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失败者回忆录0720)—另一人生阶段的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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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69岁,开始担任《苹果》论坛版主编。

我写香港抗共运动近四十年的记忆,已知我讲到各抗共派别时,必会引起不同光谱人士的批评和回应。比如近日谈到从中英谈判到九七头十年的民主派,就有读友说许多人都在监狱受苦,或被迫流亡,我批评他们无疑是「落井下石」。也有读友说民主派一开始就主张「民主回归」,把香港带到万劫不复的境地,罪无可恕。

许多人习惯从最后的认知或印象去判断一些人、一些派别数十年来的是非功过。如果写作人都这样,就没有历史真相了。我写这回忆录,时刻警惕自己的,就是必须以当时的政治现实去审视当时的人物和派别,不能以我后来的认知或印象去审视以前。对我自己也一样,我会记住法国哲学家班达(Julien Benda)的话:「真正的知识份子,不仅要批判现实的罪恶和不义,也要批判自己的历史局限和错误判断。」我们都有过历史局限,也不可免地有过错误判断。

九七头十年民主派的错误判断可谓多矣。首先是九七前夕中国设立的特区筹委会因反对彭定康政改,而改变原定九七前到九七后的政治「直通车」计划,要求所有1995年选出的立法议员全部「下车」,另成立「临时立法会」作过渡。实际上,按当时形势,中国只是在面子上要否定彭定康而已,1995年选出的立法议员,筹委会原则上都会委任的。但民主派议员为了杯葛「临时立法会」,就全部不参加遴选。于是,中共就塞进了一批亲中人士,由此组成临时立法会,结果通过了「公安条例」这恶法,还通过有利于亲中派的选举条例。

对民主派杯葛临时立法会,我公开表示过反对,我认为在这问题上,要权衡利弊懂得妥协。可惜民主派没有接受我的意见,于是造成后患。

不过,民主党仍然是1998年选举中产生的立法会最大党,它在立法会一直是制衡董政权的最主要力量。 2003年五十万人上街反对二十三条立法,主要动员力量也是民主党。

针对当时立法会的三个政党:自由党、民主党、民建联,我曾经用鲁迅写过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形容之。以商界为主力的自由党,是会看风使舵、识时务的聪明人;亲中的民建联就是只知道跟着中共党走的奴才;而由一批学员精英组成的民主党,就是傻瓜。这些「傻瓜」放着好好的专业不去赚钱发展,也不肯在「六四」后急转弯去逢迎北京捞取政治利益,却要坚持为香港市民的自由、法治、民主去投身政治。但实际上他们又不懂政治,不懂得在什么事情上要坚持、什么事情上可以妥协。

当然,后来他们会妥协了,但却是在应该坚持的事情上妥协。这是后话。

2003年五十万人大游行,虽有香港人在游行中喊出了「还政于民」的口号,算是开始有了自主意识。但这口号没有唤醒绝大部分香港人,反而引起中共的高度警觉。再加上在全球化的经济起飞中,中国权贵资本主义崛起,贪污腐败在大陆如水银泻地般无所不在,大批中共权贵利用香港洗钱和走资。香港原有的重法治、讲规则、廉洁处事的秩序,已成为对中国权贵的绊脚石。

于是,中联办开始计划在香港成立「第二个权力中心」,也就是考虑对香港实行从暗到明的干预,甚而有取而代之的想法。

2005年,黎智英邀我主编《苹果日报》论坛版。其实我自1995年底就在论坛版写专栏。十年里,论坛版换过几个主编。据知都是老板起先看重、其后不满所致。老板认为论坛版是言论重镇,所有文章都必须坚持自由民主的价值。曾有一编辑助理因为访问一位不那么支持自由办学的学者,而被黎老板下令调职,终于不欢离去。

我曾经向黎智英表示,言论自由不应该用权力压制你认为有害的意见,如果你压制了,那么如罗素所说,只说明你的意见经不起考验,即你自己受到这些意见的压制。但他认为,其他反自由民主的传媒已在另一方,我们坚持自由民主的在这一方,这种不同意见的对抗就是言论自由。

黎智英邀我编论坛版时,向我保证所有编选稿件全由我做主,其他高层不能插手。他个人有时或会提出些意见。我对他说,不仅是他,报馆任何人都可以对我主编的论坛提意见,但都要在已经刊出后才提,而不要在我签了大版之后要改版或抽稿。他说这一定不会。我说我非常重视这个工作,要把它办成言论自由的阵地。我不会压制与我政治思想不同的意见,只要是写得好及有独特论点,即使立场观点不是我愿意接受的,我也会让读者去评断。因为每一个人的思想都是自由的,道理不能够向读者灌输,而应该由他们自己判断吸收。我又提到会向一位与《苹果》交恶的作家邀稿,并且不一定采用他邀来、并付高稿酬的中国民运人士的稿件。他表示接受我所有的编辑条件。

那年我69岁。是我编辑事业另一重要时期的开始。也就在那时,民主派开始分裂,中共向香港大举侵凌,我编论坛受到的挑战并不少于主编《七十》《九十》的时期。 (174)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