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家祺:《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写作和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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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十年史》的写作和出版

严家祺

《文化大革命十年史》也是在1986年出版的。19784月,我与刘长林、李惠国等人合写的《四五运动纪实》出版了,高皋就开始写文化大革命史。当时,儿子严巗刚上住家附近的遂安伯胡同小学。从1979年到1986年连续7年,每天严巗放学回家後,在安排好儿子睡觉後,写出来的。只有很少一些是我写的,如序言中提到马丁·路德,天安门事件的部分内容。由于书中提到薄一波所谓「叛徒」问题,出版前,中宣部还征询了薄一波的意见。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发行100万册以上。1987年在香港《大公报》连载後,由《大公报》出版了单行本。1990年在香港出版的增补版,篇幅增加了三分之一以上,大部分是我增加的。这本书出版了英文版、日文版,台湾版、增补版等十多个版本。

【图17·8】1980年前後,中国社科院医务室部分同事与同事的家属合影。 後排左起: 段琪 王月华 胡焕乡 高皋 丁莉 陈玉 孙飞 严严 刘杉 孙翔  前排左起:丁健吾 黄筠峰 陈春龙儿子 屠明珠 严家祺 戴康生                 
【图17·10】台湾远流出版公司CEO王荣文(右1)和许礼平(左1)1987年在北京严家祺家,与严家祺高皋合影,《首脑论》台湾版就是这次会见前出版的,後来远流出版公司又出版了《文革十年史》。

高皋从北京第二医学院毕业後,一直是医生,不写文章,从1979年起,怎么有如此强大的动力,默默无声地连续7年写出726页的《文化大革命十年史》呢?我一直以为,在文革中我搜集了大量街头小报和印刷品是她写成这本书的原因,实际上,最重要的原因与她家在文革中被抄家有关。我只是听她谈起抄家,但她并没有在书中提及她家被抄,也没有与我谈起抄家的具体过程,直到2017年,她在写回忆父亲的文章时,谈到了她父亲如何翻译托尔斯泰的作品、如何在北京购房、如何因她写的一张纸条而被抄家的整个过程,这才使我知道,文革被抄家和她家房屋被占,改变了她母亲和她兄弟姐妹一家六个人的全部生活。

1966年春夏之交,开始了文化大革命。

「冲击我们家的第一件事是猫的丢失。刚来北京不久,在马杓胡同居住时,父亲为我向吴茂荪家讨来一只猫。(【註】吴茂荪(1911-1984),19499月,在北平出席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第一屆全體會議,後任中國人民外交學會秘書長、副会长、全国政协委员)记得非常清楚,我拿着父亲写的一张小纸条,『 小猫的小饲养者前来迎取』,独自到吴家抱来一只出生不久的小花猫,自此,小花就成了我们的家庭成员。吃饭时,用菜汤拌上一点饭放在小盘子里,他就在饭桌旁和我们同时进餐,屋角地上放上一碗水,吃喝都搞定。就是这么一只可爱的猫眯眯突然夜不归宿,令人好生着急,盼了好几天也没有回来,一定是那些老饕们名正言顺把他当作美食了。那时,养猫被视为小资产阶级情调,加之猫毛谐音,有辱伟大领袖的光辉形象,猫便被视为『阶级敌人』 归于革命对象,小巷胡同里的混混们嬉笑谈论『格杀勿论』逮猫吃猫的事早有耳闻,可怜我们家的小花如此快地成了『革命者』的盘中餐,…… 

「紧接着的破四旧抄家,我家首当其冲。

1966 7月底8月初的一个下午,我所在班上的红卫兵召集开会,说北京开始抄家运动,要地富反坏右出身的人举手,表示欢迎抄家。百余人的班,有28个学生举手。我出身知识分子家庭,理当不在黑五类之列,故而没有举手。红卫兵头头对我怒目而视,喝道,『高皋,明天去你抄你家同意吗?』 我漫不经心地回说,同意,『今天晚上不要回家,明天带我们去你家!』 

「第二天一早,卡车载着我与班上一帮红卫兵来到我家,为了不让抄家者有通风报信的嫌疑,我用钥匙开了大门,拿着鞭子的红卫兵冲进院子,按他们的想象和设计,各司其职把守着各个『要道』 出口,并将家里的人都轰到院子里,厉声喝斥,交出钱财,有的红卫兵拿着自带的铁锹铲子在院子里刨土挖地,说是挖掘埋在地下的枪支;其余的人在房间里翻箱倒柜,把家具往外搬;有个红卫兵从屋里将放父亲遗像的镜框往地上使劲一摔,说是相片后面有蒋介石的像片;……一阵嘈杂混乱之后,红卫兵扬长而去,留下一片狼藉,真像土匪抢劫一样。像样的家具、如,钢琴、电视机、留声机、沙发、书架、桌椅板凳甚至席梦思床,扫荡一空,书架上的东西翻得满地都是至于书,只留下一套鲁迅全集完好无损,马恩列斯毛的外文版也当作死旧被抄走了。如果鲁迅不被奉为旗手,他的著作大概也是四旧了,殊不知鲁迅全集里有父亲与鲁迅的通信,红卫兵理应将其作为四旧撕下来……

「抄去的东西装了整整两卡车。好在红卫兵估计不足,否则,再有一辆车,可能所有的床铺桌椅都被洗劫一空。看着满目疮痍的家,无言以对。让我百思不得其解的是,班上比我出身不好的有的是,红卫兵为什么把我家当作.重中之重。

「直到最近,拼接记忆碎片,思来想去,似乎寻得其中的奥秘,套用一句当时的时髦话,就是我和他们看问题和行事的立场观点方法南辕北辙。那时我年轻气盛,不谙世事,心地纯真善良,崇尚公平正义;不可能与那些学习成绩末流,内心充满暴力仇恨的流氓无产阶级分子包括调干生及干部子弟同流合污,以致酿成滔天大祸。

「记得,入学不久,班级里讨论助学金分配问题,我做为小班的生活委员参与其中。有位赵同学父母都没有正式工作,连煤都买不起,做饭用的煤靠她和弟妹们捡煤核,从她穿着花消看,生活十分紧迫,给予全额助学金本不该有争议,谁知,有位班干部说,赵同学生病,去看她时,她们家正在吃炸酱面,而且她还穿了双新袜子,所以,他们家不算最困难。我当即火了,与班干部争了起来。平时,也不买干部的帐。我讨厌开会,凡知道要开会,还没通知到我时,我便把书包往棉被里一藏,溜出学校,逍遥自在去了。问到我为什么不开会,我理直气壮地回说,『没有人通知我呀』。次数多了,气得他们七窍生烟,有疑又说不出来。最大的失误是一次去煤矿劳动。因寒潮突袭,天气骤冷,大家都没有带御寒的衣服,校方决定派代表携带由学生自己写的字条随车到各家去取。我们组由靠拢『组织』的积极分子陈同学负责。班上有位蒋同学,(【註】蒋定粤,见图17·11,高皋大学同班同学,蒋光鼐的女儿)父亲原是为抗日立过汗马功劳的国民党十九军军长,起义将领,纺织工业部部长,生活优裕,一次她在学校生病,同学送她回家,刚进家门,阿姨便拿着拖鞋帮她换上,扶她进去,并请同学进屋,以示感谢。当时一般人家里都不富裕,陈设简单,哪里见过蒋家的『豪华』 。那位同学回校后,向『组织』汇报,有意在班里散布,资产阶级小姐,资产阶级生活,我当即决定,不能让同学进我家,因此,特别在纸条上注明了。谁知,那天,只有表姨娘在家,我也不知道她是文盲。陈同学看了字条,并向『组织』 汇报。可想而知,他们那根绷得紧紧地引而待发的阶级斗争弦对我的看法。                   

【图17·11】高皋60年前的同班同学蒋定粤(左1)与张湘珠(右1) 2014年7月到华盛顿近郊看望高皋,严家祺摄

「从三年级开始,我们宿舍移到虎坊桥,离北京工人俱乐部和天桥剧场特别近,但凡有顶尖级的演出,家庭经济条件比较好的同学便一窝蜂地去等退票,看演出,我是其中一员,也引起根红苗正的班干部耿耿于怀,憋着伺机整这些人。再有,毕业前的暑假,我和魏同学一起去苏杭一带旅游。当时,几乎没有人会想到旅游,我们也说定不对同学说。不知怎么,班干部知道的了,于是,我的账本上又多了一笔账。本来都是我单纯幼稚不合时宜的作为,成全了『组织』 对我的误解,认为我深不可测,我的家更是神秘得深不见底。我被视为抄家的第一对象也就不奇怪了。

「第二天,附近的中学红卫兵又来抄家,看来他们事先与派出所联系好了。他们刚到,陈姓片警立即赶到,告诉他们我家已被抄过。红卫兵看见家里空空荡荡,凌乱不堪的景象,也没有东西可抄。燃烧着阶级斗争烈火的『革命』 小将岂肯无功而归?!把家人赶到院子中间,开批斗会,他们两眼冒着怒火,手持剪刀,对着母亲大吼大叫,扬言要剃阴阳头,母亲哀求道,她是老师,明天还要去学校,那批红卫兵算是饶了母亲。转过身来问表姨娘,她那里见过这种仗势,战战兢兢说,是地主,红卫兵如获至宝,三下两下就给她剃了个阴阳头,责令立即返回家乡。顶着阴阳头怎么出外?!于是,我想到把头发缝在帽子上或许能遮掩过去。是晚,我找来一顶布帽子,把被剪掉的头发缝到半边帽子上,和没有剪掉的头发找齐。翌晨,在陈片警的监督下,把表姨娘送上火车。阵阵凄凉袭上心头,分明是生死诀别。只望假发能侥幸蒙混过关,少受些皮肉之苦。

100余人的 班级有28家被抄,有的还被红卫兵勒令全家遣返回乡,只留下上大学的孩子,这些同学家原来都有属于私人的住房,如今无家可归,只能住在学校里。 

「面对抄家后满目疮痍、惊魂未定,新的厄运又当头喝来。在格杀勿论的叫嚣声中,北京的私人房主纷纷将房产证上交房管局,北京消灭了私人住宅。窥视私人住房已久的街道积极分子通过派出所纷纷住进了其心仪的房子。住在同一胡同的一户蹬三轮的,有7-8个小孩,早就看上我家北屋。凶杀恶神似的女主人在片警的护卫下,把我们赶到南房,门朝南的厨房自然仍是我们家的。抄家后,看上去稀稀拉拉的家具一股脑地堆进南房,整个房间犹如家具店,连下脚的地方几乎都没有。最大的麻烦是没有厕所,必须使用府学胡同与北剪子巷交叉处的公共厕所。一回家,想与新房客较真和不平的无名火在我心中燃烧。」

「我家隔壁府学胡同甲7号的邻居,屋住是位工程师,太太是家庭妇女,有三个上中学的孩子,家庭和睦,生活富裕,孩子规规矩矩,学习上进,充满阳光,不仅家被抄,还被扫地出门,全部被逼遣返回农村老家。」(【註】高皋:《回忆文革被抄家过程》,写于2017911日)

在另一篇文章中,高皋谈到:「1954年,家父从山东济南师范学院调到北京时代出版社,住在东直门城楼旁的马勺胡同 (时代出版社宿舍)。后购买了府学胡同7号的一个四合院,实际是半座四合院。它与西侧的四合院原为一个规矩的典型的北京四合院落,有6间北屋,据说屋主是日本人,故而,房屋本身比较低矮。可能为了方便出售,屋主在院子正中加盖了房屋和隔墙,将其一分为二,便成了两个院落。府学胡同位于北京东城区东北部,东西走向,东口是东四北大街,西口接交道口南大街。著名的府学胡同小学近西口,是文天祥的故居,有一棵大枣树的枝叶倾伸至高墙外,似乎在显示主人的坚贞不屈。东城区人民法院在我们家东边,之间隔着一个小院和一条小胡同。西边不远,是将胡同分成两半的北剪子巷和中剪子巷,北剪子巷是一条繁华热闹的商业街,集中了各种店铺。北剪子巷以东,几乎所有的建筑物都是座北面南,胡同的南侧是一片灰色的高墙,有的地方还装有铁丝电网,看不见高墙内的建筑,但从座落在张自忠路上的红色大门可窥视一二。」(【註】高皋:《北京时代出版社时期》,写于2017年)

  《严家祺回忆录》台湾文化传媒公司202112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