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颐:时代呼唤着巨人,上台的却是侏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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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微信公号 雷颐  大家谈A 2022-07-18

本文摘自雷颐《历史的裂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洋务运动进行了近四十年后,光绪二十五年九月初二,慈禧召见盛宣怀,问了一些大而无当的问题,如“时事艰难,外国人欺我太甚,如何是好?”,“练兵总要筹饷,如何是好?”

当盛说到“臣迭次奉旨经手所办铁路、矿务、轮船、电线、铁厂、银行以及学堂,多想要详细奏明”时,慈禧突然发问:“何谓学堂?”

这一问,肯定是让盛宣怀意想不到,也打乱了他的思路,回答的言辞就有点慌乱:“是教习洋务之学堂,曾经奏过在天津、上海两处开办的。”

盛宣怀于1895年、1897年先后创办了天津大学堂和南洋公学,都是经过朝廷批准的;这一年中国人自办的学堂已有175所,遍布于全国。而大清帝国的最高决策人、主持了洋务近四十年的慈禧,竟然还不知道“学堂”是什么东西!

此事见于盛宣怀当天的《奏对自记》,当是千真万确的事实,盛宣怀绝没有胆量也没有必要无中生有地把谣言造到慈禧头上去。

虽然洋务派所办的大事都要慈禧点头,但军机处拟的那些“上谕”并不能真正代表慈禧本人的观点,更不能代表慈禧对洋务的认识水平。

《故宫博物院院刊》1998年第三期《光绪帝朱批述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极为难得的第一手史料。

从光绪六年起,小皇帝开始学习在臣下的奏折上写批示,三年内留下了几十件朱批。

因为这是练习性质,有少数几件是慈禧在后面又亲笔作了朱批,但一般观点基本相同,只是语气分寸不同。

唯有一件两人的观点不同,而这一件朱批便让慈禧露出了本相。

光绪八年三月初六,直隶总督李鸿章奏《为招商在上海试办机器织布局》折,小皇帝通篇用朱笔断句,批示道:“机器织布事属创举,织成则天下受其利,不成则商民受其累,且贻笑于外国矣!尔其选妥员,觅巧匠,竭力经营之,至优给年限、宽免厘税,乃办成后之事,此时毋庸议及也。”

此时光绪只有十一二岁,虽然是孩子学着说“官话”,态度却很鲜明,是支持中还寄以期盼。

慈禧在其后又加批示,自然是重视此事,却不是支持,而是怀疑和反对:

蚕桑为天下本务,机器织布害女工者也,洋布既不能禁,奈何从而效之乎?此事当审慎。

此处慈禧的口吻,和那些顽固派攻击铁路、机器“夺小民生计”的论调完全一样,流露出传统小农对机械化大生产的恐惧。

这种思潮,正是引进新的生产力的巨大阻力。

在此以前,《上海机器织布局招商集股章程》已刊载于光绪六年九月初十至十二日的《申报》,其中有一段话似乎是预先说给慈禧听的:

或谓纺织本系女红,恐夺小民之利。不知洋布进口以后,其利早已暗夺。本局专织洋布,是所分者外洋之利,而非小民之利。且厂局既开,需用男女工作有增无减,于近地小民生计不无少裨。事理灼然,无足疑者。

关于慈禧与洋务运动的关系,或认为她是顽固派的首脑,或认为她在洋务、顽固两派之间搞平衡,也有的论文说慈禧“实际上是洋务运动的指挥者、决策者”,“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洋务派和洋务运动的首领”。

时至光绪八年,洋务运动已经进行了二十多年,创办民用工业也叫喊了好几年,慈禧仍然死抱着这样陈旧保守的观念,远远落在时代的后面,也落在洋务实践的后面。

其实,上海织布局从1878年开始筹办,至此集商股、购机器、开工建厂等前期工作已初步就绪,生米基本做成了熟饭;李鸿章此时上奏不过是要朝廷确认十年专利和税收优惠而已。

李鸿章创办开平矿务局、修建唐胥铁路、续建开平铁路等,以及后来的张之洞建铁厂,都是先斩后奏,报告朝廷只是补办一个手续。

有的论者强调“这些大型军民用洋务企业都经过了慈禧的亲自批准,成为了中国近代工业的开端和基础”,以此证明她对洋务运动的领导作用,不免有些牵强。

洋务运动实质上是一个封建国家企图实现早期现代化的系统工程,必然是困难重重、步履维艰。

它要求有一个远见卓识、雄才大略的决策层来领导,以坚定的信念、过人的胆识、顽强的毅力去冲破阻力。

然而,时代呼唤着巨人,上台的却是侏儒。

慈禧二十六岁时以小皇帝生母的特殊身份,登上了大清帝国权力的顶峰,与洋务运动同时登上了历史舞台。

在她长达半个世纪的执政生涯中,虽然批准、支持过洋务派提出的一些新措施,但大多是借风使舵、顺水推舟,从来不曾主动提出过如何适应新的形势、变革祖宗的成法,基本上是凌驾于洋务派和顽固派之上利用矛盾操纵驾驭。

纵观其一生,在立光绪、戊戌政变、利用义和团、立宣统等重大关键决策上,一贯是以维护个人的绝对权威为其终极目的,既不顾国家利益,也不顾清王朝的安危存亡。

她精于叔嫂斗法、母子争权的小权术,而昧于国际形势和历史发展的潮流,绝对没有纵观世界大势和总揽全国大局的战略思考,更没有吸纳西方文明的内心愿望和魄力,她仍然是一个深谙帝王术的传统型的守旧的封建统治者。

光绪十五年,恭亲王奕䜣已离开政坛在家“养病”。

自1861年至1884年曾执掌军机处和总理衙门二十多年。

早期他是“外须和戎,内须变法”这一大政方针的制定者,也是洋务运动的主要推动者。

辛酉政变后,太后听政与亲王辅政共同掌权的“蜜月期”仅仅延续了三年,权力均衡的天平便发生了变化。

同治三年夏湘军攻下了南京,次年三月奕䜣便遭到罢斥的折辱,失去了议政王的称号,也失去了进取的锐气,权力的重心愈来愈向慈禧倾斜。

其间,慈禧纵容顽固派以抑制奕䜣,使洋务运动的进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影响;奕䜣也日渐退缩,遇事不免模棱。

同治十三年因反对修圆明园,奕䜣再次受到罢斥的折辱,至同治死后慈禧立光绪为帝时,奕已经无力与之抗争。

光绪七年慈安暴亡后,慈禧一人专权的局面已经基本形成。

光绪十年,慈禧为了完全彻底地实现个人的专权,也为光绪亲政后继续垄断权力预作准备,乘中法战争之机突然将军机处大换班,把奕䜣赶下了政治舞台。

此后任用的醇王奕譞、礼王世铎、庆王奕劻,更是一蟹不如一蟹了。

洋务运动的实践,从开始就是曾、左、李等地方督抚发动的。

这一现象的背后,潜藏着晚清政局中权力下移、外重内轻的新趋势。

为适应剿灭太平军、捻军的作战需要,清政府不得不作出让步,让兵权、行政权、财权、人事任命权都集中在地方督抚的手中,削弱了中央的控制力,形成了尾大不掉之势。

因之,洋务运动在发展的过程中,也始终处于一种分散的、自发的、各自为政的无序状态。

正如后来康有为所批评的:“如何筹饷、如何练兵、如何开军械局、如何开银行、如何铸钱币,皆听各省督抚之各自为谋,为者听之,不为者亦听之。”

由于清政府从来没有拿出一个统一的实施部署,也没有统筹全国的财力和资源、变革资源的配置方式,更没有制定统一的政策动员社会资源、激励新产业的发展,甚至也没有建立一个新的行政部门来负责协调管理经济发展事务。

这种以地方为主体的体制在实际操作中必然产生许多问题:必然是带有浓厚的人治色彩,以督抚个人的意志为转移,往往是项目跟着人走,人亡政息,离开了左宗棠、沈葆桢,福州船政局就难以为继,左宗棠不做甘陕总督,兰州织呢局的锅炉坏了就没有人管;必然是上下左右的步调无法统一,各地互相扯皮,造成如李鸿章所哀叹的“朝令夕迁,早作晚辍”;也必然是各种活动孤立分散地进行,功能互不配套,难以形成效应。

结果是“东一块西一块的进步。零零碎碎的。是零卖的,不是批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