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历者回忆: 延安时代的私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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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史文化 2022-07-16 04:58 Posted on 北京

1937年1月13日,中共中央由保安迁到延安,当时延安全城只有2000余人,“饭铺只有四五家,使用着木头挖成的碟子,弯的树枝做成的筷子;商店没有招牌,买错了东西很难找到原家去换,因为它们有着同样肮脏同样破旧的面貌。”全城肮脏拥挤,厕所尤其原始。丁玲纪实小说《医院中》记述了这样的细节:“老鼠就在天花板上面窜来窜去啃浆糊吃。一次,隔壁房里竟有一只老鼠从上面掉下来,砸在正在睡觉的傅莱大夫的脸上。”

于光远到达延安首夜大战跳蚤,落荒逃出房间,抱被睡在场院几根原木上。原《人民日报》社长胡绩伟也记述了终生难忘的大战臭虫:“我一个人睡在一个旧窑洞里,臭虫多得可怕,一排排一串串地从各种缝隙中爬出来,结队进攻,真是闻所未闻、见所未见,令人毛骨悚然的怪事。开初我用手指抹杀,以后用手掌抹杀,弄得满手臭黄水,还是杀不完。好在我随身带了针线,赶快把自己带来的床单缝成一个口袋, 把身体装在里面,尽管这样,还是辗转反侧,到天快亮时才迷糊了一小会儿。起床一看,床单上血迹斑斑。”

在延安,人人都穿制服,冬天发一套棉衣裤棉鞋帽,夏天只发一套单衣。衬衣衬裤一开始是不发的(后来每年发衬衣一件、短裤一条),闹出不少笑话。田家英夏天下延河洗澡,来了一群女性洗衣,他在河里起不来,因为唯一那条裤衩刚刚洗过晒在河滩上。

延安中国女子大学只发两季衣裳:夏天一身单军装,冬天一身棉军服,当中没有换季的衣服,手巧的学员把棉花取出变成了夹衣。谁如果带来多余的衣服,会无私地送给缺衣的同学。一旦得知某位学员要奉命到大后方工作,来自大城市的女学员会立刻捧出来时穿的旗袍、大衣,供她挑选。

陕北公学、抗大的学员七八人挤睡窑洞土坑,只铺一层茅草,挤得连翻身都困难。女子大学学生的卧位只有一尺半宽,起夜回来常常发现没了位置,要拱进去慢慢挤几下才能“收复失地”。男性炕位也不过二尺半。蜷身睡习者很快得到纠正—— 直腿挺睡。

女生早晨照镜子也是麻烦事,得排队,轮到者左顾右盼不愿离去,镜子女主人终于摔镜四分:“咱们还是‘共产吧!”一镜成多镜, 增扩利用率。同时,每人腰间永远挂着一个用罐头盒做的大茶缸,女生用它吃饭喝水、刷牙洗脸,甚至冲脚、洗屁股。

延安文化人一般得到稿费,多是主动与人共享,或是被朋友们“共产”,独自享用的情况极少。这几乎成了一种约定俗成的“规矩”。延安作家卞之琳回忆:“谁要是从邮局接到重庆、香港以至上海孤岛汇来的一笔稿费,就招呼朋友,三三五五,一分而光。”1938年8月31日,卞之琳到达延安,每月领取2元津贴。最多到街头小吃摊买5分钱一碗的醪糟鸡蛋打牙祭,几分钱买一包花生也会数人共享。

“馋”是延安人生活的主旋律。一位1938年初访问延安的美军上校写道:“伙食是每日两餐,只有单调的小米。…… 身上有钱时,他们就到镇上一家饭馆,把钱花在八宝饭上,因为他们太缺少甜食了。” 冼星海就极喜爱甜食,创作《黄河大合唱》时,他要求光未然为“作曲” 买两斤白糖。等一切齐备,冼星海盘腿炕前,开始创作。他一边抓撮白糖入嘴,一边从超长烟杆中吐出腾腾烟雾,妻子钱韵玲在旁为他熬煮“土咖啡”。就这样,在延安的一间窑洞里,诞生了这首时代乐章。

中国女子大学学生王紫菲晚年回忆:到延安后最深的感受就是馋,又身无分文,走在延安街上,见了摊上雪花银似的白面馒头,真眼晕, 真想偷几个吃。一次,三位中国女大生逛市场,兜里总共只有2分钱,只能买一瓶老陈醋,在瓶上刻划下三等份,先是很珍贵地用舌尖舔,觉得味道好极了,酸酸甜甜香香的,就再也忍不住,小狼一般咕嘟嘟一口气喝下自己那一份。原本就空腹无油水,其中一位回窑洞不久就肚子剧痛,满床打滚,呕吐不止,从此该女生不再沾醋。

华君武刚到延安时,参加晚会回来,肚饿无食,将白天糊窑洞窗纸的半碗面粉调的糨糊当了消夜,华君武晚年回忆:“时隔43年,似乎还回忆起那碗浆糊的美味,当然,这并不是说经常有浆糊可做宵夜的。”

抗大学生何方回忆说,延安时期,二两大的馒头,有的北方男生一顿起码能吃十三四个,女生也有能吃十一二个的。一次改善生活吃包子,一位食量大的抗大生盧振中(后任武汉华中工学院副院长),二两一个的包子连吃24 个,然后才问:“什么馅?”

在延安,很多新婚男女因条件限制,结婚后依旧分住在集体宿舍, 只有周末才能申请到窑洞建成的“青年宿舍”团聚。当年延安公职人员的住宿虽一律免费,夫妻周末在“青年宿舍”团聚却要缴费。抗大政治部主任莫文骅回忆:“屋里只有一张床,被褥得自己带,也不开饭,住一次交5毛钱。每到周六,小两口背着被褥来住一晚上,第二天又背上行装回到各自的战斗岗位。”然而,即使这种露水夫妻,也让延安很多光棍们羡慕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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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为补偿大多数高级将领由于军务倥偬而耽误的青春,鼓励和帮助他们解决婚姻问题。当时延安的高级领导人,师级以上军官中80%的人都是在这一时期恋爱、结婚、成家、生子。然而,对很多知识女性来说,老干部只习惯于吃饭、睡觉、打仗,谈恋爱却很无趣。

1936年,与美国记者埃德加·斯诺结伴来到陕北的马海德,在陕甘宁边区医院做了中共中央保健医生,他开始追求延安美女、鲁艺学员苏菲。马海德与苏菲的跨国恋情,引来鲁艺男学员们的集体抗议。鲁艺不少男生眼睁睁地看着外国大鼻子摘走了自己的校花,作为“报复”,此后好几个周末的傍晚,他们躲藏在鲁艺校门口的坡地里,等马海德来接苏菲的时候,大喝一声:“谁接走苏菲,留下买路钱!” 然后就冲上去,拦住马,翻出他口袋里的香烟和零钱。

1940 年3月3日,马海德与苏菲在延安结婚。

据艾青、卞之琳记述,1938年延安革命队伍里的津贴标准为:士兵(班长)1元、排长2元、连长3元、营长4元、团长以上一律5元, 只有著名文化人、大学者是5到10元。王实味、陈伯达每月津贴4.5元。冼星海15元(含女大兼课费3元),鲁艺音乐系教员一律12元,助教6元。发的是延安“边币”,1元边币可买两条肥皂或一条半牙膏或两斤肉包子或十几个鸡蛋。”“最困难时期,连这点钱也停发了。”冒舒湮记载:“法院工作人员与囚犯吃的饭菜都是一锅煮的!”

延安纸笔十分紧张,每人每月仅供应五张纸,作家特别优待,领取纸笔不加限制。1940年1月,入党四个月的范文澜抵达延安,应张闻天之邀主持马列学院中国历史研究室,主编《中国通史简编》。范妻乃旧式家庭妇女(文盲),初到延安感觉处处不便,又惦着家里的东西,常常暗自落泪。张闻天夫妇常去看望,派服务员照料他们的日常生活, 每人每月发津贴4.5元。范文澜感觉最困难的还是缺书,张闻天便布置地下党将范文澜的书从家里运到延安,共五六十箱,绝大部分为线装书。范文澜十分感动。

延安物价低廉,猪肉每斤2角,1角钱可买十来个鸡蛋。陈明远先生折算说,延安1 元相当于19 世纪90 年代末的30元—35元。若按相对标准,至少合2008年人民币百元以上。当时延安整肃贪污的红线是:1938年贪污200元或受贿100元者处死。货币贬值后,贪污500元以上的枪毙。

延安文化人流行“客请”,即延安人太穷,得由外来客人掏钱做东。1938年5月上旬,美国驻华参赞卡尔逊上校在延安遇上医生马海德,邀他去一家以八宝饭出名的馆子吃晚饭。一路上,许多人向马海德打招呼,马海德便邀他们一起去吃饭,“他如此大方地利用了我的好客使我发笑,他知道我手头不紧。我们走到饭馆时,后面跟随了十几个年轻的男女,他们笑着闹着,完全沉浸在聚餐的快乐中。”十几个人每人点了一个自己喜欢吃的菜,吃完就走。

1936年秋,刘英患流行性感冒,高烧不止,但延安没有药,只能寄希望于“千万不要并发肺炎”。在隔离窑洞,她半昏睡半清醒, 每天只喝一点小米粥汤,完全靠自身去扛病。丈夫张闻天又心疼又着急着急,每天早晚两次隔着窗户纸上的窟窿问候,说几句安慰的话,还把所有的津贴,全交给警卫员买鸡蛋做汤给刘英吃。刘英问警卫员:“闻天的5元津贴都给了我,他吃什么?”警卫员眼泪汪汪地回答:“就吃红锅炒白菜。” 挺了二十多天,刘英慢慢恢复过来。时任陕北省委组织部长郭滴人,也像刘英一样发高烧,但他没挺过来,匆匆辞世,年仅29岁。

郭小川在《延安生活杂忆》中回忆:“我是40年底到延安的。这时候,延安最特殊的地方,便是延河两岸的男女了,因为女大在党校对面,每天晚饭后或每逢假日,在延河边散步的颇不乏人。女同志的装束,是蓝斜纹布的带耳朵的帽子,即使是好天气,也把耳朵放下。最讲究的要算围巾,花花绿绿,不过是追逐都市风而已。”“男同志们最标志性的服装是白茬短皮袄,颈围布的或毛围巾。那年发的鞋子很好,是高統的黑色布棉鞋。”“老实说,这期间便蔓延着自由主义的风气了。作为人们的谈料的,不是别的,而是文学与恋爱。文学与恋爱,二者这般密切,流行在人们口头的语汇,是‘灵魂的美,是‘文学气质。”

赴延安的青年多为中小知青,大家一窝蜂去搞文学,延安一时出了200多个诗人。只要在报纸上发表几首诗,便是诗人了。1940年,延安大诗人萧三说:“在延安的青年写的诗最多(文学刊物,例如《大众文艺》上,75%—83%是诗歌)。”文艺青年聚在一起,不是谈论谁谁的文章真好,就是评说那人的文章如何如何要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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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安中央党校的女学员们曾约定:不嫁老干部。但实际上, 很多知识女性在知识分子和老干部之间,面临两难抉择。丁玲在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的“三八节有感”一文中,这样描述延安女性的尴尬:女同志的结婚永远使人注意,而不会使人满意的。…… 她们被画家们讽刺:“一个科长也嫁了么?”诗人们也说:“延安只有骑马的首长,……艺术家在延安是找不到漂亮的情人的。”然而她们也在某种场合聆听着这样的训词:“他妈的,瞧不起我们老干部,说是土包子,要不是我们土包子,你想来延安吃小米!”

一位四十多岁的江西老红军娶了一位城市女生。老红军是八路军120师某旅政治部民运部部长,上前线后,收到女学生的情书,最后一句是:“我给你一个亲爱的吻。”部长持信找到捎信人:“她给我捎了东西,东西在哪里?”捎信人一脸茫然:“她没有捎东西啊?”部长指着信:“这不是给我一个亲爱的物?这个东西在哪里?”这则故事很快成为“老红军”与“女学生”结合的经典段子。

一位历经千辛万苦投奔延安的浙大女生,经“组织介绍”嫁给一位出身佃农的老干部。最初,革命热情很高的女生服从组织决定,照例周六回到老干部窑洞,往往一宿无话。日子一久,女生渐渐厌烦。一次,她邀丈夫月下散步,老干部说:“月亮有什么好,圆圆的活像一个烧饼。白天干了那么多的工作,晚上在外面乱走有什么意思?” 浙大女生哭肿双眼,悄然离家,留下一首诗:“嫁得郎君不解情,竟将明月比烧饼;从今不盼礼拜六,春宵枉自值千金。”从此不归,组织上也无法说服该女生。官司打到毛泽东处,毛写诗回应女生,替老干部辩护:“春花秋月枉多情,天上人间两画饼;寒来花月不能衣,饥时一饼胜千金。”

延安时期,局势相对稳定,组织上也鼓励干部、官兵积极解决“个人问题”。干部们当然想找有点气质的姑娘,而要“有气质”,自然得上点学、读点书。米脂乃陕北首富县,该县绝大多数地富的女儿都上过学,因此 “该地成为红军干部选妻的重点地区。军内称米脂县为‘丈人县。”

1938年,山西汾阳东南一带,八路军685团团长杨得志掏出1 块钱请带路老乡帮忙买点鸡蛋,竟买来20斤。一位当地老乡替尚未婚娶的杨团长找来一位姑娘,长得俊,还是高小毕业,两头都愿意,但女方父亲要杨团长出100块钱彩礼,杨最多只能给几百斤粮食,人家不干。杨得志后升任344旅代旅长,过汾河前,杨得志还想带走这位姑娘,“可最后还是没有带成,主要还是因为拿不出那100块钱来。”

女性资源紧缺,男性之间的争斗自然就会加剧。萧军与萧红分手后, 与丁玲谈过恋爱,后与青年女演员王德芬订婚,辗转赴延安。到延安后,大概王德芬又与萧三粘粘扯扯,一次边区文协开会,萧军、萧三、艾思奇、吴伯箫等十来人出席,萧军从靴中抽出匕首,往桌上一插:“萧三,我要宰了你!”弄得大家都很害怕,面面相觑。还是老实人艾思奇慢慢说了一句:“萧军,你有什么意见,可以说啊,不能那么野蛮。” 萧军才把匕首收了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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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6岁的何鸣刚入抗大,便成为很多人的追求对象。抗大队长兼教员聂凤智最终胜出,因为他不久即兼任卫生所所长,与女护士何鸣有更多的“正当接触”。聂凤智的表白语是:“我是党员,你也是党员,双方都是共产党员,也都没有传染病,双方自愿在一起,谁都不强迫谁。”聂凤智15岁参军,闻战则喜,身上有11个枪眼,负伤8次。何鸣说:“他打仗勇敢,这一条就招人喜欢。”1940年元旦,26岁的聂凤智与18岁的何鸣在晋察冀结婚,抗大教育长罗瑞卿主持婚礼,吃了大白菜豆腐,“搞得还蛮热闹”。

何方回忆:“整风一开始,马克思主义就不香了。整风期间不只是不学马克思主义理论,过去学过的,特别是搞理论工作的还纷纷检讨,似乎没学过理论的人倒还干净些,起码不用检讨……甚至有些老干部,如时任中办副主任的王首道,为了表示和教条主义决绝,竟将一些马列著作扔到了窑洞门外……人们曾经感到很紧缺的马列著作,成为无用而多余的东西,于是就有人拿到南门外新市场当废纸论斤卖了。”

师哲揭发康生夫妇说:“他们工作和生活的一切方面都由秘书来承担,包括给他们洗脚、洗澡在内。除了伙食标准同中央负责同志看齐外,康生还有自己的特殊要求。诸如:袜子非狗头牌的不穿;地毯是从中亚带回来的;衣服(特别是大衣和外衣)要穿莫斯科生产的;办公桌上少不了各种干果—— 花生米、核桃仁、扁桃仁、柿饼等。尽管如此,他仍不断向他所领导的社会部诉苦,以求得格外‘照顾。延安是革命圣地,是艰苦奋斗的同义语,竟存在着康生这样的‘角落,能相信吗?但这是千真万确的事实!他有时享受咖啡,有时饮酒,虽不常饮,但酒量很可观……他由于不得志而以酒浇愁,他把米大夫请到他的住处,搬出珍藏多年的法国、英国名酒,折腾了整整一个下午,二人醉成烂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