纵横大历史:《回顾文革》第十四讲 文革到底是什么?(十四) 毛泽东的文革:理想主义?争权夺利?(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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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 年 5 月,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毛泽东与林彪在一辆敞篷吉普车到欢呼的人群。 法新社图片

一、“三结合”:毛泽东本人对毛式乌托邦的否定

大家好,欢迎大家收听《纵横大历史》,我是主持人孙诚。今天,我们将继续进行文革历史系列节目。

在上一讲里面,我们谈到了“三个文革论”当中的“第一个文革”,也就是毛泽东及毛派与老干部集团的争斗。“三个文革论”,是我个人用来解释文革历史的一个模型。在这里,需要将它再重复一次:所谓“三个文革”,也就是毛泽东及毛派和老干部集团的争斗、社会上毛派人士与“五毛人士”的厮杀、以及民众借中共内讧的机会展开的抗暴运动。“三个文革”互相缠绕在一起,关系复杂。然而,尽管这“三个文革”互相交织,它们在本质上却又是不同的。

我们谈到,在毛派人士眼中,文革是一场所谓“伟大领袖毛主席”带领“革命群众”展开斗争的“正义斗争”。在文革当中,毛泽东和毛派代表了“大民主”的一方,对妄图复辟资本主义的“走资派”进行了打击。毛派认为,在这个过程中,“毛主席与革命群众心连心”,一直是和“革命群众”们站在一起,坚持所谓“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的。然而,如果探究毛泽东在所谓“十年文革”期间的政治态度变化,我们却会发现事实没有这么简单。

在上一讲中我们说过,在文革爆发前夕的1966年5月7日,毛泽东曾经给林彪写过一封信。在这封被叫做《五七指示》的信里面,毛泽东描绘出了一种看上去十分美好的乌托邦图景。在这个毛式乌托邦中,工、农、军、学这些社会分工趋于消失,人们变成了面目趋同的“新型劳动者”。在这之后,毛派通过一月风暴夺取了上海的政权,并在1967年2月成立了上海人民公社,开始取消一级管一级的干部体系。然而,毛派的这种政治实践,却迅速被毛泽东否定了。毛泽东对张春桥表示,有造反派要求“取消一切‘长’”、说“带长的历来骑在党和人民的头上”是错误的和反动的。他还拿林彪举例子,表示他的亲密战友林彪是国防部长,并发出反问:“他也是骑在党和人民头上吗?”

毛泽东与林彪接见红卫兵。(档案图片)

毛泽东与林彪接见红卫兵。(档案图片)

对于毛泽东的这样一种政治大转弯,只要是有基本政治直觉的人都可以看出来,毛泽东在这里说的话和此前的《五七指示》不一致,已经改变了初衷。当然,在毛派人士的解释体系里,这只是因为“走资派”的势力过于强大,导致毛泽东“不得不暂时后撤”,毛泽东的终极目标一定是和“革命群众”们一致的。由于毛泽东直到死的时候,也没有取消中共干部体系中的各种“长”,因此毛派这样的说法既不能证实也不能证伪,只能和真实发生的历史构成一种自说自话的循环论证而已。

在这里,我们只需要看一看在这之后,毛泽东对“革命群众”们的真实态度,就能看出毛本人到底是不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了。在1967年3月10日发布的当年《红旗》杂志第五期社论中,这样引述了毛泽东的话:

“毛主席提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权力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

这篇社论还表示:

“革命的‘三结合’的临时权力机构,要由真正代表广大群众的革命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人民解放军当地驻军的代表、革命领导干部组成。三者缺一不可,忽视或者低估那一方面的作用,都是错误的。

“从上至下,凡要夺权的单位,都要有军队代表或民兵代表参加,组成‘三结合’,不论工厂、农村、财贸、文教(大、中、小学)、党政机关及民众团体都要这样做。县以上都派军队代表,公社以下都派民兵代表,这是非常之好的。军队代表不足,可以暂缺,将来再派。”

(以上引文,见《论革命的“三结合”》,《红旗》杂志1967年第五期社论,维基文库)

从这里可以看到,毛泽东认为,在群众运动推翻各地的权力机构后,新的权力机构应该用“三结合”的方式组成,其中不只有群众组织的负责人,也有军队的代表和被称作“革命领导干部”的老干部。按照这一“三结合”原则,各地相继成立了取代旧有党政权力机关的革命委员会。在省级行政区层面,首个革命委员会是成立于1967年1月的黑龙江革委会,最后一个成立的则是成立于1968年9月的新疆革委会。值得注意的是,这些革委会的主任没有一个是群众组织的领袖。更值得注意的是,在1968年9月,在29个省级行政区的革委会中,军人担任革委会主任的竟有20个之多。更何况,大量被以“三结合”原则“结合”进革委会的所谓“群众组织负责人”,也包含大量保派或被干部们收编的造反派领袖。而在这时,毛泽东已经对蒯大富说出了那句著名的“黑手就是我”,开始将矛头对准了造反派。正如我们之前所说过的,在这时以及之后,包括毛泽东本人在内的中国当局展开了“清理阶级队伍”、“清查五一六”、“一打三反”等政治运动,对民众进行了残酷的大屠杀。被屠杀的人们中,有大量造反派人员。在这些大屠杀进行的大部分时候,毛泽东早就已经打倒了所谓“头号走资派”刘少奇,获得了比文革前更稳固的权力地位。尽管毛派人士将这些针对造反派的屠杀行为,大体归结在所谓“当权派”的施暴,但他们在叙述历史时却大都好像看不见房间里的那只大象一样,从不谈及毛泽东对这些屠杀的态度和在其中扮演的角色。

二、毛泽东在死前仍在强调“三结合”

在这之后,毛泽东又曾发动“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两场政治运动,使得造反派有了重新组织起来的机会,从而形成了1974年1月—1976年10月之间的“第二次文革”。尽管在1966到1968年的两年文革期间,毛泽东曾经讲过各种各样的激进主张,但在这次“第二个文革”当中,他的态度却显得尤为拘谨。1974年6月18日,中国国家计委曾向中共中央报告,表示“由于批林批孔运动,许多地方和企业的领导干部挨批挨斗,甚至被打倒打跑,不能领导和组织生产,许多地区和部门重新出现动乱的局面,国民经济重新下降。”“1974年上半年工业生产不少地区和部门没有完成国家计划。”“铁路运输方面。由于发生动乱,很多路段不畅通,所通过的列车比正常情况少1/3左右……津浦、京广、京包、贵昆4条重要干线的列车不能畅通。”中共中央则在1974年7月1日发出了《关于抓革命促生产的通知》,要求:“擅离职守的人员要返回工作岗位;群众提出的劳动工资和经济政策的问题,一律批林批孔运动后期解决;“不为错误路线生产”的错误言论要加以批驳;各级党委要认真检查经济计划执行情况,制定措施。”接着,在7月17日,毛泽东又在政治局当众对江青说:“不要设两个工厂,一个叫钢铁工厂,一个叫帽子工厂,动不动就给人戴大帽子。”这样,毛泽东亲自出手,压制了毛派通过“批林批孔”运动展开的群众运动。

1974年,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北京。(法新社)

1974年,毛泽东和邓小平在北京。(法新社)

接下来,在1976年的“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毛泽东曾经讲过这样一段话“对文化大革命,总的看法:基本正确,有所不足。现在要研究的是在有所不足方面。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看法不见得一致。文化大革命犯了两个错误,1、打倒一切,2、全面内战。打倒一切其中一部分打对了,如刘、林集团。一部分打错了,如许多老同志,这些人也有错误,批一下也可以。无战争经验已经十多年了,全面内战,抢了枪,大多数是发的,打一下,也是个锻炼。但是把人往死里打,不救护伤员,这不好。

“不要轻视老同志,我是最老的,老同志还有点用处。对造反派要高抬贵手,不要动不动就“滚”。有时他们犯错误,我们老同志就不犯错误?照样犯。要注意老中青三结合。”

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在1976年3月3日,以中共中央1976年4号文件的名义下发的。这个时候,毛泽东已经病入膏肓,很快就要死了,他的这段话可以看作他的一份政治遗嘱。在这些话里,有一些内容可以用“反常识”来形容。首先,毛泽东认为文革的“两个错误”,在于“打倒一切”和“全面内战”。在阐述“打倒一切”的时候,他认为错误在于造反派把许多“老同志”打错了,不应该打击这些“老同志”。要知道,在这个时候,毛泽东所说的“老同志”,包括了曾饿死无数巴蜀民众的李井泉、屠杀了大批广西造反派和一般平民的韦国清、以及曾因武汉“七二零”事件被打倒的陈再道等人——这些曾经大量杀戮民众和造反派的人在这时候已经复出了。而直到这个时候,毛泽东不但在回护这些“老同志”,而且仍在强调“三结合”原则,全然没有他在《五七指示》中那种建设乌托邦的意思。

三、毛泽东并非一个根据“理想主义”行事的人

总的来说,在“批林批孔”和“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期间,尽管不少地方的造反派曾进行了激烈的行动,但他们的政治诉求大多是希望当局“平反”,恢复他们曾经在各级革委会中的职务。“两年文革”期间造反派们那种战天斗地、试图搞到天地翻覆的气势,在这时候已经很难看见了。

讲了这么多内容后,我们可以对所谓“十年文革”期间毛泽东的真实立场进行一个总体的描述了。实际上,尽管毛泽东曾经在文革爆发前夕通过《五七指示》描绘过建设一个毛式乌托邦的理想,但他却并没有真正地去实践这件事情。在“一月风暴”之后不久,毛泽东就否定了毛派的政治实践,采取了对军队及老干部们妥协的立场,提出了“三结合”的原则。在这之后,他又一步步后退,首先通过“黑手就是我”压制了造反派,之后又叫停了“批林批孔”引发的群众运动,并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当中重申了“三结合”的原则。在这一过程中,毛泽东的确打倒了他在文革前最大的政敌刘少奇,但整个干部体系却不是他打倒的对象。相反,无数手上沾满了毛派小将的血的老干部反而被他称作了“老同志”。他尽管通过《五七指示》描绘了一个毛式乌托邦的场景,但在文革中却否定了毛派们试图创造这种乌托邦的政治实践。

无论如何,由于我们并不是毛泽东本人,自然也没办法真的知道他到底是怎么想的。然而,在评估一个人的行为时,我们需要做的是听其言而观其行。从毛泽东在所谓“十年文革”期间发表的言论和作出的行为来看,他显然不是一个根据“理想主义”去行事的人。就算他的心中曾有过某种“理想主义”的念头,这种念头的优先级也是极其次要的,可以随时为现实做出牺牲的。那么,毛泽东在所谓“十年文革”期间面临的这种现实究竟是什么呢?他为什么要对那些“老同志”作出回护呢?事实上,要解释清楚这样的问题,将毛泽东的文革和斯大林的大清洗进行对比,也许能帮助我们更加有效地找到答案。在下一讲的内容里,我们就会展开这样的对比。

撰稿、主持、制作:孙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