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失败者回忆录0824)—我最满意的一访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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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与「星期五主场」的编导尤翠茵(左)和主持人陈淑怡合照

在前面回忆黎智英的几篇文章中,我已谈到他是支持港人治港、一国两制的「大中华派」,曾指示旗下报刊不要让本土派发表太多言论。

这种取向,我认为主要是基于当时整个西方世界对中国和香港的态度。西方企业乐见中国开放后给他们提供的廉价劳力、土地使用权和无污染代价的投资环境,乐见中国的超大市场。西方政界又一厢情愿地认为中国的经济发展必然带来社会的自由、民主和遵守规则的价值观。而香港作为前进中国的基地,中国也必定会让香港保持一国两制,以符合中国的利益。

西方世界对香港人受到的侵凌不太关注。世界上比香港惨的地方多得是。香港人自主的前景反而使西方难以捉摸,因此,西方愿意支持的是:在一国两制下争取《基本法》订下的民主普选。

本土化思潮在九七后约十年兴起,泛民的支持者开始流失。 2010年民主党走进中联办商讨并妥协产生政改方案后,每次选举都受到本土派挑战。在「告急」声中,泛民要求选民不要分散票源给本土派,以致使建制派「渔翁得利」。于是,有了要求选民「含泪投票」给不喜欢的民主派的说法。

黎智英在每次选举时也下令报刊配合支持泛民主派候选人。我主编论坛版因为要文章好看,不但没有配合支持泛民主派,反而会提供泛民与本土展开论战的空间。因为读者爱看不同意见的争锋,而且真理越辩越明。终于,黎智英撤换了我的主编职务,使最热闹的论坛沦为泛民的喉舌。

不过,诚如我先前所说,我对此无怨。他是老板,有他的民主观念,也有与国际社会的意识契合的想法。
后来,有一个网上分享软体Foxy 披露黎智英政治捐款的讯息,指他从2006年到2011年,捐给民主党1369万港币,捐给公民党1455万港币。

政治捐款在民主国家事属寻常,但在中共高度介入香港政治的情况下,几乎没有商人愿意给民主派捐款。泛民或本土的政治捐款来源多靠在游行时设于路边的「街站」。黎智英对泛民的大额捐款是一大消息,而更重要的讯息,则是报导指在09/10年度,他的捐款占民主党非会员捐款的99%,占公民党的68.2%。他固然是泛民的「大水库」,也同时证明泛民来自一般市民的捐款少得可怜。

香港民意趋向已经很清楚。在中共封杀民主普选,大陆对香港人生活的滋扰侵凌下,港人捍卫本土的意识不断升高。而泛民主派虽然也反共争民主,却不但没有积极支持本土意识,反而打压本土派,导致支持者流失,财源枯竭,靠黎智英独撑。

我尽管不再主编论坛,但仍在《苹果》写社论。我忠于自己的认知,不受黎智英及《苹果》偏向泛民的立场所左右。我提出自有人类以来,所有的民主都是本土民主,从没有自上而下的恩赐民主。乞求强权分些政治权利给人民,是不可能的,《基本法》列明也无济于事。必须以本土利益联系最广泛的市民,即使力量仍不足以对抗强权,也还是一股拧在一起的力量。

我强调「自决」不等于「独立」,自决是世界人权公约订明的基本人权,是权利;而独立则是自决追求的目标之一,但不是唯一;自决的结果不一定是独立,可以是一国两制,或与中国完全融合的一国一制。我又指出「独立」的英文是independent,它的造词结构从dependent 而来,指的是与依赖、依附相反的状态。它的反义词不是统一(united),统一是指与分裂相反的状态,是先有分才有合(统一)。一个独立的人,指其有独立思想、独立人格,有自主意识和自由意志,他的行为与抉择基本上不受他方影响。

我在社论反覆强调,香港市民有宣传港独的言论自由。因为只要不是行动的一部分,没有引起「明显而立即的危险」,言论自由不应该有任何限制。

我站在本土和年轻人一边的言论,在那几年颇受关注,特别在年轻人中被广泛传阅。 2015年2月6日,香港电台邀我出席「星期五主场」节目,在主持人咄咄逼人·下,我简略谈到当时社会关心的几个主要问题。我事前没有准备,不知道主持人会问什么,但因为大部分问题都是我写过或至少在脑子里盘旋过的,因此不加思索地迎刃而答。当晚在电视台播出后,立即在各网页被广泛传播。网民的回应延续了好几个月,绝大部分是正面的。我自己也觉得那是我那几年最满意的访谈。

网民回应中,最令我感动的是署名马黑白写的《李怡先生,谢谢你》。在短短的文章中,这位年轻人洞悉了我以八旬之年,为文、发声的用心和立意,诚恳地向我致谢。得到年轻人的共鸣,使我深感所有的努力,没有白费。 (187)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