痖公的这本口述回忆录，其实也并非是完全新鲜的口述而成。我跟记录者辛上邪也很熟，专程问过成书过程。基本上是记录者整理痖公退休前后在各地演讲的录音带，然后再由痖公审读校对，加上一部分的现场录音整理归纳而成。期间因为痖公装心脏起搏器而稍有停顿，但这个手术也部分影响了痖公的记忆力，使许多细节无法再现，形成遗憾。但是，痖公自一九九八年退休至今，至少有这样一部回忆录问世，让精彩纷呈的战后台湾文学史增加了一份重要的历史见证，仍然是文坛、诗坛的一件幸事。我一直认为，从一九四九年新中国建制之后，因为不断的政治运动和文学为阶级斗争和为工农兵服务的因素，一直到改革开放的“伤痕文学”、“朦胧诗”出现为止，中国文学的主流是在台湾乃至香港，而非大陆。但是，随着李登辉、民进党去中国化的进程，无论小说、诗歌，中国文学的主流再回大陆，甚至出现了高行健、莫言两位诺贝尔文学奖得主。我清楚记得，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专访痖公的时候，他也是基本同意这样的说法。甚至还在我的追问下，排出了中国大陆当代作家的前三名，其中莫言居首。莫言拿到诺奖后，许多人盛赞痖公对大陆作家识知之深。

我可以大胆说，痖公作为台湾战后最重要的诗人之一，他是中国文学当仁不让的弄潮者之一，他的诗集《深渊》，也是中国诗歌史上影响力最大的现代诗集之一，而他与洛夫、张默三人创办的《创世纪》，也是中国现代诗歌创作和诗歌史的一座不朽的丰碑，痖公回忆录以此作为全书的结尾，印证了他说的这本刊物是浑浊世界中续存的尊严，也成了一种文学的传奇。

痖公同意诗人兼学者余光中对他人生的归纳：诗人，编辑，序言作者、戏剧生涯。他自己谦虚说是“失败的诗人，成功的编辑”。其实不然，痖公口里所谓的失败，是因为他觉得自己写诗的时间太短，但他对诗歌的热爱则是终其一生。痖公和洛夫是“哥倆”，一生纠葛在一起，从台湾到温哥华。洛夫活跃，常办活动，也肯定会请痖公和我这个“忘年交”出席致辞，痖公常说他自己写诗是“早年结扎”，而洛夫则是“高龄产妇”，写诗不辍，直到离世。他羡慕洛夫完成了“一生写诗”的壮举，遗憾自己无法重新写诗。当然，痖公曾经憧憬过重返诗坛。新世纪之初，在朋友安排下，痖公我们几个人同游新疆，一路上面对西域奇丽的景色和人群，尤其是大漠的粗旷雄伟，痖公可谓诗兴大发，承诺回温后再度动笔。我心中当然期待，但时过境迁，痖公没有动静，我也不便催逼，免生尴尬。

其实，我觉得痖公在早期的诗歌创作，已经达到中国现代诗歌成就的巅峰，因为如此而无法、无需再写。这就有点像日本歌界和影视界的山口百惠，年轻时已达高峰，退圈后至今受人怀念。我可以大胆说，只要中国现代诗歌还在，痖公和他的诗就永远不会消失，而且作为诗人的地位，是在群峰之顶的地方。

无需我多言，痖公在联副的编辑工作，绝对是辉煌的历史。联副不但是台湾中国文学的一面旗帜，也是诗人作家培育的摇篮。联副的外延，便是北美世界日报的副刊，它是海外华人的文学精神家园。更为重要的是，痖公在联副这个工作岗位上，与全球作家和中国文学连接，那绝对是中国文学史料的一个宝库。痖公一九九五年登陆温哥华，一九九八年定居温哥华，至今已经二十多年。我不止一次听他说要整理与作家来往信件，加以出版，这肯定为成为中国文学史、中国文学海外交流史的重要历史见证。痖公在联副的前任是著名作家林海音，我在九十年代中期去台湾拜访《纯文学》和林海音，她也高度肯定痖公在联副的工作，是历史性的贡献。由于我在明报编副刊，痖公在温哥华期间多次提及联副与中国时报高信疆主编的《人间副刊》之间竞争的趣事，让我十分羡慕那个时代台湾文学副刊的活跃与繁荣。

与洛夫相比，痖公在温哥华的生活其实是很低调的。但是，任何场合只要他在场，他的风趣和幽默一定带来全场的欢声笑语。他喜欢戏剧，白先勇来温哥华，我们几个人到他家相聚，谈昆剧、谈河南豫剧，痖公和白先勇兴致薄薄，妙语不断，现场表演。也因为乡愁很浓，未成年就因战乱离开河南老家的痖公，在回忆录里不少篇幅谈及他的妈妈，他甚至托人辗转把妈妈在老家洗衣服的那块捶衣服的石板运来温哥华放置在自己的家门口，以慰自己的思母之心。他在回忆录里叙述道，他相隔四十二年回河南信阳，给父母立碑，在母亲墓前边哭边讲述自己的一生，凡两三个小时，读得我自己都泪目。

痖公的父亲显然是在解放后被错判送入劳改营遭遇折磨而死，痖公让作家韩秀找到青海劳改营的线索，又在朋友的帮助下到青海寻找父亲遗踪，带回当地的泥土归入信阳老家杨家营的祖坟。两岸相隔，让少年出走的痖公，背负着太多的历史和情感的包袱，以至于有论者说痖公诗歌有悲伤情意结，口述历史的出版，也算是痖公一次心中郁结“清空”的释放吧。

痖公“为人做嫁衣裳”，成就了很多作家，但他却是一个感恩的人。形成他这种特质有两个原因，一是他身上的文化底蕴和知识分子气质，一是他跟着夫人桥桥成为基督徒，有着很深的宗教情怀。因此，即使面对激烈的竞争，他多次高度评价对手高信疆，对信疆因癌症在六十五岁早逝相当感伤。二是他对自己成长过程中受到帮助的师长或者朋友，都是铭感在心。二零一八年春天，我乘北大文学系的终身教授严家炎夫妇要回京之际，把已经不再公开见客的明报月刊前总编辑胡菊人夫妇和痖公邀请出来一起吃饭叙旧，痖公多次提到菊公主办的《中国学生周报》对他成长的意义，感谢菊公对香港乃至台湾文化和新闻界的贡献。那次吃饭，我们谈金庸，谈董桥，谈明报月刊、亚洲周刊，可谓是历史含金量和文化、文学含金量都极高，这样的饭局在温哥华也可说是凤毛麟角，仅成追忆了。

邱总讲得很对，随着金庸、余光中、洛夫、戴天等人近年陆续凋零，像痖公、菊公、鼎公（王鼎均）这样见证台湾、香港文化文学鼎盛时期的时代精英可谓硕果仅存，让他们的历史见证存留，将是中华文化很大一笔遗产。他们曾经以自己的才华和人格力量扛起过一个时代的舞台，也给很多年轻人带来激励和支持。比如我在主持温哥华和纽约（后期）明报副刊的时候，就得到过痖公、菊公、余光中、梁锡华、刘再复、白桦等文坛大咖的鼎力支持，痖公跟我多次通信，也在联副刊用我的随笔散文，引荐我成为世副的专栏作家，更用心为我在台湾出版的一本小书《隔海瘙痒》写下“四个丁果”的长序，并收入他两卷本的序言集子。

作为诗人，痖公对诗不但眷爱一生，且有很深的敬畏感。有一次谈到一位诗人受到政治迫害，痖公沉重地说：“诗人是不能杀的”。虽然诗创作的时间很短，且作为文学编辑名扬天下，但痖公一生仍以诗为志，他曾经说过，诗人要承担起国家的命运，他以自己的一生，承担起自己和民族坎坷的命运，也成就了一首最美的人生之诗。今年是痖公九十大寿，我愿意十年磨一剑，学着写一首诗，在他百岁华诞的时候，朗诵给他、也给朋友们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