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飞骏：​民国为何“大师”辈出？

民国为何“大师”辈出？

——熊飞骏

正常人都知道，民国是一个大师辈出的时代。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每年培养出来的大学生，比战前和平时期还要多。

“民国大师”是怎样炼成的？

大师多是名牌大学造就出来的。

民国前期的名牌大学，聘请师资人员时重真才实学，不慕虚名，不轻信文凭。

1925年，清华大学创立国学研究院，聘请的四位大师是：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陈寅恪，只有赵元任一人有美国哈佛大学博士学位证书；王、梁、陈三位均无博士、硕士头衔；最年轻的陈寅恪连个学士学位也没混到。

但四位都是当世超一流的国学大师！

知道“衣带惭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人都知道王国维。

梁启超则是民国初年的“言论界巨匠”和“舆论界权威”。

今人常为民国第一才女林徽因错失徐志摩委身梁思成而惋惜，如果他们知道梁思成是梁启超的大儿子，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高材生，中国第一位建筑学大师，就会惊叹“天生一对”了。

梁思成的弟弟梁思永也是美国哈佛大学高材生，中国第一位考古学大师。

中央大学化学系主任曾昭抡，横看坚看都像个济公，鞋儿破帽儿破，一身皱巴巴粗布衣服破烂不堪土里土气，第三个扣子还常倒扣在第二个扣眼上……

虽然穿戴难看，可曾昭抡的化学就是第一牛逼。他是把实验室办到大学里面的第一人，对振兴北大化学系的功绩可与蔡元培改革振兴北大的功绩相媲美。

曾昭抡是曾国藩的后裔，清华出身留美博士。

那时的大学只认才华不认穿戴！

有次校长朱家骅召集系主任开会，看到曾昭抡后问他是哪个系的。曾回答化学系。

朱家骅说：“去把你们系主任找来开会。”

曾昭抡扭头就走，回宿舍后就卷铺盖走人，炒了朱校长的鱿鱼。

北大校长蒋梦麟第一时间得到消息，以“一饭三吐哺”的谦诚，立马聘请曾昭抡为化学系主任，因此极大提升了北大的学术名望。

民国前期的大学生，没几个想到毕业后去从政经商，升官发财，都把学术研究当成人生的主要奋斗目标。

那时的大学都是“教授治校”，管理人员都是“服务”形的。

王国维的治学理论：

“一校之中实行教授之人多，而名为管理之人少，则一校之成绩必可观矣！”

梁启超为两个儿子选择学业方向时，完全不为儿子的经济和仕途考虑， 一切服从于国家的需要。

今天大学炙手可热的建筑、考古专业，民国初年则是百分百“冷门”，没一个学生肯专攻这两门。

梁启超则让自己的两个儿子进“冷门”破零，一个学建筑，一个学考古。

那时的清华大学毕业生，很多前往美利坚深造。

清华的前身本来就是“留美预科”。

那些赴美留学生，没有一人想在美国长久呆下去，也根本没人想做那样的梦；都是在毕业之后就回国效力的。留学生回国之后，也没人考虑到赚多少钱和养家糊口问题，一门心思扑在学术研究上。

那时的“国”不与“民”争利，虽然武人割据战火纷飞乱成一锅粥，可前面仍能看到希望和曙光，仁人志士愿意为国托付终身。

1926年3月，梁启超因为尿血症久治不愈，不顾亲友们反对，前往北京协和医院做了肾脏切除手术。

那时的西医被严重妖魔化，梁启超此举主要是为了维护西医的社会信誉，使这门科学在中国落地生根。

再先进的医术，再高明的医生也有出错的时候。

为梁启超主刀的院长刘瑞恒与其助手，居然误切了那个健全的“好肾”。

梁启超的身体雪上加霜。

消息传出后群情激奋，梁的学生徐志摩等人对协和医院口诛笔伐。

染启超为了维护西医的信誉，自已一人吞下了所有的苦果，不但没有状告院方，还主动站出来为西医辩护。他禁止徐志摩等人上诉法庭，不求任何赔偿，不要任何道歉，强撑病体撰文为协和医院开脱。

梁启超明白，如果他不为医院开脱，国人对西医的妖魔化就会水涨船高，维护西医形象就是维护科学，维护人类的进步事业。为了科学和进步，他个人的生命只能委曲了。

…………

民国大学管理先进师资队伍一流；可硬件先天贫血，建筑破败设施落后，横看竖看都像个篱笆墙围起来的农庄，和今天的大学风景完全相反。

1931年12月3日，梅贻琦在出任清华大学校长演讲时宣称：

“所谓大学者，非谓有高楼之谓也……”

大学教育的核心“一是研究学术；二是造就人才……”

“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大学在民国是不存在的！

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建筑连“农庄”都不如。

西南联大的前身是清华、北大、南开三个一流学府。

西南联大的教室都是铁皮盖顶，刮风下雨时铁皮发出的噪音，完全压过了老师讲课的声音。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名联，就是联大学生率先贴出来的。

学生宿舍全是茅草盖顶！

大学不管教职员工住宿，全部自行租房。

因为机关、学校、军队、难民大量南迁，当地现有房屋严重供不应求，能租来的居屋条件不是一般的简陋。

清华校长梅贻琦在日记中描述自家的租屋条件：

“屋中瓦顶未加承尘，数日来，灰沙、杂屑、干草、乱叶，每次风起，便由瓦缝千百细隙簌簌落下，桌椅床盆无论拂拭若干次，一回首间，便又满布一层，汤里饭里随吃随落。每顿饭时，咽下灰土不知多少……”

七年前飞骏在菲律宾旅行时，发现那里也有不少看相寒酸简陋的大学，校舍多是竹楼和草皮屋顶。

可这些看相寒酸的大学，却送出了不少美国常春藤名校的高材生。

民国时期虽然灾难频仍，可学校师生的精气神却超越任何一个时代。

正是这份昂扬向上的精气神，使日俄魔爪下的中国绝处逢生，从比利时、葡萄牙等绿豆芝麻国都胆敢随意欺凌的东亚病夫，跃升为决定全人类命运的“世界五强”。

1945年，中国成为联合国五大常任理事国。

1938年，迁往长沙的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奉国民政府指令再迁昆明，组建“西南联合大学”。

那时的长沙至昆明不断没有象样的公路，沿途还有很多占山为王的土匪武装杀人越货，只能从水旱两路取道越南河内，经滇越铁路前往昆明。

可有一路师生组成了“湘黔滇旅行团”，经风险丛生的湘西、贵州，翻山越岭徒步前往昆明。

旅行团有290名学生和11名教师，大名鼎鼎的闻一多、曾昭抡也在其中。

之所以甘冒不测风险徒步旅行，除了节省费用外，还有实地调查了解大西南地理民情的理想情怀。

旅行团日夜兼程68天，跋涉1600公里。

那时湘黔一带土匪横行，大股匪群有数千人之众，配备有重机枪、小钢炮、来复枪、手枪等现代化装备。手无寸铁的文弱书生根本不是他们的对手。

可土匪也讲“规矩”，一直没有对这群多次从眼皮底下经过，立志“救忘图存”的师生下手。

沿途商民住户看到这个浩浩荡荡的旅行团，也没有玩“乘机宰一把”的“小聪明”，不但没借此哄抬物价，还纷纷提供义务方便。

那时的国家虽多灾多难，但民风向善正气尚存。

旅行团抵达贵州时正赶上瓢泼大雨，师生依旧步伐整齐冒雨行军。大街两旁的民众无不欢欣鼓舞，纷纷冒雨上前和师生握手拥抱，把师生感动得热泪盈眶，肩上的使命感责任感瞬间沉甸甸的。

68天的风雨兼程，师生进入了真正的社会实践，一路上拜访苗寨，调查社会与风俗民情，切身感受到国家的百废待兴与民生疾苦。辅导团教师也现场施教，结合湘西、黔东地形地貌，讲解河流、岩石的构造形成，以及黔西岩溶地貌和地质发育理论。闻一多则指导学生现场采风，收集民歌、民谣。师生们写下了一本又一本日记、观察心得和画作。学生钱能欣将自己的日记整理成《西南三千五百里》专著，由商务印书馆出版发行。

…………

西南联大的校歌，更是二十世纪大学校歌的绝唱：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

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

绝缴移栽桢千质，九州遍洒黎元血。

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

中兴业，须人杰。

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

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

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

“民国大师”就是这样炼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