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瑛（1927—2007），革命战争年代的《渤海日报》编辑、山东《大众日报》编辑、记者组组长，后调上海《解放日报》，担任驻山东记者站负责人、《解放日报》总编辑办公室副主任、党委办公室主任。

“文革”爆发的1966年6月作为“中央工作组”进入人民日报领导层，此后担任人民日报主要负责人8年之久。文革结束后即接受审查，被开除党籍，80年初结束审查恢复工作，在人民日报出版社担任编辑。

本文主要依据对他和家人的采访，和其他知情者提供的情况，包括部分文书档案。

接前文：

1963年，姚文元调到《解放日报》文艺部。这个人性格特别，很少和别人搭话，总是呆在自己的屋子里埋头编稿或写作，报社的许多人不认识他，不知道他是干什么的。鲁瑛在这时和姚文元相识了，很少对话。但是鲁瑛知道柯庆施、张春桥很看重这位姚文元。姚文元来解放日报担任编委，参加编委会议。鲁瑛也是编委，在一起参加会议就认识了。在鲁瑛记忆中，开会的时候姚文元从来不发言，就好像会场上没有这个人。渐渐地，他连报社也很少来了。

鲁瑛没有想到文革中到北京以后，和姚文元的交道越打越多，因为姚文元渐渐成了顶头上司。

这张文革初期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开大会时拍摄的照片中，左起：周恩来、江青、陈伯达、康生、姚文元。

1965年，根据华东局的指示，《解放日报》组织力量采写山东黄县大吕家公社下丁家大队发展农业生产的事迹。黄县是鲁瑛的家乡，报社委派鲁瑛带领华东新闻部记者方远、新近大学毕业到解放日报当编辑的周瑞金和摄影记者赵立群，加上《大众日报》记者李彦臻，联合采访后写成长篇通讯《下丁家人创业之路》，配发评论发表，引起了很大反响。采写这篇通讯，鲁瑛是带队领导，出点子，审阅初稿，不再是主要执笔者，然而文章发表时署名在前。（2012年7月19日下午电话采访周瑞金的记录）。

1965年4月，鲁瑛（左2）、方达（左1）、周瑞金（右2）在山东蓬莱仙阁

8. 突然受命去北京

1966年6月初的一天，可能是6月2日，最晚是3日，时任上海解放日报党委委员、党委办公室主任鲁瑛接到电话，说总编辑、党委书记马达找他谈话。

鲁瑛马上走进了总编辑办公室，马达很郑重地对鲁瑛说，根据市委的决定，借调你和邵以华到北京《人民日报》去工作，因为那里的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要搞‘文化大革命’，有很多干部跟不上形势，不能工作了。这样一来，人民日报很需要人，中央就要我们上海支持，调干部参加对人民日报的领导，市委决定调你和邵以华两人马上就去。从目前来说还是借调，你们到北京去，家属不去，孩子也不去。至于以后怎么办，待以后再说。

这时，鲁瑛还主管着报社的华东新闻部，工作压力不轻，他回忆说：“我看马达对我说这番话的时候，语气是非常肯定的，表明这是上级的决定，丝毫没有征求意见的意思。我就当场表示，接受组织安排。”

马达马上吩咐说，你们明天就走，只带组织关系。

马达找鲁瑛是单独谈话，随后还和邵以华谈话，估计是同样内容。

当时，对北京发生了什么，鲁瑛并不知情，他当时比较关注的还是上海和华东地区事态。不过，他已经认真阅读了《人民日报》6月1日的头版头条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感觉这篇社论“来头”很大（但不知道这是陈伯达改定的标题和文章）。从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文章《评〈海瑞罢官〉》到此时的《人民日报》社论“横扫”，半年以来国内政治局势急剧动荡，他感觉这次运动的规模将是巨大的。

事后鲁瑛得知，就在大约3天前的5月31日晚上，陈伯达带领“中央工作组”进入人民日报社，夺了总编辑吴冷西的权。工作组由陈伯达挂帅，主要助手是时任《光明日报》总编辑的穆欣，工作组成员还有钱抵千（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朱悦鹏（《解放军报》党委委员、记者处处长）、尚力科（《解放军报》党委委员、军事工作宣传处副处长）、杨丁（《红旗》杂志社编辑）。另从上海抽调2人，名单待定。

空缺的两人由上海《解放日报》抽调，此事由中央通知上海市委。后来，鲁瑛听代理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唐平铸说，中央原先要调的是《解放日报》总编辑马达。但这时上海局势已不太稳定，马达又是市委第一书记陈丕显特别倚重的“笔杆子”，陈丕显不同意放他走。马达也不想到北京去，因为首都风云已经变幻不可捉摸。于是在第二选择中选上了鲁瑛和邵以华。

这一去波诡云谲。

  20世纪60年代，和采访对象在一起的鲁瑛（右）

9.初到人民日报的鲁瑛

和马达分别谈话后，鲁瑛和邵以华马上到上海市委组织部转党组织关系。第二天两人乘火车前往北京，6月4日到达，被一辆小汽车接到王府井大街上的人民日报社招待所。

《解放军报》代总编辑唐平铸在5月31日晚上跟随陈伯达到人民日报“夺权”，随即像是“中央工作组”成员的样子，主持人民日报日常事务，他单独找鲁瑛谈话，表示欢迎他来人民日报。

唐平铸对鲁瑛说，你写的东西不错，以前写的山东下丁家大队的典型报道我认真地读过。我们已经研究了你的工作，还根据你在解放日报的工作情况，安排你主管人民日报的记者工作。将安排邵以华负责行政后勤工作。

当天，鲁瑛和邵以华在人民日报招待所同住一屋。第二天，他们前往中组部转了组织关系，但是两人的工资关系还在上海解放日报。鲁瑛的妻子张文卿每月向北京汇出生活费，她要到几年后才调到北京。

当时，鲁瑛是行政15级工资，每月130元；妻子工资不高，加上对老家还有一些负担，全家人花销相当紧张。鲁瑛前来北京的时候没带多少像样的衣服，以致于接待了几次外宾以后，外交部礼宾司官员提意见说，人民日报的鲁瑛穿得太差了。但那时鲁瑛确实没有什么好衣服。

到北京后不久，“检阅红卫兵”的大潮涌来，鲁瑛负责组织记者们采访。8月的一天，他也穿上绿军装上了天安门，就站在距离领袖毛泽东不远的地方。

那天，有一阵子毛泽东和焦裕禄的女儿在一起，毛泽东看到了鲁瑛，觉得不熟悉。

这天毛泽东离开天安门城楼的时候，当时没有电梯，是走下来的，鲁瑛站在一边，又被毛泽东看到了，问：“你是哪里的？”

鲁瑛回答说：“我是人民日报的。”

毛泽东问：“你叫什么名字？”

我说：“我叫鲁瑛。”

毛泽东就说：“哦，我不认得。”

这就是鲁瑛和毛泽东的第一次近距离直接接触，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这样近距离地讲话。

来到北京，狂飙飞卷，鲁瑛只见人民日报的领导席上没有常客，来来往往走马灯一样。后来他说，读到鲁迅的诗：“墙头变幻大王旗”，觉得很像他刚到北京时的情况。

他还告诉本文作者，解放日报的总编辑魏克明的工作作风给他很大影响，所有文书档案及时整理，分门别类归档，妥善保存。来到了北京，他也这样做。在这方面，鲁瑛相当仔细，结果是很得益的。

进入1967年1月，风云变化，代总编辑唐平铸的地位不稳，1月中旬就被“揪”了出来，靠边站接受审查。

1967年1月6日的中央文革成员，左起：戚本禹、陈伯达、江青、唐平铸，他们来到新华社讲话。画面上是陈伯达在讲话。仅仅一周之后，唐平铸就被“揪”了出来，停职审查。

原先“中央工作组”的成员中，来自红旗杂志的杨丁早就不见踪影，来自军报的也纷纷归去，到后来只剩下从上海来的两人了，鲁瑛又是其中唯一编辑部门出身的干部，他具有的“山东革命大学新闻系”学历在当时已经相当过硬了。

唐平铸受审查停止工作，使鲁瑛在报社事务中更多地负起责来。他和中央文革中先后分管报纸宣传的王力、姚文元的交道和接触也越来越多了。

到北京以后，鲁瑛很想回上海工作，但几次想提出来，都因当时突然发生了什么事情而打消了念头，直到最后也没有回到上海。他的后半段人生悲剧，就此拉开了大幕。

退一步来说，来到北京，进入人民日报，鲁瑛本人有错吗？应该说没有，如果有的话也不应该由他来负。但这确是鲁瑛人生悲剧的先导，在此之后的年月里，他在悲剧深潭中越陷越深，其中必有要由他自身承担的责任。
（本文告一段落）

（2012年4月改）

2022年7月10日订正

对于鲁瑛的早年经历，曾以《鲁瑛是怎样从上海到北京的》为题发表于 2010年第1期《世纪》杂志。以《鲁瑛人生中的红色前半程》为题发表于2013年5期《党史博览》杂志。

本文有增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