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晓康:历史耻感的把玩与教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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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说「体育禁药有思想史意义」这句话,现在的年轻人不会懂,这就如同说习近平是一个「毛孙」,他们也不会懂一样,因为他们不知道毛泽东是谁,这也跟他们不知道体育曾是中共的一柄民族主义利器一样,洗脑并不像今日这般蠢笨,如让习二蛋占满电视画面、报纸版面,玩儿「羞耻感」曾是一门高级技术呢,中南海已经不知人间还有「羞耻」二字,乃是因为它把「民族羞耻」当补药喝下去了。 】

震惊世界的「八九学生运动」,莘莘学子的战场已不在「工体」,而是挪到了目标更显著的「天安门广场」;接着而来的就是「六四」镇压,长安街血肉横飞。中国,「一觉醒来回到旧社会」,理想主义统统淹没在血泊中,从此只有一个玩意儿更加亢奋:民族主义。

其后的故事人人皆知:「中国起飞」、「保八」(十几年GDP增长率保持在百分之八以上)、外汇存底世界第一……;这些都是源于「低人权、低劳保、低工薪」的竞争优势,但如没有「爱国主义」罩顶,能成吗? 1993年江泽民一定要「申奥」、盖「鸟巢」,甚至为此不惜释放囚禁了十几年的魏京生。但毕竟距离「八九」屠杀太近,那年申奥失败,中国再掀仇外思潮,《中国可以说「不」》 风行。然而这都不妨碍中南海继续大办「申奥外交」,请国际公关公司包装、策划。刘晓波曾如此评价2001年7月的北京申奥成功:

『二战之后,任何一个国家的一个城市得到奥运会的主办权,都不会像此次北京申奥成功这样,进行如此广泛的政治操作和全民动员,投入如此巨额的资金,掀起如此罕见的民族主义狂潮……。北京一百多万人上街欢庆,全国主要大城市彻夜狂欢,国家最高决策层不但出席中华世纪坛的庆祝大会,并在民众狂热的感召下,临时决定登上天安门城楼与民同乐。 「实现百年梦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西方反华势力的破产」等口号铺天盖地。而在挥舞的国旗、激动的泪水、几乎把嗓子喊劈了的欢呼的背后,支撑着这种狂热的强国心态的,正是「百年耻辱」和「东亚病夫」的历史所固化的雪耻情结、自卑心理和称霸野心。 』

北京要把2008奥运办成一幕「雪耻」大秀,国际社会是看懂了的。美国作家夏伟(Orville Schell)在美国《新闻周刊》的点评,便使用了一个字眼:humiliation(耻辱),并诠释得什为透彻:「中国终于可以自我陶醉于它的国家认同,从受害者转为胜利者,全赖奥林匹克的点金术。一场盛大的象征性的一举成功的比赛,意味着中国历史上的耻辱一笔勾销,翻过它那受难遗产的一页,这个国家走向了春天,在世界舞台上重生,尽管中国人可能还会不对劲地继续寻找他们的自信。」

研究义和团运动的美国汉学家科恩(Paul Cohen)也指出,中国意识形态的监督者们,随时随地、从不犹豫将国家旧时之痛「用于政治的、意识形态的、修辞的和情感的需要」,放大其受难性质,独占了所谓「往昔痛苦的道德权力」。

中南海非得抓住国际体育盛会的机会,来向世界宣布他们收复了国家尊严,自然涉及到众所周知的那个近代图腾「东亚病夫」。这个精心设计是不言而喻的,但在民族心理上对「耻辱」的培育、教唆,应有一个二十多年的草蛇灰线可寻,这便令我不由得回味起一九八七年重返「黄河」、制作《河殇》时期,那「五一九」球迷的狂躁,竟给了我第一个灵感:哦,我们中国人原来有「输不起」情结。

赵瑜与《强国梦》

『你看在这些体育竞技场上,中国人是多么狂热呵。
当五星红旗升起的时候,大伙儿都跳、都哭。
如果输了呢?大伙就骂、就砸、就闹事。
一个在心理上再也输不起的民族。
中国女排的姑娘们已经是五连冠了。压在她们肩上的是民族和历史的沉重责任。假如下一次她们输了呢? 』

《河殇》这个著名的开头,既来自「五一九」的工体骚乱,也受了报告文学《强国梦》的启发。心浮气躁的八七、八八之交,我正在剧组里熬磨《河殇》第一集〈寻梦〉的剧本,赵瑜忽然出现了。我曾有一篇〈赵瑜剪影〉(1988年上海《文汇》月刊12月号)这么写道:

『1987年丰台青创会一别,我再没听到赵瑜的消息,不知他逛到哪里去了。年底,他披了件牛仔夹克,拎一只破箱子来到《河殇》剧组,说:「苏兄,来北京拍卖稿子啦。」那箱子里装着一部七、八万字的《强国梦》。再没那么凑巧,当时我正在构思《河殇》第一集〈寻梦〉。 《强国梦》这个题目便一下子抓住了我。

「你怎么想起来写体育了?」

「咱干过运动员。咱也爱体育这一行。瞅着现在体育被歪曲成这副模样,心里有气,手发痒,干脆捅它一下。」

我留他住在剧组,白天各写各的稿子,夜里买些下酒小菜,每每侃到凌晨。他告诉我,去年春上,他决意写体育,独自来到北京,却对天坛东侧的体育一条街两眼一抹黑,就凭一股不发怵的劲头往运动员、教练员宿舍里楞闯,舍得花钱买好酒好烟交接朋友,艰难地一点点搜集素材……。回到闭塞而又冷清的晋东南一隅,把自己关进小屋,对着墙上一张冲浪者的大幅图片,一字字写下去……。赵瑜事后对我说,当时他的确感到非常孤独;「写《强国梦》的那些日子,我像是在同整个中国较劲儿,有时恨不得把电视机砸了!」』

《强国梦》的主调,是批评国家奥运战略,冷落了群众性的强身健体,社会上充斥了「半拉子人」,科学家们「英年早逝」;赵瑜也替运动员打抱不平,抨击金牌至上,扭曲运动员精神,造成大量畸形人。他自己是运动员出身,不仅对体育内行,且有国际视野;他的报告文学采访技巧,可谓独步海内,一部《强国梦》的体育信息量之大,切中要害之深,非刘心武和理由的「五一九」可比拟。接下来他写《兵败汉城》,居然拿到国家体委最高机密,揭露了运动员使用违禁药品的爆炸问题。他思考得很苦,最终抓住了要害:竞技运动决不能代替体育。

但是,「新中国」的赶超意识,就是一种竞技,是要跟西方(国际)比快慢、高低、胜负、优劣,在所有的领域里比试;体育是第一利器,岂能逃脱?所以,它是由一个元帅主管的、半军事化的、「从娃娃抓起」的、「一条龙」的、仗着人口基数大「万里挑一」的、急功近利型训练模式的、一将成名万骨枯的…,总之,是和平建设时期的一支「雪耻」军队,战略目标是用最短时间,冲到世界第一。这个战略的最早模式,就是毛泽东的「赶英超美」,后来又直接成为邓小平的「摸着石头过河」。

这种「赶超欲」,被民族心理的自卑、嫉恨所驱使,也被枭雄玩于股掌之上,不仅在五○年代闹了一场荒唐的「大跃进」、饿死了几千万人;更在「开放时代」被来自西方的资本、文化所煎熬,仇外心智愈趋偏狭愚昧。凡此种种,令晚近中国二三十年,弥漫着憎羡交织的人格分裂氛围,摘除了「东亚病夫」的帽子又怎地?

摘自《屠龙年代》

—作者脸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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