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季季问：谁记得郁达夫、王映霞？当然他们一定是「失踪者」，但是郁达夫身后，其实掩映着一个文学、流亡、精神的巨大话语，王德威更将鲁迅、老舍、郁达夫、冰心、钱钟书等人作品，皆列入「留学生文学」，并指出郁达夫式的颓废激愤，可谓极致，总体上便是五四新文学「感时忧国」特征的一个面向。当「新中国」变成一个「高迫害」类型国家，又因人口庞大，留学、流亡再次使「逃离」成为时髦，但再无「留学生文学」，却展示了「六四绿卡」、「人血馒头」等另一种「避难文化」，或许会令郁达夫等汗颜。核心问题是，中国人被洗脑之后，最大的困境乃是无法剔去「国家」，重建「个体」。 】
我读张爱玲传记，印象最深的一个细节，是一九五五年底她甫抵纽约，一日胡适到她寄住的救世军女子宿舍来探访，张爱玲后来写成《忆胡适之》一文，内中写道：
「我送到大门外，在台阶上站着说话。天冷，风大，隔着条街从赫贞江上吹来。适之先生望着街口露出的一角空蒙的灰色河面，河上有雾，不知道怎么笑眯眯的老是望着，看怔住了。……我也跟着向河上望过去微笑着，可是仿佛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吹得眼睛都睁不开。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适之先生。」
我的惊讶，不止在写尽十里洋场脂粉气的这位「海派祖师奶奶」，笔下竟也有「一阵悲风，隔着十万八千里从时代的深处吹出来」这样大气的文字，还在于当年她是以难民身份从香港申请来美国的，也就是说，一直被视为抗战十年躲在上海孤岛摹写痴男怨女、凄凉喧嚣的张爱玲，后来是一个躲避共产制度的政治难民，只是张传的作者们，仿佛有默契地不去声张这一点，好像它有损于张爱玲隆重的身后盛名。其实张爱玲的小说，和她的沦陷区经历，以四九后中共的逻辑来看，无疑是有政治嫌疑的。
这是一个既关于文学、又关于「政治避难」的交叉问题，其背后掩藏着一系列价值、认同的晦暗命题，很少有人议论过。遇罗锦的新作《童话中的一地书》，以文学自传的方式，挑开这个难堪话题，不仅秉笔直书离乡背井的生存艰辛，而且全书都在面对「政治避难」的伦理，和一个人的国族认同（national identity）挑战。遇罗锦一九八六年在西德申请政治避难，她说：「我出国的目的就是出版一本不被删改的书」──她原本是一个标准的因书写而受难的作家，她为日记而被劳改、为发表小说而被「清除精神污染」整肃、被报刊批判，最后为了出版《一个大童话》（香港晨钟书局，2009年），而在他国申请政治避难、流亡，情愿以清贫生活，换取自由。她对自己经历的描述，再现了一个作家和流亡者的个人精神史。
遇罗锦在这本书里所涉及的命题，由于一个重大事变，而变得更加突出──一九八九年的「六四」屠杀，据说有两个世界性的后果：一是引发了共产党政权坍塌的「苏东波」骨牌效应；另一个则是，中国人大举向全球偷渡、移民、政治避难，我自己也卷进这个浪潮，迄今已流亡了整整二十年。这个浪潮至今似未止息，但我却一直没有看到此浪潮中人写出什么感受和困惑来，虽然据说这股中国流亡潮的「知识含金量」高得惊人。于是，发生在这股大潮兴起之前的那个遇罗锦流亡传奇，就显得愈加独特和与众不同。
「逃离沉船」与恐惧的异化
实际上，上个世纪后半叶以来，从中共统治下逃逸到西方国家寻求政治庇护的人数，历来居世界第一。早在文革前后，就有上百万人冒死偷渡，到香港寻求英国人的庇护，是标准的政治难民，这些人后来成为香港社会的中坚，也不少人偷渡时就被边防军警射杀。音乐家马思聪的出逃，并在美国寻得庇护，也在这其间。五九年西藏事件爆发，达赖喇嘛率信徒逃至印度寻得庇护，则是举世震惊的大事件。
八九年「六四」逃亡大潮之后，美国移民局公布的统计资料显示，自一九九六至二○○二年的政治庇护案件，无论申请人数还是批准人数，中国都名列第一，而且从一九九九年起呈现显著上升趋势，其原因是众所周知的，即江泽民政权对法轮功的残酷迫害。这期间也有少量异议分子、西藏人士、基督教家庭教会成员等走上庇护道路。
不过，中国人在美国申请庇护的政治原因明显扩大，如计划生育政策、因强迫拆迁、圈地而逼向海外的申请者，不少人也获得了批准，甚至携款外逃的中共各层贪官，也以回国将被「迫害」（清查）而申请政治庇护。经由偷渡管道来海外的打工者，伪造被迫害材料申请政治庇护，一时成风。
记得二十年前我写《河殇》时，曾经受到社会上一种恐惧心理氛围的刺激，我称之为「逃离沉船」的集体潜意识──躁动的一九八八年是个「龙年」，人们抢购商店里的四种罐头：苹果、鹌鹑蛋、桃、梨（「平安逃离」），那大概就是中国逃亡潮和避难潮之滥觞，由后来的六四屠杀和法轮功迫害两大事件而演化成真，也对国际社会殃及鱼池，产生诸多中西理念冲突，涉及文化、社会、政治各领域，政治庇护也是其一。
无疑，中国是一个「高迫害类型」国家，六十年里「大饥荒」和文革两次灾难中死掉的人，粗略的估计就有三、四千万之巨，说它是「人间地狱」毫不过分。所以，中国人投奔怒海、背井离乡，以「恐惧」为理由「桴海避秦」于西方，是再自然不过的一种人性选择。但是别忘了，中国有十二亿人，这么一个人口大国兴起出国潮、流亡潮、避难潮，对于人稀而富庶的西方（欧美）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巨大的压力，但这还在其次，中国人往西方的逃亡，搅乱了他们那里的「庇护法理」，则是更要害的。
中国没有「庇护所」概念
Asylum 这个英文字的原初意思，是庇护、避难所、精神病院，后来才转化出「政治避难」的意思。十八世纪的欧洲，一向指「疯癫」为兽性、残酷，到十九世纪中叶才出现「收容」精神病患者的法律安排，并作研究和治疗，最初称为「疯人院」（Bedlam）。世界上第一座精神病院，是伦敦南郊的贝休恩（中国也译作「白求恩」）皇家医院。所以，「疯癫庇护」扩展为「政治庇护」，照我的理解，依然具有人道收容的含义──没有一个正常人愿意假装疯子被送进「疯人院」。
庇护原理由「疯癫」领域延伸到「政治」领域，无疑是人道主义在西方的一种提升，但是，对于既无「庇护所」概念，也缺乏人道精神的现代中国人来说，这一切都变成一个有利可图的机会了，这或许也可算作文革之后中国人的「改革开放」思路之一。但是，以「恐惧」为理由的图谋，就把问题变得很复杂：即使你提供的证据是假的，谁又能判断你的「恐惧」的真假呢？况且，在靠「恐怖平衡」所维持的一个专制国度里，谁又是不「恐惧」的呢？于是，「庇护」又从政治领域退回到「精神」领域、甚至道德领域｜｜最后只剩下一个诚实的问题，而这是整个西方系统对任何一个中国人都失去判断的地方。相比之下，来自美国后院拉丁美洲的更为庞大的偷渡打工人潮，却鲜少有人使用这种手段，虽然拉美的黑暗和恐惧一点也不逊色于中国。
获得「庇护」乃是「占便宜」，同样也只有在「无庇护」文化中，才成为一种争议、攻讦，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便是所谓「六四血卡」──九三、九四年间，有近十万之众中国大陆留美学生学者，以「恐惧」的名义向美国政府游说成功而获得长期合法居留，并衍生出一场争辩，其中最有趣的，是特别借用了鲁迅著名的「人血馒头」的象征符号，把一个纯粹西方的概念，浸泡到某种病态的中文语境里去，折腾得面目全非。但是，这场争论也揭露了「六四绿卡」个案对西方「庇护法理」的亵渎，是荒诞的、双向的：在「庇护」层面上，许多人是由中国政府支付其留学费用、并继续领取国内工资；在「恐惧」层面上，他们后来又踏上「海归之路」，回流到据说「迫害」他们的国家去做贡献。
有没有「避难文学」？
走笔至此，我忽然发现「六四血卡」这个说法，脱胎于鲁迅的「人血馒头」，颇有象征意味，与其说它是政治性的，不如说它更具文学性，十万之众的「绿卡大军」，错置于中西文化的歧义、冲突之间，背后岂能无故事？由此而引出一个关于「避难文学」的提法，也许值得讨论。
著名文学评论家、哈佛大学教授王德威诠释中国五四以来的「留学生文学」，指出其异国情调与怀乡姿态之外，还有一点就是，「留学生出国、归国和去国的行止，不止显现留学生个人的价值抉择，也暗指了整个社会、政治环境的变迁。归与不归的问题，在以后的数十年仍将是海外学生挥之不去的心结，作家将其付诸文字，也成为中国小说『感时忧国』症候群的特例。」他将鲁迅、老舍、郁达夫、冰心、钱钟书等的部分作品，皆列入「留学生文学」，并指出他们「上承晚清留学小说的遗绪，下开六、七零年代白先勇、于梨花、张系国等人新留学生小说的先河」。
依照上述光谱往下梳理，我们会发现，自「对外开放」到「六四」事件的八十年代以来，中国大陆的庞大留学阵容，竟没有出现「留学生小说」，岂非咄咄怪事？其间缘由，自是复杂，但我相信，这一代中国大陆留学生所面临的价值、认同冲突更复杂，必定是原因之一。在西方文学中，有所谓「流亡文学」，而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王德威指出「以留学生为题材的作品曾经形成一小传统」，假如从交叉的角度来看，前述以各种理由避难于西方的中国人，已经形成一个叙述客体，和相当辽阔丰裕的故事仓库，或可孕育一种「避难文学」，而其开创之作，便是这本《童话里的一地书》。
「国族论述」的新路向
遇罗锦的异乡书写，已较少「去国怀乡」的姿态，也逸出了「感时忧国」的症候群，更无「归与不归」的两难，仍不无落寞孤冷之笔，一个颇为凄凉的特写，是她与一位来自台湾的博士生大齐的「天涯沦落」式相遇：「可我们谁也不讲在外国的感受──我们陷进了莫名其妙的孤独的大海。而这是我们自己选择的；他还有回头路，我却是没有的……」她那句「陷进了莫名其妙的孤独的大海里」，在书中反复出现了多次。
她写得更多的，是国族认同的挑战，和关于「政治庇护」的责难，这恰是五四以来各个世代中国留学生所没有的一个路向，而由八十年代以来大陆流亡者，或许也应包括「六四绿卡族」，所负载的一个特殊的时代环境。只有在个体（individual）这个尖锐点上，一个中国人关于他（她）自己的一切，被集体、国家、民族所宰制、荡涤、化约得多么干净彻底，才变得一览无遗，触目惊心。
八十年代中期，「六四」屠杀尚未发生，中国人对党、政府、祖国的幻觉依然浓厚，国族话语凌凌驾一切，在此背景下，遇罗锦乍一出国，就自主决定申请「政治避难」，不啻一个惊天之举，她除了勇气，实在没有更多别的支援意识，毕竟她也是在中国被彻底洗脑过的；而支撑这勇气的，只是本能，一个个体逃避宰杀、凌辱、灭声的的本能，假如还有更多一点，那就是她的「童话梦」──「出版一本不被删改的书」。在接近书的尾声，经历了种种「避难」之难以后，面对入籍选择时，遇罗锦才异常清晰地回答她的国族认同：
「中共把我全家害得家破人亡，尤其对我，无论是在生活上，还是在写作上，中共都是拒绝我的，要人们把我彻底遗忘的……我希望有个国家能保护我，保护我的一切公民权利。每一个人，都需要政府的保护。」
所以，遇罗锦的「国族论述」，与她的所有前辈，恰好在相反的方向上──以鲁迅、郁达夫为圭臬的「五四留学生文学」，因国族的孱弱而写尽个人挫折郁闷，毋宁是夸张地强化国族认同，而「感时忧国」的五四文学传统，亦可说正是一种「国族」乌托邦，王德威称之为「也从其间看出现代国家意识滋生的端倪」。一个世纪的驰去，中国经历了「民族国家」的建构，其间血流成河，到头来是国族膨胀为巨兽，彻底吞噬个体、权益、良善，而我们的文学也被阉割其间，来不及在一个相反的路向上摹写人间悲剧，在这个意义上，遇罗锦的「避难文学」恰好拓展了一个「国族论述」的新路向。
透明的清贫
也就在这一新路向里，对于「避难」、流亡、留学、打工、跨国婚姻等等，不是有如清末小说《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一样光怪陆离的场景、人影吗？遇罗锦此书，在多角度、多侧面地描摹华洋各色人等对一个避难者的亲疏、好恶之间，从容地铺陈她自己的冷暖、苦乐，遭遇不算复杂，却也虚惊不断、峰回路转，确有「孤独大海」中一叶扁舟飘荡无涯的惆怅。她的尝试，对于无数人只能在心底呢喃去国、镀金、淘金、第一代人海外创业之情愫，又何尝不是一种代言呢。
发端晚清、又经五四以来的「留学生文学」，始终不脱怀乡、去国两种情怀，基调大凡是忧郁凄楚，而郁达夫式的颓废激愤，可谓极致，总体上便是五四新文学「感时忧国」特征的一个面向。流亡生涯到了遇罗锦笔下，不再有上述特征，因为她无「国」可归，因而拒绝作凄苦自怜的感伤，毋宁是一种坦然的剖白。她在国内的书写，原是以直面、大胆、率性而著称，并因此而遭到围剿，在言论自由的西方，书写更无枷锁、禁锢，她或许有些一发不可收拾？
「避难」不是西天取经，更不是天堂享乐，在一定意义上，那就是一种「收容所生涯」。我猜想她自忖此「避难」抉择，乃是「虽千万人吾往矣」，已容不得柔肠寸断，亦无藏掖之地，索性统统晾出来。粗略算一下，她打过工的地方，先后有多家中国或德国餐馆、游戏厅、面包干厂，差点去了一家养老院，后来自己开过小杂货店，还在夜校教过烹调，在一次次谋生的艰辛挣扎中，她观察描写西方福利社会的「西洋景」，颇具反讽意味。作为一个女性避难者，她也势必避不开情感层面，又岂无断肠之处？那便是她反复书写的殷情期盼丈夫出国团聚，和清醒地拒绝「高攀」、规避不对等婚姻等等，在此或许替代了「怀乡」之情，而以失败告终，掐断她与故土的最后一根纽带，极具象征意味。遇罗锦小说特色，一向是娓娓道来，这次海外书写，依旧不疾不徐，从容展开，全书的坚韧风格，由错置叠嶂的情感纠葛杂揉其间，而愈臻成熟。
（开放杂志2010/3）
—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