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拒绝「国家乌托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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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季季问:谁记得郁达夫、王映霞?当然他们一定是「失踪者」,但是郁达夫身后,其实掩映着一个文学、流亡、精神的巨大话语,王德威更将鲁迅、老舍、郁达夫、冰心、钱钟书等人作品,皆列入「留学生文学」,并指出郁达夫式的颓废激愤,可谓极致,总体上便是五四新文学「感时忧国」特征的一个面向。当「新中国」变成一个「高迫害」类型国家,又因人口庞大,留学、流亡再次使「逃离」成为时髦,但再无「留学生文学」,却展示了「六四绿卡」、「人血馒头」等另一种「避难文化」,或许会令郁达夫等汗颜。核心问题是,中国人被洗脑之后,最大的困境乃是无法剔去「国家」,重建「个体」。 】

我读张爱玲传记,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是一九五五年底她甫抵纽约,一日胡适到她寄住的救世军女子宿舍来探访,张爱玲后来写成《忆胡适之》一文,内中写道: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蒙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我的惊讶,不止在写尽十里洋场脂粉气的这位「海派祖师奶奶」,笔下竟也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这样大气的文字,还在于当年她是以难民身份从香港申请来美国的,也就是说,一直被视为抗战十年躲在上海孤岛摹写痴男怨女、凄凉喧嚣的张爱玲,后来是一个躲避共产制度的政治难民,只是张传的作者们,仿佛有默契地不去声张这一点,好像它有损于张爱玲隆重的身后盛名。其实张爱玲的小说,和她的沦陷区经历,以四九后中共的逻辑来看,无疑是有政治嫌疑的。

这是一个既关于文学、又关于「政治避难」的交叉问题,其背后掩藏着一系列价值、认同的晦暗命题,很少有人议论过。遇罗锦的新作《童话中的一地书》,以文学自传的方式,挑开这个难堪话题,不仅秉笔直书离乡背井的生存艰辛,而且全书都在面对「政治避难」的伦理,和一个人的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挑战。遇罗锦一九八六年在西德申请政治避难,她说:「我出国的目的就是出版一本不被删改的书」──她原本是一个标准的因书写而受难的作家,她为日记而被劳改、为发表小说而被「清除精神污染」整肃、被报刊批判,最后为了出版《一个大童话》(香港晨钟书局,2009年),而在他国申请政治避难、流亡,情愿以清贫生活,换取自由。她对自己经历的描述,再现了一个作家和流亡者的个人精神史。

遇罗锦在这本书里所涉及的命题,由于一个重大事变,而变得更加突出──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杀,据说有两个世界性的后果:一是引发了共产党政权坍塌的「苏东波」骨牌效应;另一个则是,中国人大举向全球偷渡、移民、政治避难,我自己也卷进这个浪潮,迄今已流亡了整整二十年。这个浪潮至今似未止息,但我却一直没有看到此浪潮中人写出什么感受和困惑来,虽然据说这股中国流亡潮的「知识含金量」高得惊人。于是,发生在这股大潮兴起之前的那个遇罗锦流亡传奇,就显得愈加独特和与众不同。

「逃离沉船」与恐惧的异化

实际上,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从中共统治下逃逸到西方国家寻求政治庇护的人数,历来居世界第一。早在文革前后,就有上百万人冒死偷渡,到香港寻求英国人的庇护,是标准的政治难民,这些人后来成为香港社会的中坚,也不少人偷渡时就被边防军警射杀。音乐家马思聪的出逃,并在美国寻得庇护,也在这其间。五九年西藏事件爆发,达赖喇嘛率信徒逃至印度寻得庇护,则是举世震惊的大事件。

八九年「六四」逃亡大潮之后,美国移民局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自一九九六至二○○二年的政治庇护案件,无论申请人数还是批准人数,中国都名列第一,而且从一九九九年起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即江泽民政权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这期间也有少量异议分子、西藏人士、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等走上庇护道路。

不过,中国人在美国申请庇护的政治原因明显扩大,如计划生育政策、因强迫拆迁、圈地而逼向海外的申请者,不少人也获得了批准,甚至携款外逃的中共各层贪官,也以回国将被「迫害」(清查)而申请政治庇护。经由偷渡管道来海外的打工者,伪造被迫害材料申请政治庇护,一时成风。

记得二十年前我写《河殇》时,曾经受到社会上一种恐惧心理氛围的刺激,我称之为「逃离沉船」的集体潜意识──躁动的一九八八年是个「龙年」,人们抢购商店里的四种罐头:苹果、鹌鹑蛋、桃、梨(「平安逃离」),那大概就是中国逃亡潮和避难潮之滥觞,由后来的六四屠杀和法轮功迫害两大事件而演化成真,也对国际社会殃及鱼池,产生诸多中西理念冲突,涉及文化、社会、政治各领域,政治庇护也是其一。

无疑,中国是一个「高迫害类型」国家,六十年里「大饥荒」和文革两次灾难中死掉的人,粗略的估计就有三、四千万之巨,说它是「人间地狱」毫不过分。所以,中国人投奔怒海、背井离乡,以「恐惧」为理由「桴海避秦」于西方,是再自然不过的一种人性选择。但是别忘了,中国有十二亿人,这么一个人口大国兴起出国潮、流亡潮、避难潮,对于人稀而富庶的西方(欧美)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但这还在其次,中国人往西方的逃亡,搅乱了他们那里的「庇护法理」,则是更要害的。

中国没有「庇护所」概念

Asylum 这个英文字的原初意思,是庇护、避难所、精神病院,后来才转化出「政治避难」的意思。十八世纪的欧洲,一向指「疯癫」为兽性、残酷,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出现「收容」精神病患者的法律安排,并作研究和治疗,最初称为「疯人院」(Bedlam)。世界上第一座精神病院,是伦敦南郊的贝休恩(中国也译作「白求恩」)皇家医院。所以,「疯癫庇护」扩展为「政治庇护」,照我的理解,依然具有人道收容的含义──没有一个正常人愿意假装疯子被送进「疯人院」。

庇护原理由「疯癫」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无疑是人道主义在西方的一种提升,但是,对于既无「庇护所」概念,也缺乏人道精神的现代中国人来说,这一切都变成一个有利可图的机会了,这或许也可算作文革之后中国人的「改革开放」思路之一。但是,以「恐惧」为理由的图谋,就把问题变得很复杂:即使你提供的证据是假的,谁又能判断你的「恐惧」的真假呢?况且,在靠「恐怖平衡」所维持的一个专制国度里,谁又是不「恐惧」的呢?于是,「庇护」又从政治领域退回到「精神」领域、甚至道德领域||最后只剩下一个诚实的问题,而这是整个西方系统对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失去判断的地方。相比之下,来自美国后院拉丁美洲的更为庞大的偷渡打工人潮,却鲜少有人使用这种手段,虽然拉美的黑暗和恐惧一点也不逊色于中国。

获得「庇护」乃是「占便宜」,同样也只有在「无庇护」文化中,才成为一种争议、攻讦,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便是所谓「六四血卡」──九三、九四年间,有近十万之众中国大陆留美学生学者,以「恐惧」的名义向美国政府游说成功而获得长期合法居留,并衍生出一场争辩,其中最有趣的,是特别借用了鲁迅著名的「人血馒头」的象征符号,把一个纯粹西方的概念,浸泡到某种病态的中文语境里去,折腾得面目全非。但是,这场争论也揭露了「六四绿卡」个案对西方「庇护法理」的亵渎,是荒诞的、双向的:在「庇护」层面上,许多人是由中国政府支付其留学费用、并继续领取国内工资;在「恐惧」层面上,他们后来又踏上「海归之路」,回流到据说「迫害」他们的国家去做贡献。
有没有「避难文学」?

走笔至此,我忽然发现「六四血卡」这个说法,脱胎于鲁迅的「人血馒头」,颇有象征意味,与其说它是政治性的,不如说它更具文学性,十万之众的「绿卡大军」,错置于中西文化的歧义、冲突之间,背后岂能无故事?由此而引出一个关于「避难文学」的提法,也许值得讨论。

著名文学评论家、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诠释中国五四以来的「留学生文学」,指出其异国情调与怀乡姿态之外,还有一点就是,「留学生出国、归国和去国的行止,不止显现留学生个人的价值抉择,也暗指了整个社会、政治环境的变迁。归与不归的问题,在以后的数十年仍将是海外学生挥之不去的心结,作家将其付诸文字,也成为中国小说『感时忧国』症候群的特例。」他将鲁迅、老舍、郁达夫、冰心、钱钟书等的部分作品,皆列入「留学生文学」,并指出他们「上承晚清留学小说的遗绪,下开六、七零年代白先勇、于梨花、张系国等人新留学生小说的先河」。

依照上述光谱往下梳理,我们会发现,自「对外开放」到「六四」事件的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庞大留学阵容,竟没有出现「留学生小说」,岂非咄咄怪事?其间缘由,自是复杂,但我相信,这一代中国大陆留学生所面临的价值、认同冲突更复杂,必定是原因之一。在西方文学中,有所谓「流亡文学」,而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王德威指出「以留学生为题材的作品曾经形成一小传统」,假如从交叉的角度来看,前述以各种理由避难于西方的中国人,已经形成一个叙述客体,和相当辽阔丰裕的故事仓库,或可孕育一种「避难文学」,而其开创之作,便是这本《童话里的一地书》。

「国族论述」的新路向

遇罗锦的异乡书写,已较少「去国怀乡」的姿态,也逸出了「感时忧国」的症候群,更无「归与不归」的两难,仍不无落寞孤冷之笔,一个颇为凄凉的特写,是她与一位来自台湾的博士生大齐的「天涯沦落」式相遇:「可我们谁也不讲在外国的感受──我们陷进了莫名其妙的孤独的大海。而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他还有回头路,我却是没有的……」她那句「陷进了莫名其妙的孤独的大海里」,在书中反复出现了多次。

她写得更多的,是国族认同的挑战,和关于「政治庇护」的责难,这恰是五四以来各个世代中国留学生所没有的一个路向,而由八十年代以来大陆流亡者,或许也应包括「六四绿卡族」,所负载的一个特殊的时代环境。只有在个体(individual)这个尖锐点上,一个中国人关于他(她)自己的一切,被集体、国家、民族所宰制、荡涤、化约得多么干净彻底,才变得一览无遗,触目惊心。

八十年代中期,「六四」屠杀尚未发生,中国人对党、政府、祖国的幻觉依然浓厚,国族话语凌凌驾一切,在此背景下,遇罗锦乍一出国,就自主决定申请「政治避难」,不啻一个惊天之举,她除了勇气,实在没有更多别的支援意识,毕竟她也是在中国被彻底洗脑过的;而支撑这勇气的,只是本能,一个个体逃避宰杀、凌辱、灭声的的本能,假如还有更多一点,那就是她的「童话梦」──「出版一本不被删改的书」。在接近书的尾声,经历了种种「避难」之难以后,面对入籍选择时,遇罗锦才异常清晰地回答她的国族认同:

「中共把我全家害得家破人亡,尤其对我,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写作上,中共都是拒绝我的,要人们把我彻底遗忘的……我希望有个国家能保护我,保护我的一切公民权利。每一个人,都需要政府的保护。」

所以,遇罗锦的「国族论述」,与她的所有前辈,恰好在相反的方向上──以鲁迅、郁达夫为圭臬的「五四留学生文学」,因国族的孱弱而写尽个人挫折郁闷,毋宁是夸张地强化国族认同,而「感时忧国」的五四文学传统,亦可说正是一种「国族」乌托邦,王德威称之为「也从其间看出现代国家意识滋生的端倪」。一个世纪的驰去,中国经历了「民族国家」的建构,其间血流成河,到头来是国族膨胀为巨兽,彻底吞噬个体、权益、良善,而我们的文学也被阉割其间,来不及在一个相反的路向上摹写人间悲剧,在这个意义上,遇罗锦的「避难文学」恰好拓展了一个「国族论述」的新路向。

透明的清贫

也就在这一新路向里,对于「避难」、流亡、留学、打工、跨国婚姻等等,不是有如清末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样光怪陆离的场景、人影吗?遇罗锦此书,在多角度、多侧面地描摹华洋各色人等对一个避难者的亲疏、好恶之间,从容地铺陈她自己的冷暖、苦乐,遭遇不算复杂,却也虚惊不断、峰回路转,确有「孤独大海」中一叶扁舟飘荡无涯的惆怅。她的尝试,对于无数人只能在心底呢喃去国、镀金、淘金、第一代人海外创业之情愫,又何尝不是一种代言呢。

发端晚清、又经五四以来的「留学生文学」,始终不脱怀乡、去国两种情怀,基调大凡是忧郁凄楚,而郁达夫式的颓废激愤,可谓极致,总体上便是五四新文学「感时忧国」特征的一个面向。流亡生涯到了遇罗锦笔下,不再有上述特征,因为她无「国」可归,因而拒绝作凄苦自怜的感伤,毋宁是一种坦然的剖白。她在国内的书写,原是以直面、大胆、率性而著称,并因此而遭到围剿,在言论自由的西方,书写更无枷锁、禁锢,她或许有些一发不可收拾?

「避难」不是西天取经,更不是天堂享乐,在一定意义上,那就是一种「收容所生涯」。我猜想她自忖此「避难」抉择,乃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已容不得柔肠寸断,亦无藏掖之地,索性统统晾出来。粗略算一下,她打过工的地方,先后有多家中国或德国餐馆、游戏厅、面包干厂,差点去了一家养老院,后来自己开过小杂货店,还在夜校教过烹调,在一次次谋生的艰辛挣扎中,她观察描写西方福利社会的「西洋景」,颇具反讽意味。作为一个女性避难者,她也势必避不开情感层面,又岂无断肠之处?那便是她反复书写的殷情期盼丈夫出国团聚,和清醒地拒绝「高攀」、规避不对等婚姻等等,在此或许替代了「怀乡」之情,而以失败告终,掐断她与故土的最后一根纽带,极具象征意味。遇罗锦小说特色,一向是娓娓道来,这次海外书写,依旧不疾不徐,从容展开,全书的坚韧风格,由错置叠嶂的情感纠葛杂揉其间,而愈臻成熟。

(开放杂志2010/3)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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