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什么叫「无法无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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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提到张思之,我想说的,其实是「无法无天的社会里律师是什么?」老人家走了,八十年代我曾两度求救于他,竟然未曾谋面,一次当然是因为《河殇》,另一次却是——「快去宾雁家,中纪委要抓他!」原来邓小平问中纪委能不能逮捕方励之、刘宾雁、王若望,将这三个被他开除党籍的自由化分子下狱,内部有人透消息给我们,而我们只有一招救他,去求张思之律师,当然因为他是江青的律师,后来张思之托人安慰我们:「别怕,有我呢!」宾雁没辙只好出国,那是1988年。张思之创造了一种神话,也是因为中共需要他这种角色——比如邓小平要「审判四人帮」,假如因此认为中共要法制,那就天真了,后来「七零九律师」冤狱重重,做了「试金石」。张思之是绝响。我则从刘少奇身上就看穿了这个弥彰。我曾借《河殇》拍刘少奇开封死难处,讲什么叫「无法无天」,容我贴一文追念大律师。 】

离开延安前,我们专程去枣园瞻仰了一番。那座静谧的、飘满落叶的山坡上,很有一种人去楼空之感。那洁白整齐的一排排窑洞,仍让我们升起一股崇敬和仰慕。但是,再看一看每个窑洞前面所标明的那些伟大的名字——毛泽东、张闻天、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等等,联想起他们日后的关系和各自的结局,我们的心情便黯淡下来,一个镜头没拍就怅然离去了……。

当我们驱车驰进河南开封时,我的心情忽然又沉重起来。

前些年我在河南当记者时,每次来开封,总会下意识地感到一种恐怖——对十八年前那个冬天发生在这里的一桩惨剧的不能忘怀。也是在十一月中旬,刘少奇的遗体从一家戒备森严的旧银行里抬出,运往东郊火葬场……。我在北京就对夏骏说,如去河南,一定要找到刘少奇罹难处,去真实地体验一下什么叫专制主义。

极巧,当我们在开封市政府的会议室里听市长崔爱忠同志介绍完开封情况后提出这个要求时,崔市长沉吟片刻,说:「好吧。少奇同志去逝的地方,就在这个办公楼的隔壁。」

摄影师曹志明扛起机器、剧务黄敏举着点钨灯,我们鱼贯走进那座旧银行的天井。此刻已是深夜。我抬头看看四周壁立的黑黢黢的高墙,觉得人像站在井底,有一种插翅难逃的感觉。

刘少奇被囚禁的房间,在西房的左手里间。迎门挂着他的遗像。屋内还保存着当年的遗物:一个写字台和一张单人床,床上的枕头据说是他从北京随身带来的。站在这张床前,不知为什么,我没有极力去想象当年他躺在这里是一种何样的痛苦状(据说他的白发有一尺长,嘴和鼻子已变形,下颌一片淤血),却想起了延安枣园山坡下他的那间窑洞来。那里好像也是摆着一个写字台和一张床。只是那里有一股圣洁而崇高的意味,这里却弥散着压抑和恐怖。我依稀感到,从那枣园的窑洞到这旧银行之间所显示出来的历史内涵,仿佛不是一种个人悲剧。

毛泽东“文革”中对斯诺说过,他是一个打着破伞云游四方的和尚。斯诺似乎并未理解这话的意思。这意思其实就是毛泽东生前特别是晚年常爱说的那个“无法无天”。共产党人在反对国民党统治时,确乎是必须“无法无 天”的。但当它自己成为执政者之后,再“无法无天”就只会搞乱自己的政权。因此,像刘少奇、周恩来这样的

共产党人,应当属于理性的领导者,是极为重视国家的法制建设的。刘少奇一九五五年作为人大委员长亲手制定了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周恩来也是按照现代国家模式在治理这个世界第一大国。然而,他们却未能找到一种政体来制止高踞他们之上的那个更大权威在喜怒无常之间任意僭越宪法和党章,这究竟是一种疏忽还是一种无奈,的确是非常值得后人深思的。我常常在想,领袖人物也是人,而人总是有弱点的,当这个人被赋予至高无上、无可制衡的权利时,国家和社会怎样才能防止和纠正他的失误、差错乃至一意孤行呢?从一九五七年到“文革”的历史仿佛已经证明党和国家对此事无能为力的。毛泽东的错误愈演愈烈、专横跋扈越来越严重,等到他站在天安门城楼上把百万“红卫兵”的狂热煽动起来的时候,任何人都只能干瞪眼了。刘少奇和周恩来的悲剧形式虽然不同,一个死于非命,一个似乎还熬到善终,但作为法理型的领导者最终不能抗衡于马克思∙韦伯所说的那种个人魅力型的领导者,这种领袖的权力仅仅依赖于他能否使其追随者和信徒们确信他的盖世神力,并为了证明自己的权威而不惜破坏一切规矩和法度,从而使整个民族蒙受巨大灾难,这,不仅是他们个人作为革命家的失败,也是他们所参与一手缔造的执政党的失败。失败得是何等惨痛呵。在刘少奇的罹难处,我们对这一点的感受会尤其深切。

当然,除了领袖们的作用之外,新中国在以往会坠入“无法无天”的可怕境地,也同这个民族的性格及其传统观念有极大关系。这一点,在开封古城里也能找到一个极好的形象物——包公祠。

过去我只知道开封有个包府坑,一个很大的水塘,宋代的包公府据说就掩埋在水塘底下。这次去开封,才听说那坑边已经兴建起一座崭新的包公府,给古城又增添一项旅游胜景。我完全可以相像到开封人为什么要平地建起这样一座早已不复存在的古迹,因为事实上黑脸包公还活在中国老百姓特别是中原人的心里。他是一个古老但却千年不衰的偶像。世上只要还有冤情、不公和屈死鬼,这个偶像就总有他的魅力。他虽然常常在戏台子和电视屏幕上露面,但实际上他是人们心中的一位最公正的法官。人们在这世上受了委屈和冤枉,都可以到那里去寻求公正慰藉和仇恨的宣泄,从他那永远老一套的一次又一次铡陈世美、铡皇亲国戚或是打銮驾之中获得快感。这位包青天使中国古老的人治观念得以平衡和延续,其功德足可获得一座富丽堂皇的庙堂,尽管是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才修建的。

我们去拍了他塑像、高悬在他头上的那块“正大光明”匾,摆在他身旁的三座铡刀以及一群群前来瞻仰的老人、妇女和儿童。

站在包拯的公堂上,我忽然想起夏天在北京遇到的一件事。有个四川芦州的青年教师,到农村去搞普法教育的时候,了解到一批冤案,便帮助那些苦主四处求告。在呼救无应的情况下,他领着七个人千里迢迢来到北京,先到北京市公安局去申请游行申冤,遭到拒绝后,又去全国人大、高院、国务院信访局和中纪委等处递状子,终于毫无下落之后,多方打听到找到我家里。

我随他到一家极简陋的旅社里去听取这些苦主们的诉说,七人中竟四人家中有人命案,有的被公安人员误杀掉,有的因精神病当作罪犯枪毙了,有的是量刑过重处死刑,尽管我无从断定他们叙述的案情是否真实、准确,但我却听得出来这些平民百姓因无文化而不懂最简单的诉讼常识。有位老汉的儿子可能平时有些劣迹,在一次打群架中被公安人员开枪误伤,我问他是否向法院提出起诉,他说不懂这章程,我便说:

您老连起诉都没办,跑来北京干什么?
啊呀,北京有青天唦!
那么你们跑了几天找到青天没有?
……那些个衙门都进不去呀!
北京没有青天,你们还是回去吧。

我对那位颇有为民请命之侠肠的青年教师说,你太天真了,以为靠过去那套喊冤方式还能解决问题,其实你就是见到了那些信访的人员,他们也不过在你们的状子上盖个章就转回四川去了。我劝他们还是回去按法律程序申 冤,即使无用,也算走了一回法律的正道;即使冤死的人,也要用他的命去检验一下法律的真伪。中国别无他路。

在一个契约意识非常淡漠的民族中间建设民主和法治,的确犹如在沙滩上盖房子,是很不牢固的,一遇风暴便会顷刻瓦解。而没有法治精神的人民,在升平之世能做顺民,一旦碰上乱世,定然铤而走险,啸聚而暴乱,如洪水泛滥,摧毁一切。

这可怕的社会震荡,使中国历史周而复始,劫难重重,进化十分缓慢。金观涛、刘青峰先生的“周期性震荡”说,虽是一种崭新的历史观,但从法学角度去研究中国,也可以得出同意的结论。此刻,当我身处低于黄河河床九米的开封城,这个历史上曾经八次被洪水淹没的中古膏粱之地,并且至今依然面临着洪水威胁的中原重 镇,便愈加体验到那冥冥之中的历史昭示是多么瘆人!

一九八八年农历初七,我暂时离开《河殇》剧组,飞往南昌去赶写一篇关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的长篇报告文学。

这个题材是去年夏天在《百花洲》举办的庐山笔会上议定的,由庐山的两位作家罗时叙、陈政同我合作。他们对这个历史专题已有多年的研究积累了。在这一类的所谓“冰冻新闻”中,这个题目大约是风险最小的,我并非无所顾忌之辈,专拣什么爆炸性题材出风头。在我看来,对于一九五九年庐山会议,一则党中央已有定论,二则披露的史料殊为丰富,三则彭德怀、张闻天之精神日见光辉,写这个题目应当是时候了。

我一头扎进了一九五九年庐山的夏天,部分昼夜赶稿,只在每晚七时看看电视新闻,那几日,正巧是七届人大和政协召开之际,新闻和专题里有些吸引人的代表发言和记者招待会,热热闹闹的,民主气氛似乎很浓烈。尤其是千家驹先生的讲话,三十分钟被掌声打断三十一次,所涉及的教育、社会风气问题,切中时弊,很让人兴奋。我和罗、陈二位合作者异常激动,因为我们笔下正写着一九五九年那场悲剧,二十八年前毛泽东压制彭、张诸君的那种专横无理和整个中央委员会对他的错误的一边倒,恰与眼前的情景形成强烈发差,叫人确实感觉到历史的进步。

然而,看着看着,电视新闻里的透明度渐渐黯淡下去,播放出来的代表发言也逐渐失去锋芒和锐气,变得越来越索然无味,我隐隐感觉到有一股“收”的味道。后来才知道,这次大会被认为“放”得过火了,新闻记者们也被认为“活跃”得过分了。待到投票选举临近,失望便也越来越明显了。我这才明白这又是一次期望值过高的书生意气,于是重新钻回到一九五九年夏天去了……

死在开封、以假名“刘卫黄”被火化的刘少奇,加上同样是死于囚禁中的、也以假名“王川”被火化的彭德怀,再加上死于半囚禁中的、同样是只能用假名“张普”而埋葬的张闻天。这一切都说明了中国政治曾经黑暗到什么程度,而一旦政治失去透明度,政治舞台天的人物竟然会落到以自己的姓名去死的权利都被剥夺,以至于连死都是浑浑噩噩的……。

一九八八年十一月草于北京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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