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其姿:余英时先生的古人精神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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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Y 梁其姿 ON 2022-07-27 | 专题 AND 重读余英时

文/梁其姿(中央研究院院士、香港大学香港人文社会研究所讲座教授)

编按:2021年8月1日,著名历史学家、中央研究院院士余英时先生离世,如今已过一年。在这一年间,不少读者、学者纷纷撰文怀念余先生的为人与治学,重看其学术贡献为后世带来的新启发。学者梁其姿亦也带我们回到八十年余英时的讲座现场,从「陈寅恪晚年诗文解读」回忆余先生是如何带领听众穿透凝固的文字、去体会古人世界中的生命跃动。 (*本文原刊于《古今论衡》第37期(2021年12月),经授权转载)

今年(2021年)八月五日早上收到余英时先生梦中仙逝的噩耗,不能置信。几天前才收到余师母寄来余公在Asia Major的最新文章与英译专书,不久前还在电话里与他们两位闲聊了几句。人生无常虽是耳熟能详的真理,但始终是情感上难以接受的现实。很奇怪地,消息传开后那几天,除了心神不宁外,不断浮现在我脑海中的是我第一次与余公在中研院的相遇,那是一九八四年七月初在中研院举办的中国思想史暑期研讨会的情景。虽然之后我们多次相聚,我也聆听了多个余公的演讲,但一九八四年炎夏的讲座历历在目,印象最为深刻。我一直在思考为什么余公的遽逝会触动这段埋藏近四十年的记忆。我猜想这其中有当时中研院的大环境因素,但主要是余公演讲内容的因素。

对身为中研院的生力军感到骄傲,面对未来学术发展的挑战,跃跃欲试。当年充满热情与乐观的年轻学者在院内的确形成一股力量。

先谈中研院在一九八〇年代的大环境。我一九八二年到才成立一年的中研院三民主义研究所(即后来的社科所与今天的人社中心),当时台湾经济起飞,正值中研院五年发展计画的中期,院内硬体软体的快速提升举目皆是:现代化大楼一栋栋盖起来,图书馆、研究室、会议空间在几年之间几乎全面翻新。而同时每年都有毕业于海外著名大学的优秀年轻学人入职,十分热闹。当时中研院的学术氛围用生气勃勃来形容并不为过。新进人员多充满干劲、求知若渴,并热心于国际学术交流。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侪还共同策画了一个维持了十年左右的西洋近代经典翻译的计画,得到余公的支持,为丛书撰写总序。 [1] 那几年,为了推动院内人文社会科学发展,有好几个由资深与年轻学者合力筹办的专史研讨会与讲座相继举办,其中思想史和社会经济史尤受到重视。前者由三民所、史语所、近史所年轻学者共同推动,后者由许倬云,刘翠溶两位前辈筹办,均吸引了许多中研院内外的年轻学人参与。我的研究虽然较倾向社会史,但因为我人在三民所,也全程参加了思想史研讨会。

新桥译丛部分书目。相片来源:网路图片

思想史暑期研讨会在一九八三年开办了第一期,由林毓生先生主讲,广受学界重视,先打响了第一炮。一九八四年第二期为期三周的研讨会在台湾学术界造成轰动,因为三位主讲者均是重量级的资深学者,也是媒体高度关注的人物。除林先生外,就是余英时与张灏两位先生。这个在南港炎夏中进行的讲座系列,在三民所明亮、宽敞、有舒适冷气设备的新盖大楼会议厅举行。我清楚记得讲座那些天座无虚设,盛况空前,也有媒体采访与广泛报导。充分显示了中研院新一代人文学者的企图心。我们均抱着向前辈学习新知的兴奋心情参加讲座与研讨会。同时对身为中研院的生力军感到骄傲,面对未来学术发展的挑战,跃跃欲试。当年充满热情与乐观的年轻学者在院内的确形成一股力量。由于本文主要是为了追忆余先生,允许我集中记述这场学术盛宴中余先生的部分。其实林先生与张先生的讲座影响深远,但是由于他们的演讲主要涉及思想史的西洋方法论,对我而言相较熟悉,淡化了对他们演讲的记忆。而余先生的讲座的内容,对我来说是最陌生的,反而对我冲击最大,留下的印象最深刻。

中研院余英时院士。照片来源:联合报 1984年

林毓生。相片来源:联经官网

张灏。相片来源:资料图片

当年余先生的讲题是「陈寅恪晚年诗文解读」。我是在香港出生长大的人,中学大学时用英语学习中国历史,留学法国写了当代中国史的博士论文,对中国传统史学了解浅薄,更缺乏中国古典文学的修养。我虽然对陈寅恪这位曾任教于香港大学的著名学者略知一二,但从来没有读过他的历史著作。余公的讲座又主要用(对我而言)艰涩的典故去解读隐藏在陈寅恪诗文中的「今情」——即陈先生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代面对残酷政治现实时所表达的悲愤与抗拒,所以在听讲前我并不期待能充分享受这个讲座,只希望能从中获得多一些历史知识。奇怪的是,讲座那几天我与在场的所有听众一样,自始至终全神贯注地聆听余公的讲解,完全被他讲述的每个细节所牢牢吸引。当时除了余公的讲话,全场鸦雀无声。我记得他基本上不看讲稿,陈寅恪的诗文、文史典故全都在他脑中,讲解需要时即转身在黑板上挥笔,边写边念,并系统地逐字解码,一气呵成。虽然方法一直重覆,即是引经据典去解读陈寅恪诗文批评时政的原意,但听者丝毫不觉沉闷,因为每个被解开的密码都引出一段曲折的历史往事,每个隐喻都承载着中国经典里最典雅的精神,与政治现实的丑陋形成强烈的对比。余公引用典故随手拈来,看似轻松平常。他朴实无华的身体语言,从容不迫、不徐不疾、一步步地带领听者进入他的「暗码」系统。当时我觉得好像在看一部精采而不花俏的侦探片,被逐步引导去发掘隐埋的一条条线索,最后与主角一同分享发现新证据的满足感。

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二版)》(东大,2019)

我们当时是随着他与陈寅恪先生的心灵交流,不知不觉地漂进了古人的精神世界里神游一周。是这个意外而奇妙的旅程让我深受感动,至今难忘。

四十年后,虽然我已完全记不起那些具体的诗句密码,但整个奇妙难忘的过程仍历历在目。我没有资格评论余公的考据是否完全成立,但我绝对可以说他的讲座是一场精采绝伦的演出(performance),而「演出」一词毫无贬意,因为能引人入胜、让人难忘而内容充实的演讲非常罕见。同时,我觉得另一个让我对这次讲座念念不忘的原因是当时似乎有一股莫名的、动人的气场,感染了整个讲堂。我一直不太明白这股气场的性质与来由,因为演讲的主题其实并不复杂难懂,而余公演讲的语气态度自始至终平和,不带抑扬,亦没有明显的情绪起伏。为了找寻答案,近日翻查各种资料,读到余公为《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第三次结集(1998)所写的序,觉得答案可能就在这里:「通过陈寅恪,我进入了古人思想、情感、价值、意欲等交织而成的精神世界,因而于中国文化传统及其流变获得了较亲切的认识。这使我真正理解到历史研究并不是从史料中搜寻字面的证据以证成一己的假说,而是运用一切可能的方式,在已凝固的文字中,窥测当时曾贯注于其间的生命跃动,包括个体的和集体的。⋯⋯我对此书有一种情感上的偏向。因为它已不是外在于我的一个客观存在,而是我的生命中一个有机部分。⋯⋯此书不是我的著作,然而已变成我的自传之一章。」[2] 一九八四年的演讲可说是余公这个漫长的心路历程的构成部分,[3] 我们当时是随着他与陈寅恪先生的心灵交流,不知不觉地漂进了古人的精神世界里神游一周。是这个意外而奇妙的旅程让我深受感动,至今难忘。

余先生在一九八四年七月演讲,八月《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初版在台北出版,可见演讲时他对内容已胸有成竹。书面世后免不了惹来某些议论与批评。但他万万想不到三年后,即一九八七年他间接得到陈寅恪女儿带给他的话,说陈先生读过他近三十年前,在一九五八年发表的〈陈寅恪论再生缘书后〉(为《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书中一章),并说「作者知我」。余公读到此句的那一刻「心中的感动真是莫可言宣。⋯⋯我所获得的酬报都已远远超过我所付出的代价了。」[4] 一九八四年夏天他在中研院演讲时尚没有这个重要的确认,可以想像他当时虽然对自已的考证功力有信心,但仍承受着一定的压力,而大概就是这个压力促成了一个空前绝后的精采演讲。现在《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一书的读者可在文字中细嚼余公深厚的考证功夫,但是只有参加了一九八四年在南港炎夏中进行的讲座的观众才曾体验余先生与不同时空的古人心灵沟通的动人过程。我是其中一个幸运的见证者。我相信我这辈子不会再看到另一场类似的演出了。随着余公的离去,还有谁具备这种能力带领我们穿透凝固的文字去体会古人世界中的生命跃动呢?

[1]这个叫「新桥译丛」的计画由余公高足、英年早逝的康乐主导。在一九八〇年代初期开始,至今出版了四十多种译著。当年曾参与这个计画的中研院年轻归国学人除康乐外,还有邢义田、黄进兴(另一余公高足,现中研院副院长)、张彬村、蒲慕州、周婉窈、罗久蓉、刘铮云等。笔者主编法国年鉴史学部分。译丛的重点在韦伯(max weber)的著作,由康乐与同时期归国的钱永祥主导。余公在一九八七年出版的《中国近世宗教伦理与商人精神》其实也呼应了当年中研院年轻学人的学术旨趣。

[2]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台北:东大图书,1998),〈书成自述〉,页15-16。

[3]一九八四年除了《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初版外,余先生还在报上发表了几篇与陈寅恪研究相关的长文。包括〈文史互证・显隐交融〉,〈陈寅恪的「欠斫头」诗文发微〉等。

[4]余英时,《陈寅恪晚年诗文释证》,〈书成自述〉,页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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