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璞:长沙往事之五—苏家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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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至今也没到过苏家巷,但它却是我最早的长沙印象,至今盘旋在我的记忆深处。

儿时住在北京遂安伯胡同,夏天炎热的晚上,母亲会一边摇着蒲扇,一边讲述她的童年往事:

「细时候我住在长沙的苏家巷,那个院子几多大!三进三出,光只最里边的院子就比我们这个遂安伯三号大一倍,里面有花有树,还有一棵银杏树,好大好大的,两个细伢子都围不住。夏天里树荫把太阳都挡住了,最热的时候屋里都荫浸荫浸的。还有一口古井,井水冰凉冰凉,打一桶井水上来把西瓜浸到里面,吃起来凉得——那真是凉到心里去了。」

她说的是一口长沙话,那个「得」字拖得长长的,尾音往高处拉,把我的心也拉得高高的。

所以没来长沙之前,我一直以为长沙那个地方特别宽敞特别清净,气候宜人,环境优美。

十岁那年,母亲领着我们来到长沙,投奔的是住在城北的三舅。三舅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里面大都是些泥木结构的板壁房。十多户人家紧巴巴地挤在里面,每家最多住两间房。三舅家在楼上,一前一后两间板壁房,加起来怕也只有十七八平米。前面那间对住一个长满青苔的小天井,一棵半枯的老树偏偏倒倒地从那儿朝天空伸出头去,那副颤颤斤斤探头探脑的样子,老是让我担心:它会不会给哪阵风雨一巴掌打掉脑袋呢?

不过这时我已上小学四年级,「受党教育」多年了,依稀感觉母亲口述的长沙印象很成问题。她家是长沙大资本家,长沙第一间银行就是她家开的。她回忆中那个三进大院想必就是「资产阶级失去的天堂」了,不能信不可信,最主要的是,不应该信。

母亲这时也不再提苏家巷大院了,大概她的「思想觉悟」也有所提高。即便跟三舅一起也不提,反而表现出对眼下的居住环境心满意足的样子,尤其是到二舅家和二姨家去过了之后。

二舅从前是家族掌门人,外公三十年代初去世后便由他接手家族银行,才二十出头的他,却也将生意作得蒸蒸日上,分行开到了上海和香港。五十年代公私合营时,他将全部身家上交国家,显然也包括苏家巷大院。因为他现在住在一个比三舅家更小更暗的阁楼上,连竹靠背椅子也只放得下两张。我们去了都只好坐在床上。至于树,唉,别说树了,连院子也没有。

二姨家更别提了,我们第一次去她家是给表姐们背去的,正当涨水时节,她家那间位于北善台低地的房子遭水淹了,表姐们把裤脚挽到大腿上,还直叫我们「勾起脚勾起脚」。二姨穿双套鞋站在晒台上迎接我们,这是她家唯一露出地面的地方。

二姨虽没受过高等教育,但也知书识礼,写得一手好字,打得一手好算盘,那时给街道食堂延搅去当会计。这让母亲很是羡慕,她因丈夫是右派连食堂洗菜工也作不成,便口气有点酸溜溜地道:

「当初还真被姆妈讲中了,女子无才便是德,我跑出去读了大学又如何?流离了大半世,结果还是当家庭妇女。不如跟你一样老老实实留在苏家巷,反而参加了工作。」

到长沙后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苏家巷,连忙尖起耳朵听,莫非世界上真有这个天堂宝地。谁知二姨却道:「苏家巷,快莫讲苏家巷了,提起来我就有气。」

她姊妹二人相对而视,然后不约而同朝我们孩子瞟了一眼,欲说还休地摇头。我便知道,她们下面的话要转为私密了。谈的话儿童不宜。而它们跟苏家巷多少有点关系。

渐渐地我知道,长沙是真的有一条苏家巷,它位于南门口附近,是一条与坡子街平行、与织机街隔黄兴路相望的名巷。比我们左文襄祠更有名,而且是一条活巷子,四通八达。只是母亲从来不带我们去。她倒是带我们去了一次坡子街,专程去火宫殿吃油炸臭豆腐。结果排了四五个钟头的队,每人只吃到一个糖油粑粑。

至于织机街,那是二舅家的所在地,初来长沙那几年,逢年过节母亲便会带我们去。他家住房条件虽然恶劣,但却是我们特别向往之地,因为每次去二舅都会领我们上馆子,到德园吃包子,到李合盛吃牛肉面,有一次还去街对面的齐长新吃北京烤鸭。那年头吃烤鸭是个什么概念?买一毛钱炒蚕豆吃,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件壮举,需要䇿划多日,大家凑份子才得以实施。吃烤鸭,那就跟腾云驾雾成仙一样,以至于到现在我还认为烤鸭是至味,谁要请我吃饭问我想吃什么,我第一时间就嚷着:「烤鸭烤鸭!」就凭这一点,我也认定了二舅是一位忠厚长者,豪爽大方,识见过人。

所以六三年在江西劳改的四舅出狱后来到长沙,以我家为据点跟二舅讨要他的一份股息,我是同情二舅的。尽管四舅也豪爽大方,要到了钱立马给我们买了一斤牛肉干和一斤蜜杏干。还教我们吹口琴。还给我们讲济公故事。可这也顶多让我在他们的兄弟之争中保持中立。那时候我大抵已经明白为何二姨和母亲一提起苏家巷就有气,苏家巷大院也是他们家族财产的一部分,可是五十年代初,当她俩都几遭灭顶之灾时,二舅把包括那院子的全部财产都上交给了国家,却未对她们伸出援手。

半夜,我听见母亲低声劝四舅:「算哒噻,都是剥削来的财产。二哥也不容易,自己四个崽女,还帮你带大了一个,都教得那么好。我都不怪他了。那个时候他自己也正在遭难,冒得办法。」

四舅不以为然:「那是你的看法。而且我也不是无理取闹。我遭的难更大,九死一生呀!现在一家人都快饿死了才来讨口饭吃。哼,还骂我是化生子,他才是化生子。蠢得死!人家往外面跑他往里面跑,不说把生意搬到香港去,反而把那里的号子彻回来。全部交得精光。」

母亲虽说最喜欢这个弟弟,同情他的遭遇,冒着得罪哥哥的危险收留他住在家里,听他这么说也不高兴了,因为她自己也属于「蠢得死」的一类,五一年从香港回到大陆。便气恼道:

「这倒不能怪二哥。那时候哪个长了后眼睛,晓得共产党会是这样子的。再说公司合营又不讲自动自愿,他们要你交你哪里敢不交。」

四舅反驳:「自己住的房子总可以留一点。倪家里不是留了一个院子,饶家里也留了。只有老二胆小怕事,只顾保住自己一屋人。」

四舅这话倒不完全是胡说八道。我有个同学也是资本家出身,她家就保留下一处房产,是个独门独户的小院,清静宽敞,住得下她一家三代十来口人。

不过我想二舅交出苏家巷院子一定有他的理由,他并非一个胆小鬼,也不是一个盲目随大流的人,对什么事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事实上,我那时已经对学校和报刊文件灌输给我的一些东西产生怀疑,虽说还不到质疑半夜鸡叫故事真确性的程度,对某些宣传口号是半信半疑的。之所以如此,跟我喜欢读书当然有关,但不完全迷信书里所讲,却与母亲和二舅的「反动言论」不无关系。

二舅虽然断送了祖业,在母亲眼里仍然是个成功者。别的不说,他坚持不肯出来参加工作就被证明是有远见的,那么危险的身份,那么落后的思想,还安然逃过了历次运动,还让四个孩子都上了大学,都学理工,远离文字。这就比大家都有智慧。所以她特别重视二舅的意见,每逢二舅来我家,她总是赶紧叫我们关门关窗,因为她要就时事政策听取二舅的意见。而二舅那些言论都与报纸广播和宣传文件的口径背道而驰。比如: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你信他的!这么好的事怎么都把阶级敌人的崽女推去,他们自己的崽女就进大学、参军,进工厂。」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挑菜进城卖的乡里人又有难了。我们又莫想吃新鲜菜了。」

「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哦,难怪白糖都变了黑麻麻的古巴糖。好啰,等日本鬼子再打进来,看是古巴来救还是美国佬来救。」

「管他文化大革命还是武化大革命,我们这号人千万莫作声,能站好远站好远。」

二舅不但对时事都有自己的意见,对历史也有另类解说。有次他来我们正唱流行的电影插曲:「红军呀已北上,为的是打日本,保家乡。」他就说:「一堆南方人跑到北方去保么子家乡?延安那里又冒得日本人,那个人(手指指天上)老家湖南才是主战场。光只长沙就打了三次会战,都是国民党打的。光只将军就死了上十个,军队死了几十万。」

我们惊问:「国民党不是只晓得摘桃子吗?」

「你信他的!」

有一次二舅来我正在读《红旗飘飘》。那是一套不定期出版的革命回忆录。我读的那一期有篇文章讲到二七年红军攻下长沙,枪决了土豪劣坤叶德辉。二舅拿过书去扫了几眼,道:

「土豪劣绅?叶德辉是一代大儒!人家放了大官不作回来作学问。几多有格有品的一个读书人。」

读书人在二舅的词典是最高级的褒义词。好多大学毕业甚至出洋留过学的人,在他眼里都算不得读书人。我听了忙问:

「您晓得这个人?」

「岂止晓得。认得。我们苏家巷的邻舍。那铺人来捉他的时候我就在隔壁。当时他正在洗脚,见到那铺人杀气腾腾冲进来,他不动声色,讲了一句话:『等我把脚擦干。』这就叫作士可杀不可辱。其实先就有人来同他通风报信,要他快些走,他不肯走,舍不得一屋的书。观古堂,湖南最大的藏书楼。结果还是没保得住。王国维就是听到他被打死了才投了湖。」

「王国维是哪个?」

「也是一代大儒。你应当去看看他的书,莫尽看些乱七八糟的书。《人间词话》,那才是真学问。」
有一次他来我在看郭沬若的《洪波曲》,正看到郭到长沙碰到了文夕大火那一段,我便问二舅:「那场大火是不是真的烧得那么骇人?你碰到了吗?」

他道:「当然是真的。全长沙变成了一片火海,天都烧得通红通红的。好骇人。我们苏家巷大屋就是那次火烧掉的,巷子里的大院全部烧得一把焦。都是张治中作的好事。就算你要焦土抗战你也应当先把老百姓疏散掉,那畜生不仅不喊我们疏散,连个信都不把,深更半夜突然放起火来。其实日本鬼子过了一年才来,张治中没烧到他们一根汗毛,烧死的都是老百姓。还好我先就把你外婆她们送去了桂林,不然肯定都跑不脱。我还是搭帮半晚起来上厕所看到了火,连忙飞快地跑。」

我现在还能清晰地想起二舅说出这一番话时的姿势、面容、和口气声调。虽然激奋,但依然沉稳,他坐在一张矮脚竹椅上,身着一件对襟衫,脚踏一双和尚鞋,苍桑的神色,扎实的身形,历史仿佛从他那身古朴装束的褶皱中流泄出来。

我便问他:「苏家巷,那院子真的很大吗?」

二舅茫然地看着我,仿佛迷失在历史的褶皱中了,答非所问地道:「倒是我们坡子街的号子没有烧光。石头砌的屋,到底扎实些,只是烧掉了门窗,屋基还在那里。唉,我们号子从此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跟苏家巷老屋一样⋯⋯」

我想问他:「苏家巷老屋没有修复得了吗?院子里的树也烧光了吗?后来交给政府的的房子是不是真的有三进三出?为什么不留一进自己住呢?是因为压力太大,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一肚子的问题。但看着二舅惘然的神色,都没有问出口。

以后也没有找到机会问。再以后,他就老了,再以后,他就去世了。再以后,母亲也去世了。

后来,有好几次我路过苏家巷,心想是不是进去看看呢?但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进去。进去干什么呢?没有银杏了,也没有古井了。说不定连那个院子也没有了。而或许明年,或许明天,也没有我了。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