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景贤:我所接触的王洪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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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景贤,1933年12月生,上海奉贤人,原中共中央委员、上海市委书记。中共第九届、十届中央委员(任职至”文化大革命”结束)。1950年9月加入中国新民主主义青年团,1951年8月参加工作,高中文化。1963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被开除党籍),1992年6月至1995年5月保外就医。1995年5月起刑满释放在家,卒于2007年10月。

这里先讲一讲我所接触的王洪文,我和王洪文是在上海文革大乱的时候认识的,具体日子是一九六六年十二月十八日。开始接触王洪文,感觉到他是一个复员军人的形象,他喜欢穿军装,那时是冬天,棉的绿军装已经洗得发白了,戴了一顶翻上去的海虎绒帽子,前面佩一个毛泽东像章。他一口东北普通话,上海话说起来不灵光,偶而能说出一两句,但一般都说东北普通话,还带有很重的鼻音。他说他是吉林省长春市郊区的人,他一九三五年出生,比我小两岁。他童年比较苦,家里又种地,又放猪,东北的猪要放养的,要人赶,还要放马。他小学没念完,文化不是很高。

他小时候在吉林到处流浪,他说解放前有段时间在东北看到”老毛子”(东北人称苏联人为”老毛子”),看到他们到一个饺子摊上买饺子,没东西盛,就把帽子拿下来,叫人家把饺子往帽子里装,我们只能在旁边看。解放以后,一九五一年四月,十六岁的王洪文在东北参军。他老是说,我跟你们,特别是跟你老徐,不是一路的。

有一次,他喝醉了酒,紧紧地抓住我的手说”老徐啊,我知道,你看不起我,我是放猪的,我是放牛的,你是知识分子。”他是酒后吐真言,因为他心里老是感到与我不是一路人。

王洪文参军后在浙江湖州二十七军军部里当通讯员,所以他当时跟原二十七军军长、内蒙古军区司令尤太忠很熟,尤太忠看见他就喊”小王,小王”。后来,随二十七军到朝鲜去抗美援朝,先当警卫员,后来又当通讯员。这个人胆子很大,他说他当通讯员的时候,到前线送信,炮火运天,跑得累了,就拉两个死人垫在屁股下面坐着,休息一会儿,然后再往前赶路。

他参加过抗美援朝,是有点儿资格的,但在前线也得不到提拔。回国后,部队成立军乐队,他要求去,被批淮了。我问他做什么?他说吹黑管。我现在看遍王洪文所有的传记,都没有这方面的记载。我说你吹黑管,怎么吹的?因为觉得他对音乐没么什么特殊爱好,他说我也不懂什么乐谱,反正在里面瞎吹吹;那时解放军戴船帽,他一天到晚吊儿郎当地把帽子扔来扔去。

在军乐队里,他得到一个副排级的待遇,后来就从军乐队吹黑管的位置上复员。他在部队里入党,由于没有什么大的培养前途,所以复员到国棉十七厂当了保全工,他告诉我,当时人家都叫他们”小加油”,因为要在各个纺车上加油。

王洪文那时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里,我问他礼拜天是怎么过的?他说:”啊哟,无聊,过礼拜天,我经常到市里来玩。”当时住在杨树浦的人把上海市中心叫”市里”的。”回厂的时候买六瓶啤酒,左面胳肢窝夹两瓶,右面胳肢窝夹两瓶、手里再拿两瓶,拿好六瓶啤酒后,从外滩搭六路有轨电车,一面乘车,—面喝啤酒,电车’框当”框当’开到杨树浦,六瓶啤酒统统喝光。”他后来的酗酒与这种习惯有关系。

当时一个青工住在厂里,星期天就那么无聊地过。王洪文在厂里的工资一直比较低,后来调到保卫科才提高,一直到文化大革命也才六十八块钱,他用钱很厉害,没积蓄也没有房子,要找对象很困难。

1950年代末期,王洪文认识了崔根娣。崔根娣是上棉十七厂托儿所的保育员,是临时工,但她的家庭条件比王洪文好,她从小被一对老工人夫妇领养,养父养母在定海路桥有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平房,王洪文觉得崔根娣条件不错,追求了她以后就结婚了。婚后有一个女儿,两个儿子。

文革开始后,王洪文在厂里贴了四淸工作队和党委的大字报,成为上海最早的造反派之一。我在与他的接触过程中,感到他一方面批判别人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和等级观念,但是他自己又追求这些东西。刚开始穿旧棉军装,后来一夺权,就开始排场起来,一身一身地换新军装,都是向部队里去要来的,他还向部队要牛皮皮鞋,要大衣,而且一定口袋上有盖的代表干部身份的长大衣,顶在肩膀上面。

他对于哪一级干部可以住什么房子,用什么车,非常注意。开始说是因为安全问题,从定海路搬出来,换了几个地方。但后来他就开始追求住房了,在康平路就搬过三个地方:先是住在康平路的公寓里,康平路大院有三幢四层楼的公寓,每一层楼有两套住房,一套是办公室,一套作为居住用,一套里有两室两厅,过去是给市委常委住的。

王洪文住进公寓后,看见前面有一排两层楼的花园洋房,每套洋房都有独立的院子,种着果树,很考究。这些房子过去是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张春桥等住的,后来马天水、王少庸等人也住在那里。王洪文感到,自己地位上升了,也搬到前面小洋房里去住了。

住了小洋房以后,他又不满足,一套不够,弄了两套。当了中央副主席后,尽管占了上海的房子很少来住,他又感到住在那里不够气派,又搬到一幢独立的三层楼洋房。那个洋房很考究,位于康平路大院的一角,可以从荣昌路独立进出,二楼有秘密房间,看是一面穿衣镜,打开是一个暗道,从暗道走进去,里面有几间秘密房间,这说明随着地位的上升,他对物质的要求也越来越强烈。

1975年,他索性连康平路院子里的大洋房也不愿意住了,回到上海,搬进东湖路七号,即现在东湖路、淮海路口转角的一个大院子,进面有游泳池、网球场。住下后不久,他又让市委招待处写了一份报告,要把东湖电影院划进去,归他个人看电影享用。当时我感到这个要求太过分了,一面毛主席讲要限制资产阶级法权,一面他又在不断地扩大自己的资产阶级法权。我找了一个理由,对马天水说东湖电影院是解放前就有的,在上海有很长的历史,圈进去是不是妥当?因为我提了意见,这事情才搁下来了。

王洪文还很喜欢玩汽车,他在上海有六辆车,还不包括保卫他的用车;一辆是三排座的大红旗高级小轿车,车里有恒温设备,驾驶座和后座之问有块玻璃,可以隔音也可以升降;一辆是西德的奔驰,他日常用的;一辆是上海牌桥车,下基层时装装样子的;一辆是伏特加,一辆是北京吉普,这两辆车是帮他拿信件或运东西时用的,有时打猎也用北京吉普;他还搞了一辆特制的防弹轿车,玻璃是几英寸厚的防弹玻璃,车身是防爆钢板,非常重,他们把车开到靶场,用机枪、步枪打,用手榴弹炸,都打不穿。他到北京去,就把这辆防弹轿车锁在车库里,从北京回上海后又用。

在上海,王洪文也喜欢喝酒。当时地方上比较严格,即使在宾馆,喝酒也要自已掏钱的,怎么办呢?他经常到部队去,专门找部队的军长、师长、副司令喝,今天找这个,明天找那个,常常喝得酩酊大醉。

林彪事件以后,王洪文被任命为上海警备区政委,到杭州去处理有关案件,变得更加趾高气扬,整天处在各种宴请的包围之中,贪杯嗜饮,变本加厉。我和王秀珍曾到杭州去看望他,只见他一天四顿酒,连早餐和夜宵都要大喝茅台,有时人喝得糊里胡涂,舌头大大的,说话也不清楚。等他淸醒的时候,就熟衷于外出打猎,当时写作组的王知常,作为他的随员跟去杭州,帮他整理项目材料,跟了两个月,眼看王洪文的这等表演,心中存气,私底下写了一首打油诗:

上海都督西湖游,下马且饮洗尘酒。
高宾良朋欢腾座,挥拳舞觥夜作昼。
深山猎兔驱快车,大江射雁泛轻舟。
胡涂官司君休问,上车莫忘鸡和狗。

到北京以后,由于工资没有增加,上海市委办公室主任张敬标经马天水批准,每个季度给王洪文送几百块钱,那时已经算很多了。在北京王洪文也要喝酒,我看到湖南省委书记张平化拿了几箱白沙酒送给他,这算是白喝的。在北京喝酒也要掏钱,结果他想出一个办法,到人民大会堂去买剩下的国宴酒。当时,国宴结束后,把瓶中剩下的干净的茅台酒并在一起,重新装瓶后内部供应,一两块钱一瓶,很便宜。王洪文不止一次两次的去买那种酒,买了许多,人家知道后就很看不起他。王海容、唐闻生对他就很有竟见:”没门。他要到我们这里来占什么便宜,没门。”

1972年,王洪文奉调从上海到中央工作。开始时没有让他担任中央的重要职务,而是委托周恩来培养他、考察他。

有一次,王洪文回到上海搞调查研究,同时为召开党的十大作准备。一到市委康平路办公室,他就急着要找市委写作组的负责人朱永嘉。

王洪文说,在北京的时候,毛主席要他读《后汉书》中的《刘盆子传》,因为是古文,很深奥,他读不懂,所以要朱永嘉给他讲讲。

毛泽东对《后汉书》《三国志》读过许多遍,称得上滚瓜烂熟。他曾说过,西汉高、文、景、武、昭各帝,较有兴味;东汉只有光武帝可读。毛泽东还曾先后叮嘱他的秘书等人,要读《后汉书》《三国志》中的《党锢传》《曹操传》《郭嘉传》《程昱传》《贾许传》《刘晔传》《夏侯渊传》《田畴传》和《董卓传》,独独没有提要读《刘盆子传》。这次,是毛泽东单独向王洪文作出的读书指示。朱永嘉把这件事告诉了我,我马上意识到:毛泽东读书,向来是提倡”古为今用”的,如今他要王洪文读《刘盆子传》,肯定是寓有深意的。为了探索其中的含义,我要朱永嘉赶紧把《后汉书》找来一读。

刘盆子何许人也?

《刘盆子传》中写道:”刘盆子者,泰山式人,城阳景王章之后也。”式县,位于泰山脚下的泰安附近。景王刘章,是汉高祖刘邦的孙子,而盆子是刘章的后代,身上有点皇属血统,可以算是刘氏的宗室。不过,当时他的社会地位很卑微,是个放牛娃,人称”牧牛童子”。

新莽末年,赤眉农民起义,”琅琊人樊崇起兵于莒,西攻长安”。有人给起义军的领袖樊崇出主意说:”今将军拥百万之众,西向帝城,而无称号……不如立宗室,挟义诛伐,以此号令,谁敢不服?”樊崇采纳了这个建议,同意找一个刘氏宗室来做皇帝,以便师出有名,号令天下。

当时,在赤眉起义军中有景王刘章的后代共70多人,其中数刘盆子、刘茂、刘孝3人的皇族血统最近。究竟该挑选谁来当皇帝呢?赤眉军的首领樊崇等人商议,听说古时候天子带兵者称为”上将军”,他们就想了一个有趣的办法,找了3块小木片,其中1块木片上写了”上将军”3个字,作为凭证,和另外的两块空白的小木片,一起放置在一只方形的竹器里,用”摸彩”的方式来确定谁当皇帝。

办法想好以后,赤眉起义军在陕西华县的郑北地方筑起了高台,举行了一个隆重的仪式。樊崇把军中的高级将领都请来,会集在台阶下,让刘盆子等3人站在高台中间,依照年纪的大小先后到竹器里去”摸彩”。”牧牛童子”刘盆子的年纪最小,轮到最后一个摸,却偏偏给他摸到了那块写有”上将军”字样的木片凭证。于是,刘盆子侥幸当上了皇帝,将领都向他膜拜称臣。这个放牛娃当时只有15岁。刘盆子当了皇帝以后,依旧故我,经常和一班放牛娃嬉戏……

王洪文的经历,在某些方面和刘盆子有相似之处,他从小也放过牛、养过猪,在东北吉林的田野里干过农活。早在1968年国庆节,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接见他时,他就向毛泽东汇报了自己的这段经历。毛泽东也曾经多次向别人介绍过王洪文,说他务过农,当过兵,做过工,以后又当过干部。

毛泽东特意从《后汉书》中挑出了放牛娃刘盆子的传记,让他阅读,无非是提醒他,按照刘盆子的资历、能力和社会地位,是不行的,只是依仗着刘氏宗室这一条,”摸彩”摸得了一个皇帝的宝座;你王洪文资历很浅。你要有自知之明。如果不学习,少长进,结果也会像刘盆子那样,即使身居高位,仍然不务正业,整天和一帮”牧儿”嬉戏,最后将以失败而告终。

当时,毛泽东对王洪文确是抱有希望的,但同时,心中也有隐忧:在我们党的历史上,选拔一个工人担任党内的高级领导职务,是有过先例的,结果很不理想。王洪文能不能胜任呢?会不会又成为向忠发第二呢?这一点,毛泽东是不无担忧的,他吩咐王洪文读《刘盆子传》,也明白无误地表达了这种担心和忧虑。

王洪文约朱永嘉第二天带了《后汉书》到康平路大院里去,给他详细讲一讲《刘盆子传》。朱永嘉接到通知以后,在写作组办公室把这篇文章又认真读了一遍。读毕,拍案而起,对坐在旁边的市委写作组几个领导核心说:”意思很清楚,毛主席叫王洪文不要做刘盆子!”

接着,朱永嘉急匆匆地来到康平路我的办公室,和我商量怎么讲《刘盆子传》。我给朱永嘉出了一个主意:只做古文翻译,不发表任何议论,除了把《刘盆子传》用白话文详细讲解一遍以外,其他什么话都不说。

第二天,在王洪文办公室里,朱永嘉逐字逐句地讲解着《刘盆子传》,王洪文听得很仔细,还自己捧着《后汉书》看了许久。听完了,看完了,王洪文若有所思,一声不吭。

王洪文是个乖巧人,政治嗅觉很灵,他只消把翻译成白话文的《刘盆子传》听了一遍,就明白了毛泽东叫他读这篇文章的用心所在了。但是他也是胸有城府的人,在朱永嘉面前,他不动声色。读完了《后汉书·刘盆子传》,他也不发表读后感,故意把话题扯开去,谈了一些别的事情,这项读书活动就算结束了。

王洪文后来的所做所为,宣告了他必然覆灭的命运。毛泽东要王洪文读《刘盆子传》,王洪文终究没有读懂。毛泽东的担心不是多余的:王洪文终于变成了”刘盆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