支左”，不正之风已经非常严重。我们亲眼看到，县委、县革委、武装部、农机站、种子站、粮站、化肥站、信用社、公社……，所有这些“公家”无不将触角伸向农村，伸向农民，如同一个个寄生虫，紧紧附在农村这个机体上吸血，光是高征购这一项，就搞的农民肚皮也填不饱，哪里还谈得上经济发展，哪里还谈得上制度建设？

意识到靠“农村包围城市”来消灭“特权阶层”的道路走不通，农村对于我们来说便失去了神圣性，失去了吸引力，便只有劳动场所的意义了。1971年后，知青招工的招工，上学的上学，我也于1972年10月去了长治市的一个工厂，思想方面也开始了新的探索。

关于红卫兵向知青过渡的思想历程，还有两个情况值得一提。

一是当时思想活跃的中学生注重搞社会调查。还在1966年，毛泽东青年时与萧三徒步进行农村社会调查的事迹就已为红卫兵们所熟知、所景仰，而那时对青年毛泽东的模仿在中学生中蔚然成风。人大附中的“老红卫兵”徐浩渊据说曾化装成乞丐去搞农村调查，这件事当时连“四三派”们也钦佩。在这种风气下，当时不少思想活跃的中学生都搞过不同形式的社会调查。1967年的12月，我和几个本校的同学就曾到当时还属河北省的武清县和宝坻县作过为时一周的农村调查。那两个县有一批64年插队的天津知青，我们因听说运动后期还要插队，所以去找他们了解一些有关插队的情况，但实际上更多地是接触到了当时当地农村的各方面情况。例如，知青们向我们详细讲述了他们作为单身劳力如何自己不能养活自己，而农民凭着家庭的自然分工，仅一个壮劳力参加集体劳动就可以养活一家，我从中充分体察到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下自然经济的生命力；又如，一个村的知青向我们谈到了农村划分阶级成分的复杂性，说一个地主家好打牌而人手不够，“三缺一”，长期雇佣一个二流子来凑手，解放后划成分，这个二流子因寸土皆无且受雇于人，理所当然地被划为雇农。这些都增加了我们对农村的感性了解，冲击着过去政治教育灌输给我们的教条。所以插队后，尽管我们坚决拥护学大寨，但在割资本主义尾部方面，在“阶级斗争”方面并不左。1969年底冬闲回北京，我和杨志拴从沁县经武乡、榆社、左权、和顺，步行去大寨参观，沿途又就精简机构和社队工业问题搞了一次社会调查。

二是一次影响较大的关于农村问题的知青辩论。69年底70年初，经过了一年多插队生活的知青们乘冬闲时纷纷回到北京，过去思想活跃的“红卫兵”和“造反派”们此时谈论的已经不是“文革”的政治斗争，而是农村道路、农村政策问题了。69年底，我的一个朋友因父母下干校而借住在黄以平家，我去找她时结识了黄。黄以平是101中老高二的女生，人能干，又随和善良，同当时中学生中的各个方面都有联系。她家房子宽敞，父亲黄秉维是位开通的科学家，对年青人的交往持不干涉态度，这样，一场关于农村问题的辩论就在她家展开了。辩论的一方主将是一位64年就到内蒙临河插队的老知青，名叫张木生，另一方恰好是“二流社”时期我的一些朋友任公伟等人。这场辩论不久就受到了北京公安局的注意，不得不中止了。张木生发言的正场我没有赶上，只参加了后面一场，但很快就看到了由任公伟等人记录整理的张木生的发言稿。不用说，张木生作为一个当时已经插队5年多的老知青，对农村的实际情况显然要比我们这些68年底才去插队的新知青们熟悉得多。他的基本观点是认为中国农业生产力上不去的原因不是“四清”和“文革”反复整来整去的“干部问题”，而是“体制问题”，说白了，就是人民公社制度不行。除此之外，他的发言还涉及庐山会议问题以及其他更具敏感性和全局性的问题，如他最后说：“……现在文学艺术不能繁荣，教育复旧，互相联系，完全是体制问题没有解决的反映，一旦解决了，生产力就会飞速发展，文化就会大繁荣。……体制问题说到底是制度问题，说到底是领导权问题，不能往下说了。当人民自觉起来的时候，我们的国家就会出现一个达芬奇式的时代。”我当时农村知识尚少，又正在沉浸于农业乌托邦的幻想之中，不能同意他的观点。这场辩论，在当时各地各派的知青中影响极大，此后一年多中，在知青中出现了一股研究农村和农业问题的热潮。1988年的一期《海南纪实》上曾有一篇文章记述过这件事。1972年以后，尤其是1978年以后，我们这些曾经思想十分活跃的红卫兵和知青大多上了大学，其中不少人后来从事人文和社会科学方面的工作，随着年龄的增长和阅历的增加，对于中国的现实政治和社会发展问题，看法渐趋理性，过去的不少观点和看法都已被放弃。不过另一方面，60年代末至70年代初的那一段思想历程，在我们这一代人身上也留下了永远难以磨灭的痕迹。可以说，不了解我们的那一段思想历程，就不可能了解我们这一代人。而这种“痕迹”在我看来，首先是独立不依的探索精神。在当时那样一个提倡盲从和迷信的年代里，我们这些“68年人”没有被卷到“红海洋”里去随波逐流，没有做当时“官文化”的奴隶，始终在坚持独立思考和探索，这种精神在我们身上至今犹存。此外，通过那一时期的读书和实践，反对“官本位”和主张“民本位”渐成为我们头脑中一种较为稳定的思想特色。对于社会不平等、对于特权腐败，我们永远难以容忍；而另一方面，对于一般平民百姓我们却有着深厚的感情，并因而关心他们的利益疾苦，习惯于站在他们的角度来看待各种问题。这种“民本”倾向，在我们的政治观点、工作方法甚至习惯爱好、言谈举止等各方面，至今处处都能表现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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