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小巷所在的那条街叫作湘春街，它位于长沙城北。是一条麻石老街。街面都以凹凸不平的花岗石铺就。两边的屋子虽然都是砖木结构，看上去也跟那街面一样古老破败，怎么看怎么像革命电影里风雨飘摇的旧社会。以至我走在街上时，老是不由自主想起那年头大家耳熟能详的一句朗诵词：「苦难深重的中国人民……」
听老班子人说，从前这一整条长街，南起中山路，北至城门口，贯穿整个城北地带，都叫作北门正街。四九年之后大概为了便于管理，才把这条长街的北段划出来成为另一条街，给了它这个颇具新时代气息的名字——湘春街。
在老班子人的回忆里，相对于充满商业气息的南门正街——黄兴路，北门正街曾经是城中政治文化气息较浓的一条街。辛亥革命之后湖南的第一个都督府设在这里，第一任都督陈作新就战死在都督府。后来都督府变成了一所小学。校园里还立有陈作新铜像。直到文革才被红卫兵砸掉。长沙城最早的两所女子中学周南女中和福湘女中都在这条街上。城中最大的天主教堂和基督教堂三一堂都在这条街，三一堂创辨的那座小学——三一小学，就在三一堂旁边。
三一小学是长沙最早开设西式课程的学堂，一度是城中名校。城中较为新潮的殷实人家纷纷把子弟送入这所小学读书。 「君美就是三一小学出身的」提到这所小学时，母亲总会这样说，「所以她英文特别好，胆子特别大。」
君美是母亲大学时代最好的朋友，后来去了美国留学，拿到硕士学位以后就留在那里了。她在我们心目中是个传奇人物，因为每逢母亲感叹自已好不容易读了大学最终却沦落为家庭妇女时，就会拿她来作对比：「我在复旦跟君美睡上下铺,读书成绩也不相上下，都是班上的前几名。可她如今一定连博士都拿到了，我呢变成家庭妇女一事无成。」
之后总是以一声长叹作结:「唉——」
大约有这一层遗憾在，我们逃离大兴安岭来到长沙，户口还没有报上，母亲就在跟三舅妈策划,要设法把我们转学到北正街小学。
北正街小学就是当年的三一小学。它位于北正街南端，不属我们所在的学区，所以要找关系才进得去。
我开始写这篇回忆时，曾经到网上查找北正街小学。可是在百度网打出「长沙北正街小学」的字样搜寻，却只看到有一所「常德北正街小学」出现。打出「长沙三一堂」搜寻，也只有几张哥特风格教堂的图片出现。但我一眼就认出来，那正是我读过书的北正街小学的大礼堂。
这就是说,从四年级下学期到六年级小学毕业，我有两年半的时间在那座教堂出没。不过在我的记忆里，那座教堂一点也不似照片里那么美丽，那雕花精美的铸铁大门，那直冲云天的教堂尖顶，怎么在我记忆里影子都不见呢？依稀回想得起来的，只有那一面冷硬的麻石外墙，突兀地呈现在北正街灰黯破败的砖瓦板壁房子之间。
再看照片下面的说明文字，也只字未提北正街小学，只说教堂曾叫作中华圣公会三一堂，始建于1905年，「解放后曾先后作为长沙市百货公司火柴仓库、湘财公司庆典中心」云云。
让我相信图片上的教堂的确是北正街小学的，不是去北正街实地踏访，而是无意中读到的一篇家族回忆录。作者童年时代住在潮宗街，那是北正街小学斜对面的一条小街。他说他五十年代初曾在北正街小学上学。
「印象中学校的大门是在左局街，我们一般都从那个小木门出进。教堂大门反而变成了后门。」他在回忆录中这样写道，「有时候我们作值日生作晚了，大门关上了，就会去央求传达室大爷开那道后门让我们抄近路回家。」
他这么一说我也想起来了。没错,有几次我们排练节目或是开会什么的回家晚了,老师就领我们从教堂旁边出去。但也不是大门，而是旁边的一道木制小门。大概一九六零年我转学去时所看到的教堂，比他五十年代初看到的教堂又衰落了几分，大铁门根本不开了。
不过，有一点是确切无误的，那就是虽然继承了如此高大上的校舍，北正街小学却再不复当年三一小学的风光，它不再是名校，便是在北区小学里也排不到前十名。我想，这跟北正街也不再是北门正街有关吧？
那时的北正街已然一条穷街，街上别说没什么豪门大院了，就连小门小户也鲜见。一条坑坑洼洼的麻石小街，两边差不多都是商铺,最堂皇的店铺都只有一层楼，分别是北协盛药铺、百花村南货铺和同利长南贷铺，其他就都是门面小小的饮食店杂货铺什么的了。最小的铺子门面宽不过一米，是卖酸刀豆和黄草纸的小摊。
街两边不时伸张出一条小巷，狭窄，肮脏，充斥着一些阴暗潮湿的棚屋。居民大多是贩夫走卒,所谓的低端人口：卖烧饼的，卖油条的，修鞋的，剃头的，拉板车的，推板车的，其中好多是零工散工，手停口停之辈。在讲究阶级成分的新社会里，他们得到了个冠冕堂皇的名称——游民无产者。这名称出自那篇名之曰<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的「最高指示」，文中对这一阶层的人士十分抬举，说他们「如引导得法」,可以跟工农兵一起,「变成一种革命力量」。所以也算在无产阶级之列。
我们班五十多人，至少有百分之八十是此等人士的子弟。王朔名句「我是流氓我怕谁」用以形容我这些同学的作派十分到位。虽说我们班男生的流氓气与王朔小说中大院子弟的流氓气差别显著，但那只是烂白菜和新鲜白菜的差别，材质相同，等级不同。两者行为之粗痞蛮横无法无天如出一辙，前途命运却不可同日而语。上了位的游民无产者跟在野的游民无产者自然不在一个等级上。京城大院的小流氓得以成名立万, 外省小街的小流氓有个正当职业就算了不起了。我的男同学们后来变成大流氓、判刑劳改者大有人在。有个同学还在某次严打运动中因偷扒抢劫被判了死刑。
我们的班风可想而知。班上同学无论男女，个个出口成「脏」。 「我」这一人称代词在我们班的字典里是没有的。男孩女孩皆自称老子。互称则必在对方的姓名后加个「X」字。置身于北正街小学「X」声不绝于耳的教室，我那大兴安岭林区小学的惨淡回忆，相形之下竟有了几分浪漫色彩。
这让我的北正街小学生涯成为噩梦，成天生活在被班上男恶霸女恶霸欺凌的威胁中,报考中学时便想远走高飞。对男生的厌恶让我向往女校。不幸长沙最好的女校四中也在这条长街上，只是往北边移了六七百米，位于北正街的延伸部分湘春街上。这种纠结心理让我填写的志愿很荒诞，第一志愿四中，第二志愿一中。你想想，考得好的话四中必收我入其囊中，考得不好四中不收，一中就更不会收了。结果可想而知，我进了四中。还是没出北正街。
无论我就读时的长沙四中，还是如今名字改回其原始名字的周南中学，都如三一小学般不复民国时代风光了。它依然算名校，但在长沙市的中学排名里只能屈居第五或第六。校园倒还保留了一座当年的老建筑，但在那些轻佻张扬的高楼大厦中, 那座典雅古朴的小楼就象一名绅士陷身于一群现代嘻皮士之间,斯人独憔悴。
不知道如今的周南中学招生范围如何,当年的长沙四中是面向全城招生的,而即算在大力贯彻阶级路线的六十年代中期，中学基本上还凭入学考试成绩取录学生，所以我的中学同学大都是来自全城各校的优等生，且都是女孩。三年初中生涯，我终于得以耳根清净。
然而好景不常，一九六六年八月，文革风暴乍起，这些好女孩跑去北京串联，到天安门广场参加了红司令第二次大接见。又到「要武」之风最烈的几间中学围观了红卫兵打杀老师同学之暴行,其中一些「根正苗红」者，回来就摇身一变，从好女孩变成了母夜叉。她们甚至连衣着打扮也模仿北京那帮革命小将,身着黄军装，臂带红袖章，手中拎条皮带,动辄朝空中甚或老师同学身上挥舞。竟比北正街小学男性街头霸王又恐怖了十分。
我们学校自此得长沙城打砸抢抄风气之先，校园里妈妈声不绝于耳，教室变牛棚，操场变刑场,不止一间教室门口升起了腾腾火光,不止一位老师在学生的毒打凌辱下死于非命。惊看我这些一夜变脸的野蛮同学，北正街小学同学的粗言秽语，是小巫见大巫了。
—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