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说「体育禁药有思想史意义」这句话，现在的年轻人不会懂，这就如同说习近平是一个「毛孙」，他们也不会懂一样，因为他们不知道毛泽东是谁，这也跟他们不知道体育曾是中共的一柄民族主义利器一样，洗脑并不像今日这般蠢笨，如让习二蛋占满电视画面、报纸版面，玩儿「羞耻感」曾是一门高级技术呢，中南海已经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乃是因为它把「民族羞耻」当补药喝下去了。 】
震惊世界的「八九学生运动」，莘莘学子的战场已不在「工体」，而是挪到了目标更显著的「天安门广场」；接着而来的就是「六四」镇压，长安街血肉横飞。中国，「一觉醒来回到旧社会」，理想主义统统淹没在血泊中，从此只有一个玩意儿更加亢奋：民族主义。
其后的故事人人皆知：「中国起飞」、「保八」（十几年GDP增长率保持在百分之八以上）、外汇存底世界第一……；这些都是源于「低人权、低劳保、低工薪」的竞争优势，但如没有「爱国主义」罩顶，能成吗？ 1993年江泽民一定要「申奥」、盖「鸟巢」，甚至为此不惜释放囚禁了十几年的魏京生。但毕竟距离「八九」屠杀太近，那年申奥失败，中国再掀仇外思潮，《中国可以说「不」》 风行。然而这都不妨碍中南海继续大办「申奥外交」，请国际公关公司包装、策划。刘晓波曾如此评价2001年7月的北京申奥成功：
『二战之后，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个城市得到奥运会的主办权，都不会像此次北京申奥成功这样，进行如此广泛的政治操作和全民动员，投入如此巨额的资金，掀起如此罕见的民族主义狂潮……。北京一百多万人上街欢庆，全国主要大城市彻夜狂欢，国家最高决策层不但出席中华世纪坛的庆祝大会，并在民众狂热的感召下，临时决定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同乐。 「实现百年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方反华势力的破产」等口号铺天盖地。而在挥舞的国旗、激动的泪水、几乎把嗓子喊劈了的欢呼的背后，支撑着这种狂热的强国心态的，正是「百年耻辱」和「东亚病夫」的历史所固化的雪耻情结、自卑心理和称霸野心。 』
北京要把2008奥运办成一幕「雪耻」大秀，国际社会是看懂了的。美国作家夏伟（Orville Schell）在美国《新闻周刊》的点评，便使用了一个字眼：humiliation（耻辱），并诠释得什为透彻：「中国终于可以自我陶醉于它的国家认同，从受害者转为胜利者，全赖奥林匹克的点金术。一场盛大的象征性的一举成功的比赛，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的耻辱一笔勾销，翻过它那受难遗产的一页，这个国家走向了春天，在世界舞台上重生，尽管中国人可能还会不对劲地继续寻找他们的自信。」
研究义和团运动的美国汉学家科恩（Paul Cohen）也指出，中国意识形态的监督者们，随时随地、从不犹豫将国家旧时之痛「用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修辞的和情感的需要」，放大其受难性质，独占了所谓「往昔痛苦的道德权力」。
中南海非得抓住国际体育盛会的机会，来向世界宣布他们收复了国家尊严，自然涉及到众所周知的那个近代图腾「东亚病夫」。这个精心设计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民族心理上对「耻辱」的培育、教唆，应有一个二十多年的草蛇灰线可寻，这便令我不由得回味起一九八七年重返「黄河」、制作《河殇》时期，那「五一九」球迷的狂躁，竟给了我第一个灵感：哦，我们中国人原来有「输不起」情结。
赵瑜与《强国梦》
『你看在这些体育竞技场上，中国人是多么狂热呵。
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大伙儿都跳、都哭。
如果输了呢？大伙就骂、就砸、就闹事。
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已经是五连冠了。压在她们肩上的是民族和历史的沉重责任。假如下一次她们输了呢？ 』
《河殇》这个著名的开头，既来自「五一九」的工体骚乱，也受了报告文学《强国梦》的启发。心浮气躁的八七、八八之交，我正在剧组里熬磨《河殇》第一集〈寻梦〉的剧本，赵瑜忽然出现了。我曾有一篇〈赵瑜剪影〉（1988年上海《文汇》月刊12月号）这么写道：
『1987年丰台青创会一别，我再没听到赵瑜的消息，不知他逛到哪里去了。年底，他披了件牛仔夹克，拎一只破箱子来到《河殇》剧组，说：「苏兄，来北京拍卖稿子啦。」那箱子里装着一部七、八万字的《强国梦》。再没那么凑巧，当时我正在构思《河殇》第一集〈寻梦〉。 《强国梦》这个题目便一下子抓住了我。
「你怎么想起来写体育了？」
「咱干过运动员。咱也爱体育这一行。瞅着现在体育被歪曲成这副模样，心里有气，手发痒，干脆捅它一下。」
我留他住在剧组，白天各写各的稿子，夜里买些下酒小菜，每每侃到凌晨。他告诉我，去年春上，他决意写体育，独自来到北京，却对天坛东侧的体育一条街两眼一抹黑，就凭一股不发怵的劲头往运动员、教练员宿舍里楞闯，舍得花钱买好酒好烟交接朋友，艰难地一点点搜集素材……。回到闭塞而又冷清的晋东南一隅，把自己关进小屋，对着墙上一张冲浪者的大幅图片，一字字写下去……。赵瑜事后对我说，当时他的确感到非常孤独；「写《强国梦》的那些日子，我像是在同整个中国较劲儿，有时恨不得把电视机砸了！」』
《强国梦》的主调，是批评国家奥运战略，冷落了群众性的强身健体，社会上充斥了「半拉子人」，科学家们「英年早逝」；赵瑜也替运动员打抱不平，抨击金牌至上，扭曲运动员精神，造成大量畸形人。他自己是运动员出身，不仅对体育内行，且有国际视野；他的报告文学采访技巧，可谓独步海内，一部《强国梦》的体育信息量之大，切中要害之深，非刘心武和理由的「五一九」可比拟。接下来他写《兵败汉城》，居然拿到国家体委最高机密，揭露了运动员使用违禁药品的爆炸问题。他思考得很苦，最终抓住了要害：竞技运动决不能代替体育。
但是，「新中国」的赶超意识，就是一种竞技，是要跟西方（国际）比快慢、高低、胜负、优劣，在所有的领域里比试；体育是第一利器，岂能逃脱？所以，它是由一个元帅主管的、半军事化的、「从娃娃抓起」的、「一条龙」的、仗着人口基数大「万里挑一」的、急功近利型训练模式的、一将成名万骨枯的…，总之，是和平建设时期的一支「雪耻」军队，战略目标是用最短时间，冲到世界第一。这个战略的最早模式，就是毛泽东的「赶英超美」，后来又直接成为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
这种「赶超欲」，被民族心理的自卑、嫉恨所驱使，也被枭雄玩于股掌之上，不仅在五○年代闹了一场荒唐的「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更在「开放时代」被来自西方的资本、文化所煎熬，仇外心智愈趋偏狭愚昧。凡此种种，令晚近中国二三十年，弥漫着憎羡交织的人格分裂氛围，摘除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又怎地？
摘自《屠龙年代》
—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