野夫:打不垮的江湖

0
野夫 先锋思享号 2022-06-24 14:25 Posted on 广东
白发江湖忆旧游文 | 野夫
Image
图·野夫1988年夏天,我刚在海南岛上的警局入职。拿到那印着警徽的工作证不久,请假要回故乡山里辞别亲长,搬运一点家私。

那时囊中羞涩,半夜赶到湛江火车站,次日大早北上的快车。中间只有五个多小时的间歇,要去登记一个酒店觉得太奢侈。于是只好在站前不远一个仓库的屋檐下,铺好报纸在地面,准备将就着熬到黎明。

那时年轻,原本就比较二愣,出门闯荡向无怯意。当时有了国徽派司在手,不免轻浮得像是美国西部电影中的孤警,没有配枪也显得握有利器,很容易生出霸气。

未几,一个架着双拐的年轻人,颠簸着过来冲我一拱手;然后去旁边不远的空地上,也铺好一张塑料纸,将他的嶙峋瘦骨放下。

南方的午夜,空气依旧潮热。兼之蚊虫叮咬,我是难以小眠,而瘸子那边已经鼾声如雷。檐下有昏灯,照着两个荡子的零落栖迟。忽有两个带着红袖箍的人,挥舞着电棒过来巡查。一脚就把瘸子踢起身,呵斥着要驱离他滚出仓库地面。见状,我立即上前质问,训斥他们无权干预我们的露宿。两汉子看我一副理直气壮的样子,不知底细也不敢相强,用粤语骂骂咧咧了几句,也就让过了我们。

瘸子感激我的拔刀相助,将他的塑料纸拖到我跟前,说地面潮湿,要与我同床而坐。反正长夜无聊,我便与他箕踞相对,扯起了卵谈。我那时也算是个鸟作家,喜欢打探和研究他人的命运,以便更多地窥知这个社会的秘密。那一刻我问他答,很快我就忍不住去站前的夜店,买来几个小瓶酒,一包花生,与他对酌长谈起来。

原来他跟我同年,十四岁遭遇唐山地震,失去了双亲和一只腿。少年残疾且举目无依,只好跟了丐帮的叔爷们讨生活。原本是良善之家的孩子,小学也算毕业,比其他的叫花子要多一些悟性。及长,便作别了托钵生涯,改为“丢木花”维生。我问何意?他说这是江湖上的“春典”(黑话)的说法——也就是摆象棋残局谋食的意思。

这是必须拜师才能学会的秘技,师父乃江湖老客,是熟研过《橘中秘》《烂柯神机》《渊深海阔》等等古谱的高师。两袖空空走到哪里,就地摆出一残局,以押一赔十的赔率,来吸引无数半瓶水的贪赢机心,几招下来攒出几天的饭钱就撤瓢。因为这样的残局,注定了赌客赢不了庄家,所以那时警方也可将此视为诈骗。但瘸子这一门师徒,始终坚持每局只赢两元,于是不起纷争;四海行走,也基本没有官家惩罚。

至于各地码头,皆有地痞。他说他们这些凭口才或手彩,在江湖上讨生活的,在春典中泛称为“干艺”。走到哪里,干艺的也都要向坐地的行礼——古话叫行客拜坐客。有时难免数日不开张,他们凭借门内人熟知的春典行话,也能随时找坐地的前辈化缘,解决几天的伙食和盘缠。我知道旧时代这些规矩,但实在难以相信1980年代末,这些活法还在底层隐秘传承;于是便向他深入讨教。

也许看我还算道义,且对道上的风习一知半解;再加上三更的捉瓶而战,颇有古人杯酒订交的情趣。于是,他也几乎毫无遮掩地讲述了许多底层刀头舔血的活法故事,甚至还用随身所带的扑克象棋之类,给我演示了各种穷途夺路的千术和机巧。

东方既白时,我问他此行何处,他说他要去海南。那正是百万大学生闯海的高潮之际,多数人皆找不到工作,你一个干艺的,去凑什么热闹?他说道上风闻那边从香港走私来一批裸体女人扑克,每一盒转卖到北方都是十倍的暴利,他正好要去进一批这种“水货”。他望着北方的夜空,有些乐观遐想地说:差不多干完这一票,我就可以金盆洗手,也该娶妻生子了。

我几乎内心是认同他的理想的,似乎也不反对他这个属于犯法的行径。临别之际,我开玩笑说:你这个老江湖,猜猜我是干啥的?他这才开始歪头认真打量我,低声说记者,我摇头。他又说商人,我又摇头。猜了几次都不准,我促狭地掏出我的新工作证给他;他一看大惊失色,冷汗直冒地感叹说:失敬失敬,走眼了走眼了。我们这一行,天生对你们六扇门的,是有直觉的。兄台身上一点那气味都没有,惭愧惭愧,我该抠一只眼珠给你。

我拱手笑道:你也别介意,我是刚入职的,因此你还辨认不出。我们今夜是萍水相逢,无关你我的道行。你南下我北上,我帮不了你,也绝不会妨碍你的生计。感谢你教了我好多偏门的知识,人生难测,说不定哪天还用得着。我能问你讨个名号吗?

他拄着双拐尽量笔直地还礼说:都叫我小唐山,在艺帮中薄有微名。我们的规矩是——宁送一锭金,不奉一句春。我今晚失德,多讲了几句春典给你,这是有悖师门的事。还望兄台尽量保密,三百六十行,都要留个活命的口技。另外,你们是手持刀兵的人,衙门里好行善,但求多抬贵手,终究善有善报。山高水长,后会有期,谢谢你赏酒,就此别过。

他挎着简单行囊,在曙色中移动双拐,咯噔咯噔大步远去的背影,在我白发丛生的今日想起来,依旧无限感慨。他卑微艰难而又努力的活法,让我从此确信江湖不死;江湖永远给这些逐客贱民,留有一线自由自尊且自足的空间。在那寻常人看不见的路上,一直有无数个瘸子哑巴盲人和奇士,以及我们这些被迫失语的人在行走。用鲁迅的话来说——无穷的远方,无穷的人们,都和我有关。我在生活,我将生活下去……

何谓江湖,往大里说,一切庙堂(体制)外的民间世界就是。居庙堂之高,处江湖之远,这是古人早就划定的畛域。往小里说,底层社会自发形成的行帮社团、宗亲祠堂等等,都是江湖的存在形式。庙堂有善有恶,江湖也有正有邪,这都是人间必然生成的世态。今天的大陆,庙堂要的是五岳独尊,民间社会则必须碎沙化。所谓有形的江湖早已无存,但世道人心中的江湖,依旧是绵延不绝的。

古诗云“桃李春风一杯酒,江湖夜雨十年灯。”一般来说,江湖与酒,都是这样密不可分的。据说英语中没有准确对应江湖这个词的单词,于是把江湖翻译为“有兄弟的地方”。仔细想来,今日中国不敢妄谈江湖,这样的翻译倒是切中了江湖的实相。

有兄弟的地方,必然就有酒。酒中翻腾的道义,很容易掀起江湖的一些波澜。

什么是兄弟?我以前在微博中说——当我千里万里地赶去那从未经过的高原雪域,风尘满面浑身疲惫地远远望见,一个状如牦牛的大汉,手里拎着四瓶五粮液,站在夕阳街心的牦牛雕像下等我,这个就是兄弟。

那是2000年的夏天,我和师父结伴,第一次要从川藏北线自驾去拉萨朝圣。走到半路才想起,还没有预订那边的酒店。我给李亚伟打个电话,问西藏有兄弟吗?他十分肯定地说:诗人贺中,可以算拉萨的地标之一,你找他一切搞定。我给他说一声,电话给你直接联系。

这就有了上面的场景。贺中原本长得似人似兽,身形魁梧若极地之熊。身上混杂了父系母系五个民族的血缘,须发飘飘地久候在高原夕阳下的画面,让我至今不能忘怀。那天安顿下我们的酒店,即刻就被他拖到了酒馆。几瓶白酒下肚,马不停蹄直接又拉扯到酒吧。他事先预定的桌上,已经密密麻麻列队一样地摆满了百威听装啤酒。

我初上高原,头脑还有晕晕乎乎缺氧的反应。完全记不得他又招来了几个男女,一口一听跟我们厮杀。大约还有小半桌的酒没有打开,我就已经直接跌到尘埃。那夜我被抬回酒店,沿途挥洒着呕吐的胆汁。

我跟他这个梁子从此结下,以后他隔三差五到北京或者大理,我都要组局,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看着他倾冰山倒玉柱,俨然有猎熊归来的快感。他是情圣,是一流的诗人和西藏最好的艺术玩家。他生命的多数时间,都像是坐在喜马拉雅山口,接待着各路兄弟介绍去的朋友,并抽空偷食着四面八方赶来的美女。他在最近《致卓玛》的诗中写道——

狠狠揪住自己的头发,为忽然出现的卑劣所伤害

我与众多的兄弟痛恨光阴的戏弄

像一场大战中走出的残兵,用锐利的啤酒安排晚餐

 

在西藏,那么多的爱情从美酒中诞生,从海拔高度飞腾

当然,那么多爱情也被强烈的紫外线磨蚀,

被洪水冲向平原和荒凉幽暗的月份共同葬进湛蓝的天国

 

——说到这里,两个英俊少年捂住自己的心胸

感动一片灿烂阳光,一片狐媚的风景,一片牦牛的梦域

 

我随即向深爱的女友发问:“幽暗的地域里,透亮的是什么

我看见的事物,你看见了吗?灵性从高高在上的寺庙顶部掠远

瞧!那优秀的头­正浸泡在金刚烈火中,动人的泪水流下高贵的脸庞。”

八十年代形成的一种社会风气是——诗人要到各地去以诗会友,各地的诗歌代表也要义务承担接待的任务。这很像是逝去的武林,学成下山的男女,要到江湖各大门派去访拳找抽。在各种抽打历练之后,功夫精进,日渐自成门户。

那时都穷,所谓接待方,一般提供的也就是陋室的地板,和食堂的饭菜。但酒是必须的,一元多一斤的“跟斗酒”——意即喝完就要摔跟斗——那是要管够管醉的。偶尔也会上餐馆,炒几个土豆或豆腐,也得要佐酒谈诗。

我和范道剑,那时在武汉的接待任务比较重。有次李亚伟来,约了我们十几个到范道剑家里,他要做四川火锅给大家吃。那时武汉还没火锅这吃法,大家一起去菜场买来各种生鲜玩意,他把麻辣汤熬好,围炉而坐开涮。有人采办的活泥鳅没人会杀,几爷子直接倒进沸腾的锅里,只见瞬间满屋飞鱼,场面一时失控。大家各自捡起身边蹦跶的泥鳅,直接再扔进锅里盖好,不一会兄弟伙也就大快朵颐了。

那年头的诗人吃相都很惨,我的饭菜票经常短缺。只好跟室友同学们打各种匪夷所思的赌,赢取他们的菜金招待随时撞门而来的兄弟。武汉的地下诗人那时多很“反动”,为了招待四面八方的各种浪人,几个兄弟集资在白沙洲开了个文学酒家。看上去每天都是人满为患的样子,时不时就有叶文福之类的诗人,喝好了就开始朗诵“将军,你不要这样做”。邻居稍高的楼层上,不久就有神秘人架起了摄像机。好在这个餐馆很快就被大家吃垮,因此万幸没有被端出什么窝案。

四川的莽汉派诗人马松,八十年代末晃到武汉时,几乎把范道剑家里吃得荤腥全无。他真是觉得嘴巴就要淡出鸟来了,一个人跑到餐馆去点了一大盘回锅肉,狠狠地饱餐了一顿。吃完抹抹嘴,非常诚恳地对老板说:炒得好,地道。但我今天没带钱。

那时候武汉开菜馆的,恨不得多是屠夫或牢释犯改行的。遇见这种吃白食——黑话叫“揭飞碗”的,直接就是一顿暴揍。

次日马松借到了钱,依旧独自来到那家餐馆。他把昨天欠下的钱非常恭敬地交给老板,老板很开心地低头点钱。马松从背后摸出板砖,直接狠狠地拍到了老板的面门上。打完扬长而去,很符合江湖逻辑——欠债还钱,你打了我,那也得打回来,这叫扯平。

大约也就是这个饥饿困乏年代的记忆,造成了很多诗人在以后,稍微赚了几个卵钱,第一个理想就是开餐馆。仿佛有了几张自己的桌子,就像是私自拥有了一个国库;再也不用担心江湖上纷至沓来的兄弟,需要砸锅卖铁换酒钱。

1988年的冬天,太多漂洋过海来谋求自由发展的兄弟,挤满了我的蜗居。那时,我是那群人中唯有有工资的人,走投无路的朋友只好赖着我吃喝。我的收入有限,眼看着入不敷出,只好动员大家一起生产自救。

我出面找一个老板朋友借了一万元,在海口市那时最热闹的三角池边上,租了一栋两层的小楼,指望拿楼下的门脸做早餐卖。一群湖北佬,看着有限的本钱,唯一想得起来做的,就是湖北著名的早点“面窝”。

我们都是吃面窝长大的孩子,只知道这玩意简单的加工过程。于是,我亲自带着兄弟们买来小灶,蜂窝煤,炸油锅。炸面窝必须的那个铁勺,是要中间凸起四周凹陷的专用工具。我买来一个铁瓢,蹲在街边一锤一锤地亲自敲打成型。另外的兄弟则去菜市场磨好米浆——我们有限的知识只知道面窝是米浆炸出来的。

次日清晨,这群谋职的男女谁都不好意思守在街边卖货,我只好脱下警服亲自示范。我亲手炸出来的第一批面窝,还没开吃就觉得有些不对劲——比我们在家乡吃的面窝,几乎要沉重两倍。大家分头品尝,都觉得味道虽然差不多,但十分费牙齿,完全不是记忆中那种外焦里嫩的酥软。换了几个人手来炸,依旧是铁饼一般的坚硬。

最初有湖北人过路,看见故乡美食,好奇地买来过瘾。吃罢一次之后,再也不来上当。海南小孩没有见过这种新奇食品,开始也来消费。咬了几口觉得腮帮子生疼,扔出去打过路的野狗;那狗也如遭重击,汪汪汪地跑远,再也不敢前来围观候食。

开业一周,卖不完的自己吃,倒也解决了无米之炊的难题。但是一算账,用油用煤用米用磨的费用加起来,还根本不算人工,就已经远远超出了我们的营业收入。这是我人生的第一次尝试餐饮业,就这样轻易地破产了。我看着那把被我敲打得有模有样的铁勺,百思不得其解地开始怀疑人生。

两年之后,我在武昌监狱的伙房,遇见了第一个掌瓢师黎爷。我向他请教关于面窝的制作和经营学问,以便出狱后万一走投无路,还能重操旧业。他耐心听完我的叙述,满脸不屑地骂骂咧咧——你们这些苕货大学生,嗨,那个米粉浆里,要按五比一的比例,加入黄豆粉浆,再发酵一晚上,才能炸出来是中空轻飘的。

高师点睛,只需一笔。恍然大悟的我,从那时开始,才算懂得了一点底层的生计。

诗人二毛,也曾是莽汉派的成员,现在则是名满天下的美食评论家了。

我回到社会时,他已经在成都的某个角落里,开起了“川东鸡杂”餐馆,成了全国诗人们窜访成都时必经的码头。他原本长得就像伙夫,赚得盆满钵满之后,忽然羡慕那些开高端茶楼的雅致,以及满庭茶娘的浮艳。很快他的茶楼就垮了,连带麻辣鸡杂锅也泼了出去。

之后他也飘到了北京,最初在某个陋巷开了个小餐馆,随时吆喝我们前去抬桩。他的菜系是我们武陵山区的江湖菜,刚开始拿捏不好帝都饮食场的口味,生意难免门可罗雀。我的家乡有一道独门冲的美食,唤作“牛灿皮”,是我每次还乡必然要去大啖一番的。我便给他支招,教给他炮制的手法和诀窍。隔了一段时间再去时,看见他新换的彩色菜谱上,赫然印着“野夫灿皮”这道主菜。

在那之后若干年,他东山再起,陆续在北京开了好几家享誉九城的“天下盐”餐馆,“野夫灿皮”这道菜依旧好几年都在名册上,后来慢慢才被撤下。

诗人刘太亨,也是那一年和李亚伟万夏一个案子而被怨狱的。这个原本学医的哥们,无罪释放后回不到手术台,做书商完成了原始积累,依旧想实现开餐馆的青春之梦。他在重庆最好的街面,开起了“香积厨”这个很阔气的酒楼,一时人满为患。我和亚伟去吃,都只能在屋檐下添一张矮桌;不一会各路兄弟邂逅坐下,很快就一张一张矮桌连成了一条线。有几年我没去,那么好人气的买卖,竟然也被哥们吃垮了。

李亚伟十分疼惜香积厨这个品牌,因为这个古雅的名字源自《维摩诘所说经》。说的是维摩诘居士到遥远的香积佛国,求来一钵香米,使大众都因香悟道的典故。佛寺的厨房从此名为香积厨,原本是茹素的地方。亚伟把这个牌子扛到成都,二十年来专卖荤腥,竟然做成了宽窄巷子的一家名店。诗人开餐馆而不垮的,他和二毛算是其中的异数。

前几年我和诗人梁乐,在大理大学的对门开了个面馆。按说天时地利人和都占,像天庸和胡哥这些手面开阔的朋友,上来都预付面钱一万,那得吃几年才能吃完。哪知道兄弟梁乐把个面馆命名为“良家”,弄得主流消费人群的女生都不愿前来就坐,仿佛来了就有“从良”的嫌疑。于是乎,这么个江湖小聚的码头,半年不到就只好打了出去。剩下满屋各种口径和器型的锅,两兄弟俨然凑齐了背锅侠的全部装备。

大理古城,是个比较典型的江湖道场。往来行经的人流里,藏身了各种神道大仙和奇人异士。我在那里生活的十多年,每年差不多要喝五百场酒。

有一年,丽江有个网友,原本素昧平生,只知道他在那边也是开餐馆的。他说他就是个厨子,只想来给野哥做一餐饭菜,小酌两杯,便遂了心愿。我感于他的真挚,便叫他过来,到了古城电话我,我开车下山去接他。

我即便在最拮据的时候,厨房的作料一般都不会少于三十种,冰箱的荤素也都是齐全的。那天我去接他的时候,斜阳正好,苍山的云缝中射出无数道基督光,世界无限写意。我只知道他的名字很响亮,唤作“江山”。我到约定的地方时,看见他背着背篓,装满了各种肉食和配菜。关键是他的两手还拎着两个大袋,里面竟然包含了菜油酱油等各种调料。

我责怪他重复破费,他气喘吁吁地笑道:我们做厨子的,都是要从采买开始。不同产地不同品牌的作料,做出来就可能走样。

那天我约了各种邻居哥们,看这个状若影星的广西小伙,为大家飞快地做出满桌美食。一番胡吃海喝之后,微醺的江山说:我为大家朗诵一首我写的诗吧。

一桌子的著名诗人,哈哈大笑鼓励说好,原来转来转去,厨帮中还是藏着诗人。

江山长年写的是古风体,很像是他们广西长毛时代那一路反贼的路数。最近他写的是:莫道足浅山海遥,意气乍起平灵霄。江湖一别啸不复,各赴金殿各蓬蒿。

他在丽江请我题名的餐馆叫“煮席”,可能因为太草莽,未久就垮了。他还是依旧回到他草根的本色,继续经营着他的“角落巷肴”,却还能撑过这病毒招摇的灾年。

有一年冬天,一个过路的杭州读者,在微博上艾特我,说是来大理了就想请我喝一顿。我是那种但凡有空,就不愿拂了人家美意的人。我叫了普明作陪,一起来到人民路上端的“大熊餐吧”。那里唯一的包房在二楼,简陋但花枝招展。

来客仍旧是小伙子,有着江浙人的斯文和礼数。寒暄之后点菜,我是不愿别人多花钱的,他却非要多点几个。他说还有两个美女朋友,听说他跟我酒聚,正从昆明开车赶来在路上。那我就叫老板大熊先别上热菜,等客人到齐再开宴。我们仨男人喝茶闲扯,渐渐夜空中雪花漫天,山海间一时呼啸慷慨,顿时就来了酒意。

我和普明是天天捉对的酒友,不知来客的酒量,只管说你随意,我们自己就先干起来。小伙子一边歉疚地敬酒,一边打电话问路上的行客,但听见莺声燕语说大雪堵车,缓慢,你们先吃。我讲礼数,还是坚持不上热菜,随便小酌。哪知道才几杯下肚,那个热情的东道就扑倒在桌面上睡着了。我和普大爷就着一点凉菜,在风雪茅庐上自顾自畅饮,到了夜里十点多,餐吧要打烊,依旧不见客来,更麻烦的是——小伙子却叫不醒了。

吃饱喝足的我们面面相觑,看着躺平在沙发上的年轻人手足无措,我们根本没有气力把他搬下楼去。我只好自己去给老板结账,然后威胁大熊说:你必须帮我把这位爷背下楼,送到对面的客栈去,我去给他开一间房。否则我们把他扔在这里,晚上肯定冻死在你家,你这生意以后还怎么开啊。

大熊也是老朋友,憨厚的老实人,平时喜欢越野摩托和登山,有一把好力气。我和普明把来客扶到他背上,前呼后拥地保护着他们下那个陡峭的木楼梯,再背到客栈的房间。老板娘见我面熟,交完押金之后对我说:这要是吐到床上了,押金是不退了的啊。

次日上午我醒来,担心小伙子醉死他乡,立马赶到客栈去查看。服务员打开房门,但闻满屋酒臭,床上多是呕吐物,小伙子已经不辞而别了。我安心下来,又要走向下一个酒局。这事传开之后,大理哥们都笑我——赔了酒钱房钱不要紧,关键是俩美女也没见着。

仗着自由写作,我在荷兰和德国曾经生活过一年半载的。借着这样的机缘,我窜访了半数以上的申根国。我天然地喜欢欧洲的一切,唯独在饮食上依旧怀抱乡愁。

欧洲的中餐馆遍布在你想去的任何一个城镇,其装饰风格和菜品菜系,基本都像是同一个师父调教出来的。糖醋排骨,鸡蛋番茄,鱼香肉丝,麻辣豆腐构成了他们无处不在的基本盘,调教和定型了白种人对中国美食的印象和取向。我很好奇这一实际独立而又貌似大型连锁的现象,沿途挨家问去,果然基本是浙江青田人开的店。

我去过青田,除开印石有名,过去算是浙江的山区穷壤。不知道最初是哪个江湖前辈,从这里打通了偷渡欧洲的水路,一代又一代的青田农夫农妇,从此便摩肩接踵地来到了上帝的福地。我一直怀疑在他们背后,有一个极端高瞻远瞩的战略家,规定和安排着他们各自安家立业的位置。他们环环相生,互为呼应,但又绝不门当户对地炝行。一个从不以美食称名的饥荒之地,竟然代表中国烹调霸占了整个欧洲的味觉。

他们有条不紊地享受着同一个中餐食材供应链,集资互助着每一对新来的逃荒夫妻。他们分别学会了各自所在国家的语言,星罗棋布地分散到每一个死角,简直就像是一个高级情报系统,将他们埋伏在未来饮食大战的格局里。一群完全不懂美食的青田人,不依靠烹调仅仅依赖完美的布局,就独占了欧洲的鳌头,形成了自己真正打不垮的江湖——这实在是让我心悦诚服的地方。

但像阿姆斯特丹的中国城这种地方,青田菜馆却是不会进去的。因为这里要么是老派的潮汕帮的粤菜地盘,要么是新近移民来路正大的川菜码头。中国城和红灯区紧邻,食色相映,都是我爱去观光的地方。我像猪八戒在高老庄那样挨家挨户吃过去,最终锁定的还是一家四川菜馆,从菜品到老板娘,都深合口味。

去得多了便熟稔,面目姣好的成都妹娃,指着厨房中飞刀扬叉的厨师背影说,那是她老公,原来中国乒乓球国家队的选手,退役后被邀请到荷兰来做总教练,解聘之后他们便留下来开了这样一个餐馆。妹娃用嗲嗲的成都话说——没得啥子,就是各人也想吃。

坦桑尼亚和古巴的中餐馆,我也曾经到访。相比欧洲的青田系来说,这些地方的中餐,那就更不叫美食了。中国人无孔不入,目前只有一个地方还没有中餐馆,那就是地球最北端的小岛城市朗伊尔。那里只有两千多居民,一年只有两天——半年是白天,半年是黑夜。没有办法,唯一的西餐馆给我端上的是煎北极鹿排,那血腥骚臭的味道,让我至今怀恨。

南方有个兄弟,让我题写个“江湖小酒馆”,他拿去在深圳海边做了个海鲜店,说我去终身免单。结果病毒一来,我还没去吃一顿就垮了。如今成都的兄弟叫酋长的,因为疫情滞留在美国,封闭久了,又天生喜欢酒聚,于是也在洛杉矶开设了“江湖酒馆”。我喜欢龚自珍名句——愿得黄金三百万,交尽美人名士。自己没有这本事,但天下弟兄有这些码头,也算部分遂了我的心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