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69岁，开始担任《苹果》论坛版主编。

我写香港抗共运动近四十年的记忆，已知我讲到各抗共派别时，必会引起不同光谱人士的批评和回应。比如近日谈到从中英谈判到九七头十年的民主派，就有读友说许多人都在监狱受苦，或被迫流亡，我批评他们无疑是「落井下石」。也有读友说民主派一开始就主张「民主回归」，把香港带到万劫不复的境地，罪无可恕。

许多人习惯从最后的认知或印象去判断一些人、一些派别数十年来的是非功过。如果写作人都这样，就没有历史真相了。我写这回忆录，时刻警惕自己的，就是必须以当时的政治现实去审视当时的人物和派别，不能以我后来的认知或印象去审视以前。对我自己也一样，我会记住法国哲学家班达（Julien Benda）的话：「真正的知识份子，不仅要批判现实的罪恶和不义，也要批判自己的历史局限和错误判断。」我们都有过历史局限，也不可免地有过错误判断。

九七头十年民主派的错误判断可谓多矣。首先是九七前夕中国设立的特区筹委会因反对彭定康政改，而改变原定九七前到九七后的政治「直通车」计划，要求所有1995年选出的立法议员全部「下车」，另成立「临时立法会」作过渡。实际上，按当时形势，中国只是在面子上要否定彭定康而已，1995年选出的立法议员，筹委会原则上都会委任的。但民主派议员为了杯葛「临时立法会」，就全部不参加遴选。于是，中共就塞进了一批亲中人士，由此组成临时立法会，结果通过了「公安条例」这恶法，还通过有利于亲中派的选举条例。

对民主派杯葛临时立法会，我公开表示过反对，我认为在这问题上，要权衡利弊懂得妥协。可惜民主派没有接受我的意见，于是造成后患。

不过，民主党仍然是1998年选举中产生的立法会最大党，它在立法会一直是制衡董政权的最主要力量。 2003年五十万人上街反对二十三条立法，主要动员力量也是民主党。

针对当时立法会的三个政党：自由党、民主党、民建联，我曾经用鲁迅写过的《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形容之。以商界为主力的自由党，是会看风使舵、识时务的聪明人；亲中的民建联就是只知道跟着中共党走的奴才；而由一批学员精英组成的民主党，就是傻瓜。这些「傻瓜」放着好好的专业不去赚钱发展，也不肯在「六四」后急转弯去逢迎北京捞取政治利益，却要坚持为香港市民的自由、法治、民主去投身政治。但实际上他们又不懂政治，不懂得在什么事情上要坚持、什么事情上可以妥协。

当然，后来他们会妥协了，但却是在应该坚持的事情上妥协。这是后话。

2003年五十万人大游行，虽有香港人在游行中喊出了「还政于民」的口号，算是开始有了自主意识。但这口号没有唤醒绝大部分香港人，反而引起中共的高度警觉。再加上在全球化的经济起飞中，中国权贵资本主义崛起，贪污腐败在大陆如水银泻地般无所不在，大批中共权贵利用香港洗钱和走资。香港原有的重法治、讲规则、廉洁处事的秩序，已成为对中国权贵的绊脚石。

于是，中联办开始计划在香港成立「第二个权力中心」，也就是考虑对香港实行从暗到明的干预，甚而有取而代之的想法。

2005年，黎智英邀我主编《苹果日报》论坛版。其实我自1995年底就在论坛版写专栏。十年里，论坛版换过几个主编。据知都是老板起先看重、其后不满所致。老板认为论坛版是言论重镇，所有文章都必须坚持自由民主的价值。曾有一编辑助理因为访问一位不那么支持自由办学的学者，而被黎老板下令调职，终于不欢离去。

我曾经向黎智英表示，言论自由不应该用权力压制你认为有害的意见，如果你压制了，那么如罗素所说，只说明你的意见经不起考验，即你自己受到这些意见的压制。但他认为，其他反自由民主的传媒已在另一方，我们坚持自由民主的在这一方，这种不同意见的对抗就是言论自由。

黎智英邀我编论坛版时，向我保证所有编选稿件全由我做主，其他高层不能插手。他个人有时或会提出些意见。我对他说，不仅是他，报馆任何人都可以对我主编的论坛提意见，但都要在已经刊出后才提，而不要在我签了大版之后要改版或抽稿。他说这一定不会。我说我非常重视这个工作，要把它办成言论自由的阵地。我不会压制与我政治思想不同的意见，只要是写得好及有独特论点，即使立场观点不是我愿意接受的，我也会让读者去评断。因为每一个人的思想都是自由的，道理不能够向读者灌输，而应该由他们自己判断吸收。我又提到会向一位与《苹果》交恶的作家邀稿，并且不一定采用他邀来、并付高稿酬的中国民运人士的稿件。他表示接受我所有的编辑条件。

那年我69岁。是我编辑事业另一重要时期的开始。也就在那时，民主派开始分裂，中共向香港大举侵凌，我编论坛受到的挑战并不少于主编《七十》《九十》的时期。 （174）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