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至今也没到过苏家巷，但它却是我最早的长沙印象，至今盘旋在我的记忆深处。
儿时住在北京遂安伯胡同，夏天炎热的晚上，母亲会一边摇着蒲扇，一边讲述她的童年往事：
「细时候我住在长沙的苏家巷，那个院子几多大！三进三出，光只最里边的院子就比我们这个遂安伯三号大一倍，里面有花有树，还有一棵银杏树，好大好大的，两个细伢子都围不住。夏天里树荫把太阳都挡住了，最热的时候屋里都荫浸荫浸的。还有一口古井，井水冰凉冰凉，打一桶井水上来把西瓜浸到里面，吃起来凉得——那真是凉到心里去了。」
她说的是一口长沙话，那个「得」字拖得长长的，尾音往高处拉，把我的心也拉得高高的。
所以没来长沙之前，我一直以为长沙那个地方特别宽敞特别清净，气候宜人，环境优美。
十岁那年，母亲领着我们来到长沙，投奔的是住在城北的三舅。三舅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里面大都是些泥木结构的板壁房。十多户人家紧巴巴地挤在里面，每家最多住两间房。三舅家在楼上，一前一后两间板壁房，加起来怕也只有十七八平米。前面那间对住一个长满青苔的小天井，一棵半枯的老树偏偏倒倒地从那儿朝天空伸出头去，那副颤颤斤斤探头探脑的样子，老是让我担心：它会不会给哪阵风雨一巴掌打掉脑袋呢？
不过这时我已上小学四年级，「受党教育」多年了，依稀感觉母亲口述的长沙印象很成问题。她家是长沙大资本家，长沙第一间银行就是她家开的。她回忆中那个三进大院想必就是「资产阶级失去的天堂」了，不能信不可信，最主要的是，不应该信。
母亲这时也不再提苏家巷大院了，大概她的「思想觉悟」也有所提高。即便跟三舅一起也不提，反而表现出对眼下的居住环境心满意足的样子，尤其是到二舅家和二姨家去过了之后。
二舅从前是家族掌门人，外公三十年代初去世后便由他接手家族银行，才二十出头的他，却也将生意作得蒸蒸日上，分行开到了上海和香港。五十年代公私合营时，他将全部身家上交国家，显然也包括苏家巷大院。因为他现在住在一个比三舅家更小更暗的阁楼上，连竹靠背椅子也只放得下两张。我们去了都只好坐在床上。至于树，唉，别说树了，连院子也没有。
二姨家更别提了，我们第一次去她家是给表姐们背去的，正当涨水时节，她家那间位于北善台低地的房子遭水淹了，表姐们把裤脚挽到大腿上，还直叫我们「勾起脚勾起脚」。二姨穿双套鞋站在晒台上迎接我们，这是她家唯一露出地面的地方。
二姨虽没受过高等教育，但也知书识礼，写得一手好字，打得一手好算盘，那时给街道食堂延搅去当会计。这让母亲很是羡慕，她因丈夫是右派连食堂洗菜工也作不成，便口气有点酸溜溜地道：
「当初还真被姆妈讲中了，女子无才便是德，我跑出去读了大学又如何？流离了大半世，结果还是当家庭妇女。不如跟你一样老老实实留在苏家巷，反而参加了工作。」
到长沙后这是我第一次听说苏家巷，连忙尖起耳朵听，莫非世界上真有这个天堂宝地。谁知二姨却道：「苏家巷，快莫讲苏家巷了，提起来我就有气。」
她姊妹二人相对而视，然后不约而同朝我们孩子瞟了一眼，欲说还休地摇头。我便知道，她们下面的话要转为私密了。谈的话儿童不宜。而它们跟苏家巷多少有点关系。
渐渐地我知道，长沙是真的有一条苏家巷，它位于南门口附近，是一条与坡子街平行、与织机街隔黄兴路相望的名巷。比我们左文襄祠更有名，而且是一条活巷子，四通八达。只是母亲从来不带我们去。她倒是带我们去了一次坡子街，专程去火宫殿吃油炸臭豆腐。结果排了四五个钟头的队，每人只吃到一个糖油粑粑。
至于织机街，那是二舅家的所在地，初来长沙那几年，逢年过节母亲便会带我们去。他家住房条件虽然恶劣，但却是我们特别向往之地，因为每次去二舅都会领我们上馆子，到德园吃包子，到李合盛吃牛肉面，有一次还去街对面的齐长新吃北京烤鸭。那年头吃烤鸭是个什么概念？买一毛钱炒蚕豆吃，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件壮举，需要䇿划多日，大家凑份子才得以实施。吃烤鸭，那就跟腾云驾雾成仙一样，以至于到现在我还认为烤鸭是至味，谁要请我吃饭问我想吃什么，我第一时间就嚷着：「烤鸭烤鸭！」就凭这一点，我也认定了二舅是一位忠厚长者，豪爽大方，识见过人。
所以六三年在江西劳改的四舅出狱后来到长沙，以我家为据点跟二舅讨要他的一份股息，我是同情二舅的。尽管四舅也豪爽大方，要到了钱立马给我们买了一斤牛肉干和一斤蜜杏干。还教我们吹口琴。还给我们讲济公故事。可这也顶多让我在他们的兄弟之争中保持中立。那时候我大抵已经明白为何二姨和母亲一提起苏家巷就有气，苏家巷大院也是他们家族财产的一部分，可是五十年代初，当她俩都几遭灭顶之灾时，二舅把包括那院子的全部财产都上交给了国家，却未对她们伸出援手。
半夜，我听见母亲低声劝四舅：「算哒噻，都是剥削来的财产。二哥也不容易，自己四个崽女，还帮你带大了一个，都教得那么好。我都不怪他了。那个时候他自己也正在遭难，冒得办法。」
四舅不以为然：「那是你的看法。而且我也不是无理取闹。我遭的难更大，九死一生呀！现在一家人都快饿死了才来讨口饭吃。哼，还骂我是化生子，他才是化生子。蠢得死！人家往外面跑他往里面跑，不说把生意搬到香港去，反而把那里的号子彻回来。全部交得精光。」
母亲虽说最喜欢这个弟弟，同情他的遭遇，冒着得罪哥哥的危险收留他住在家里，听他这么说也不高兴了，因为她自己也属于「蠢得死」的一类，五一年从香港回到大陆。便气恼道：
「这倒不能怪二哥。那时候哪个长了后眼睛，晓得共产党会是这样子的。再说公司合营又不讲自动自愿，他们要你交你哪里敢不交。」
四舅反驳：「自己住的房子总可以留一点。倪家里不是留了一个院子，饶家里也留了。只有老二胆小怕事，只顾保住自己一屋人。」
四舅这话倒不完全是胡说八道。我有个同学也是资本家出身，她家就保留下一处房产，是个独门独户的小院，清静宽敞，住得下她一家三代十来口人。
不过我想二舅交出苏家巷院子一定有他的理由，他并非一个胆小鬼，也不是一个盲目随大流的人，对什么事都有自己的一套看法。事实上，我那时已经对学校和报刊文件灌输给我的一些东西产生怀疑，虽说还不到质疑半夜鸡叫故事真确性的程度，对某些宣传口号是半信半疑的。之所以如此，跟我喜欢读书当然有关，但不完全迷信书里所讲，却与母亲和二舅的「反动言论」不无关系。
二舅虽然断送了祖业，在母亲眼里仍然是个成功者。别的不说，他坚持不肯出来参加工作就被证明是有远见的，那么危险的身份，那么落后的思想，还安然逃过了历次运动，还让四个孩子都上了大学，都学理工，远离文字。这就比大家都有智慧。所以她特别重视二舅的意见，每逢二舅来我家，她总是赶紧叫我们关门关窗，因为她要就时事政策听取二舅的意见。而二舅那些言论都与报纸广播和宣传文件的口径背道而驰。比如：
「广阔天地大有作为？你信他的！这么好的事怎么都把阶级敌人的崽女推去，他们自己的崽女就进大学、参军，进工厂。」
「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挑菜进城卖的乡里人又有难了。我们又莫想吃新鲜菜了。」
「要古巴不要美国佬？哦，难怪白糖都变了黑麻麻的古巴糖。好啰，等日本鬼子再打进来，看是古巴来救还是美国佬来救。」
「管他文化大革命还是武化大革命，我们这号人千万莫作声，能站好远站好远。」
二舅不但对时事都有自己的意见，对历史也有另类解说。有次他来我们正唱流行的电影插曲：「红军呀已北上，为的是打日本，保家乡。」他就说：「一堆南方人跑到北方去保么子家乡？延安那里又冒得日本人，那个人（手指指天上）老家湖南才是主战场。光只长沙就打了三次会战，都是国民党打的。光只将军就死了上十个，军队死了几十万。」
我们惊问：「国民党不是只晓得摘桃子吗？」
「你信他的！」
有一次二舅来我正在读《红旗飘飘》。那是一套不定期出版的革命回忆录。我读的那一期有篇文章讲到二七年红军攻下长沙，枪决了土豪劣坤叶德辉。二舅拿过书去扫了几眼，道：
「土豪劣绅？叶德辉是一代大儒！人家放了大官不作回来作学问。几多有格有品的一个读书人。」
读书人在二舅的词典是最高级的褒义词。好多大学毕业甚至出洋留过学的人，在他眼里都算不得读书人。我听了忙问：
「您晓得这个人？」
「岂止晓得。认得。我们苏家巷的邻舍。那铺人来捉他的时候我就在隔壁。当时他正在洗脚，见到那铺人杀气腾腾冲进来，他不动声色，讲了一句话：『等我把脚擦干。』这就叫作士可杀不可辱。其实先就有人来同他通风报信，要他快些走，他不肯走，舍不得一屋的书。观古堂，湖南最大的藏书楼。结果还是没保得住。王国维就是听到他被打死了才投了湖。」
「王国维是哪个？」
「也是一代大儒。你应当去看看他的书，莫尽看些乱七八糟的书。《人间词话》，那才是真学问。」
有一次他来我在看郭沬若的《洪波曲》，正看到郭到长沙碰到了文夕大火那一段，我便问二舅：「那场大火是不是真的烧得那么骇人？你碰到了吗？」
他道：「当然是真的。全长沙变成了一片火海，天都烧得通红通红的。好骇人。我们苏家巷大屋就是那次火烧掉的，巷子里的大院全部烧得一把焦。都是张治中作的好事。就算你要焦土抗战你也应当先把老百姓疏散掉，那畜生不仅不喊我们疏散，连个信都不把，深更半夜突然放起火来。其实日本鬼子过了一年才来，张治中没烧到他们一根汗毛，烧死的都是老百姓。还好我先就把你外婆她们送去了桂林，不然肯定都跑不脱。我还是搭帮半晚起来上厕所看到了火，连忙飞快地跑。」
我现在还能清晰地想起二舅说出这一番话时的姿势、面容、和口气声调。虽然激奋，但依然沉稳，他坐在一张矮脚竹椅上，身着一件对襟衫，脚踏一双和尚鞋，苍桑的神色，扎实的身形，历史仿佛从他那身古朴装束的褶皱中流泄出来。
我便问他：「苏家巷，那院子真的很大吗？」
二舅茫然地看着我，仿佛迷失在历史的褶皱中了，答非所问地道：「倒是我们坡子街的号子没有烧光。石头砌的屋，到底扎实些，只是烧掉了门窗，屋基还在那里。唉，我们号子从此元气大伤，再也没有恢复过来，跟苏家巷老屋一样⋯⋯」
我想问他：「苏家巷老屋没有修复得了吗？院子里的树也烧光了吗？后来交给政府的的房子是不是真的有三进三出？为什么不留一进自己住呢？是因为压力太大，还是有其他的原因⋯⋯」
一肚子的问题。但看着二舅惘然的神色，都没有问出口。
以后也没有找到机会问。再以后，他就老了，再以后，他就去世了。再以后，母亲也去世了。
后来，有好几次我路过苏家巷，心想是不是进去看看呢？但都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没有进去。进去干什么呢？没有银杏了，也没有古井了。说不定连那个院子也没有了。而或许明年，或许明天，也没有我了。
—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