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德刚称李鸿章是「四化」祖师爷（办夷务），以海关收入的百分之四十，约四百万两银子，建成一支「世界第八大海军」，但因为没有「第五个现代化」（改制）而功败垂成；梁启超又说他是「以一人而敌一国」——合肥的克星，就是那个挪用海军经费造颐和园（至少一千万两）、也绝对不肯改制的西太后；日耳曼铁血宰相俾斯麦曾揶揄李鸿章只会打内战，中堂叹道：「与妇人孺子共事，亦不得已也。」最终，他还得背「丧权辱国」的黑锅。
1895年甲午战败后，李鸿章向伊藤博文签下《马关条约》，赔款白银两亿六千万两、割让台湾，直隶布政使陈宝箴见光绪「泣曰：『殆不国矣！』」其子陈三立自武昌致电张之洞：「请奏诛合肥以谢天下」，虽然他们父子的问罪，不是责李「议和」，而是责他不肯力争避战，将国家「戏付一掷」。晚清自林则徐禁烟以来，与列强轻启战事而招祸，至甲午重创，始觉亡国灭种，遂成近代激变起点，一发不可收拾。
但是，战败只是政治或制度之败，将其转化为思潮或文化，则需要一只如椽大笔，那就要算到梁启超头上。只须稍爬疏一下，「亡国灭种」的危机意识在中国刻骨铭心、百年不泯，其催发戊戌变法求「全变」「速变」、导引「五四」启蒙救亡于先，遵奉马列、躬迎专政、聊发共产及「文化革命」狂想于后，激进思潮如水银泻地，覆不可收，寻此滥觞，追溯上去，惊骇一世，鼓动群伦者，非粱任公莫属，而后来在历史舞台上风流过的人物，有谁不曾被他那令人「摄魂忘疲」、「血沸神销」的文字触过「电」，包括毛泽东在内。难道这个逻辑是，新大陆的「细菌战」之未预期效应，竟在大洋另一端的东亚桑植，诱发了近现代激化思潮，进而导致苏俄暴力革命元素乘虚而入，将神州浸入血泊？
然而，总结这段中国近现代史，又需要一位思想史家，他则要到中国发生巨变才会出现。巧的是，普林斯顿史学家余英时教授，在香港发表《中国近代思想史中的激进与保守》这篇重要文字，恰在中国发生八九学运的一九八九年。
此作梳理的「激进主义」，中国思想史上可谓无人论及，我读过无数遍，也将其浓缩如下：
一、一种对于现状的态度
1，对于一种现存的秩序（社会的、文化的、政治的）来说，认为基本合理，主张维持的态度称为保守；认为不合理而要改变它的态度称为激进。其间还有各种程度不同的立场，从较温和到最极端（两极化）；非两极化时应有一个共通领域存在，如美国的自由传统（liberal），又如中国古代的儒家伦理政治秩序等。
2，中国从十九世纪末以来，没有一个秩序稳定过，因而没有一个基础可以用来衡量保守或者激进，也不可能在两者之间产生一个共通领域。从清末到民国初年，没有一个政治现实是值得维持的，没有一点可以定下来，其结果是保守主义没有办法根据一个现存的秩序来说话，而激进的力量则长足发展，推翻一个东西未能达到目的，就再往下一步走，形成了一个激进化的过程（process of radicalization）。
3，从清末开始怀疑中国的根本政治制度，但却一直无法确立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又永远回不到传统制度上去，这个「变」就没有底了，也不知道变到哪里为止，不知道要达到什么地方才可以不变。
4，四阶段
康梁变法：从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到张之洞的「旧学为体，新学为用」，都未触动中国的政治伦理秩序，到康有为始提出「速变」，从此中国再没有一个系统、一个共识可以被大家接受。变政治伦理秩序就涉及文化，康有为还想改儒家为孔教，还承认中国文化的基本价值，谭嗣同则把康的思想推到最大限度，要改变整个伦理道德秩序，这显示政治激进主义者已经关注到文化层面。戊戌的失败导致革命，即表示政治理念又一步激进化；但袁世凯的复辟借助孔教，激进化不可避免向文化层面引深了。这个阶段的特点是：社会政治退化，新的秩序建立不起来，旧的权威已经崩溃，只剩混乱，这样保守主义无法根据一个现状来说话。
五四运动：要用西方现代文化来代替中国文化，但涉及到价值系统和政治制度这两个方面，又有激进和保守之争。前者体现在「科玄论战」（1923年）中，激进派认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由此为「唯物主义」开了门，所谓「玄学」即宗教无用；后者体现在「民主与独裁」的论战中（1930年），民族危机使保守派主张接受一个独裁方式的政治中心，激进派则赞成西方式的民主自由。 「五四」以后，中国不复有真正的保守主义，只有要求不同程度变革的人，要求变革较少的人就成为保守派，第一流脑筋的中国学人和思想家，如章炳麟、刘师培、熊十力、粱漱溟等也只是说到不要变得太过为止，原先激进的人很快就被后来者视为保守派。
抗战后期：对于国民党政治现实的失望和内战的原因，知识分子普遍感染盼望一个全新的理想社会的左倾思潮，主张「无产阶级专政」的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具有极大的吸引力，「五四」所引进的西方民主自由理念又变成保守的观念，此时思想界已无有价值的发展。
社会主义时期：「新中国」终于提供了一个政治现状，知识分子的负面评价引起了「反右」运动。毛泽东则一路激进，从抛弃「新民主主义」到否定「社会主义」，一直走到激进主义的终点：「文革」，中国传统、西方现代文化以及社会主义文化这三个主流均被否定。
以上四个阶段，为第一个循环：从「五四」的个体主义迅速向社会主义的整体主义转化，社会主义与民族主义合流，形成一个以群体为核心的新宗教。
「文革」后，第二个循怀即开始，又回到「五四」的起点：个人主义和反传统，全面谴责中国传统文化和拥抱西方现代文化，这是激进思潮的再抬头，其象征即《河殇》。
—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