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在网上看到作家黄秋耘一篇回忆，忆及当年他的「五七」干校经历。这类回忆我已看了很多，其中最温和的有杨绛《干校六记》，最挖苦的有张中行<校友忆存>，最凄惨的有黄宗英<我在五七干校的日子>。黄秋耘这篇的新意在于：他从干校中人斗人的凶狠残忍中有一感悟：狼比人好。

黄秋耘算得上是老革命了，在香港读中小学，清华读大学。文革前在新华社、《文艺报》等中央部门当领导，文革中一度被打成「走资派黑作家」，关押批斗三年。下到五七干校时他已被「解放」，「敌我矛盾」转为「人民内部矛盾」，得到木匠的优差。这让他得以从这一身份冷眼旁观这场革命。

他看到，他们这一干校大都是广东省文艺界人士，各级领导大都是知识分子，也大都吃过好些年被批斗被迫害的苦，现在 刚刚被「解放」出来，大家应当同是天涯沦落人了，可是大小领导、甚至普通一兵，对待那些没解放仍是牛鬼蛇神的同行，绝不心慈手软，各种的欺凌迫害：告密、揭发、强劳、批斗、把当初的同行同事们往死里整。

「同类相残大概是高等动物的一种习性吧？，」黄秋耘感叹，「古希腊剧作家普拉图斯写道：人对人是狼。我没有研究过狼的特性，但根据动物学家的观察，狼群一般还是能够和平共处的⋯⋯我有时觉得，人对人比狼对狼还要残忍得多，凶狠得多。假如狼也有思维能力的话，说不定会反过来骂那些最凶恶的狼：狼对狼是人。」

即是说，在凶残的豺狼眼里，人才最凶残。

身为人类，当我读着《夹边沟纪事》、《一滴泪》、《寻找家园》等等记忆大陆往事的书籍，也时时会有类似于黄秋耘的感叹：那些「立场坚定斗志昂」的整人干将们到底是不是人？他们对自己的同类怎么比豺狼虎豹还要凶残！

开动自己的脑筋想一想，就会发现，他们之所以变成这样，并非偶然，这正是长期以来不把敌人当人的阶级斗争教育的后果。我们从小天天念天天唱的就是些什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梅花欢喜漫天雪，涷死苍蝇未足奇。」「独有英雄驱虎豹，更无豪杰怕熊罴。」「要扫除一切害人虫，全无敌。」告诉我们：一个人一旦被打成了阶级敌人，在那些对之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人眼里，就不再是人了，成了苍蝇、熊罴、害人虫之类的牛鬼蛇神，对待它们就「要象严冬一样残酷无情」，斗倒斗臭没商量。

《红太阳是怎样升起的》作者高华写过一篇读台湾作家王鼎钧《文学江湖》的书评，提供了看这问题的另一角度。

崇尚自由的王鼎钧四九年选择逃到台湾。到了台湾却发现这边的政府对自由主义也是深恶痛绝。因为「国民党恨自己不够专制才丢了大陆，到了台湾后『索性以组织对组织，以思想对思想，以特工对特工。』」
高华对此评述道：「当这些类似纳粹的作法全面铺开后，王鼎钧又受不了。他得了『冷战心理忧郁症』。每天腰酸背痛，无精打采，厌烦与人交往。但他在保持住个人尊严和独立的前提下，恪守住了作人的基本准则。」

不愧是对中共党史有深入研究的学者，高华一下就点出了问题的关键：「个人尊严」、「作人的基本准则」。你看，都有个「人」字在内。这就是说，国民党到台湾后也搞专制，但是跟对岸的专制还是有本质区别的，那就是还是把人当人看。这才能让王鼎钧有保持人之尊严和独立思考的空间。

王鼎钧在《文学江湖》中写到，他在遭到当局一再打压，实在受不了之时，想出了一个法子。这就是去找一个参照物，以评估自己所承受的压力已经到了什么程度，这参照物就是大陆。

结果，「王鼎钧说，一想到大陆的情况，对台湾的一切，就都忍受了。他有段话给人留下深刻印象：站在金门太武山从望远镜看『准星尖上的祖国』，当时迫切的感受是，对岸继『三年灾害』之后搞『十年浩劫』，『我对来台湾以后所承受的一切都原谅了！我内心的一切都化解了！』」

这想法其实跟他三十年前决定来台湾的想法一样：「国民党和共产党都坏，但国民党坏得有底线，共产党坏得没底线。」他在台湾三十年的经历证明，他这番考量是对的。若是留在了大陆，以他那当过国民党小军官的经历，又满脑子自由主义思想，只怕早在肃反运动时就给当苍蝇拍死了。

讲人权，讲作人尊严，讲自由民主，都要有一个基本底线，那就是把人当成人。如果动辄把人打成动物，那就失去了讨论这些问题的基础。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