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9月27日国防部政治部主任蒋经国召开记者会，宣布436名「匪谍」自首和「中共中央局台湾地下工作组织负责人」洪国式脱离中共两大消息，隔天《中央日报》头版报导。 （图片由作者提供）
1961年的「光辉十月」，10月31日「伟人诞辰」当天，在台北县北投镇下八仙的基隆河面上（今天台北市北投区八仙里的下八仙河岸），距离岸边三公尺处，发现一具男性浮尸。尸体已腐，全身赤裸，仅余头部、肋骨、右手及左脚，胸部及腹部均空虚，内脏全无。
一具浮尸，挑起敏感话题
阳明山警察局获报，除派员前往现场处理，还向警备总部保安处报告。该处正在寻找一位失踪多日的重要人物「洪秀升」。保安处当晚将尸体运到警务处刑警大队，经过指纹比对，确认洪某无误，隔天即请法医杨日松相验。由于尸体残腐，杨日松无法断定自杀或他杀；但根据解剖脑、颈部无骨折出血及扼痕来看，「推定生前窒息死亡可能性较多」。但这份谨慎的报告，警总基于政治考量，对内对外以「自杀」定调，甚至对国安局的报告也称自杀。
档案显示，洪秀升于5天前，也就是10月26日，从住所外出后失踪。当时他的对外身分是教官。 10月30日《新生报》刊登短讯「警总一教官，失踪待查寻」；同日美联社也发出类似短讯。及至尸体发现，11月3日《民族晚报》以「教官不知何处去，淡水河边现半尸。失踪已旬日验为自杀，核对指纹知为洪秀升」为题大幅报导。同日「洪故咨议治丧委员会」在《中央日报》刊登讣闻，说他「久罹痼疾……遽遭大故」，这时外界才知道他不只是警总教官，而且是警总咨议。
1961年11月3日《中央日报》刊登洪秀升（洪国式）的讣闻。由于事涉敏感，讣闻不仅排在左下角不起眼的位置小幅处理，而且摆在「香港梁济时海狗丸」的大幅广告旁边，以取得遮掩效果。 （图片由作者提供）
戒严年代，警总是神秘的「军警特三合一」怪兽，只要无关宣传，大小活动都保密到家，何以一个教官的失踪和死亡，会走漏消息，并引起媒体重视？但媒体又遮遮掩掩，最关键的部分欲言又止。直到11月6日，《征信新闻报》（中国时报前身）发行人余纪忠，嘱记者蔡策向警总政治部主任王超凡求证：「洪秀升是不是洪国式？」其实这只是走一个新闻的求证流程，因为余纪忠已打算发布「此洪即彼洪」的重磅爆料。这让警总伤脑筋，总司令黄杰行文国安局：「余纪忠为人执拗，甚难与其协调」，「本部不能承认，亦未便否认，答复甚难措词」。
国安局干部有人主张：「此项消息，宜采取一切方法防止见诸新闻报导，并查究消息来源。」也有人认为报纸虽不刊登，社会亦必流传，「若警总再加否认，益足启人疑窦」，建议由警总主动而简略报导为宜。局长陈大庆裁示后者。警总有没有照办？档案未载。但不免令人好奇：洪国式究竟是谁？何以他的死亡，能挑起情治官员的敏感神经，甚至想不择手段封锁消息？
来台渗透，踏上风暴之旅
情治单位的反应可以理解，因为洪国式确实大咖。他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在台湾地下组织的负责人，在所有货真价实的「匪谍」中位阶最高；于白色恐怖所牵连的人数，仅次于中共中央社会部派来的于非。不同的是，于非在台湾蹲点一年多，1950年3月逃回中国，2005年以94岁高龄去世；洪国式来台才两个月，就在1950年2月被捕，从此被「运用」了11年，44岁魂断台北。他的故事，对于现今被中共强烈渗透的台湾，具有重大参考意义。
洪国式，1918年生，辽宁海城人，重庆大学数理系三年级肄业。 1938年加入中共，历任学运、教育、组训、社调等工作，先后受董必武、陈云、李克农领导。 1949年奉中央政治局联络部长李克农之命赴港，12月12日转来台湾。谁知才过几天，就被当局盯上，这趟台湾之行，一开始就注定失败。
原来在洪国式来台之前，保安司令部已接获港、台情资，谓中共将派遣干员潜台活动。 12月中旬，洪国式出现在空军新生社，打探军官杨文亮的住处。由于「面目生疏、言语唐突，为状可疑」，很快被保安司令部锁定，并派杨文亮与他热络寒暄，探知虚实。几次会面，建立交情后，洪竟表明身分，要吸收杨加入组织，结果铸成大错。
问题出在资讯。杨文亮是其投共的军校同学赵德明介绍给洪国式的，杨在大陆有红色经历，被赵视为「自己人」，建议洪可策反他；殊不知杨来台后向当局自首，立场已经转变，但洪对这至关重要的「资讯更新」浑然不知，仍照计画行事，且交派他在空军建立小组的任务。
反间大戏，当局瓮中捉鳖
洪国式虽然自投罗网，但保安司令部不急着收网，反而放长线钓大鱼。该部找了三名军人：杨文亮、陈琦、包文有，组成演技精湛的影帝级团队，和洪国式假意交陪，个个都是一副「自己人」的样子。结果很快取得洪的信任，并掌握洪的工作计画，包括情工（情报调查）和敌工（策反军队）的细节。
这场谍对谍「反间大戏」的高潮，发生在1950年2月28日，地点是台北车站。按照保安司令部的剧本，杨文亮和洪国式要在这里碰头。保安处调派大批军警充当临时演员，假扮散兵游民和一般旅客，然后让真军警以取缔「散兵游民」为由发动突击检查，将所有人（包括洪、杨）通通逮捕，送到警局审问，能证明身分者始予保释。保安处早就从「影帝」口中得知洪的身分证有问题，因此命洪觅保，以证明身分，还暗示「有钱好办事」。洪为了尽快脱困，急忙找人来保，请人送钱，于此牵扯出郭秉衡、邹曙等十几个关系人。
接着保安处收网，直接摊牌，说服洪国式坦诚配合、坦白交代（其余台词请自行想像）。事已至此，洪纵有万般懊悔，在保安处掌握绝对的主场优势下，只好又供出刘全礼、胡玉麟等15名关系人。如果洪的故事拍成谍报片，那么惊悚的画面是，他每交出一个名单，就有一人被戴上手铐，由特务押上吉普车载到保安处刑讯，逼他们再交出其他人。整个雪球滚到最后，最后被办成一个「刘全礼等叛乱案」。全案除洪以外，共有69人被捕，大部分为军公人员；其中郭铎、徐侠等46人交保；刘全礼、郭秉衡等23人交付军审。交付军审者中，死刑多达9人，其余都在3年以下，包括7人获判无罪。
灌水大案，隐藏白恐黑数
这些数字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交保者46人，占全案67%，表示滥捕严重。而查促转会《任务总结报告》的「政治案件当事人资料汇整清单」（这是目前收录最齐全的政治犯名单），几乎都未列入，表示这些人迄今仍为「黑数」。笔者研判，这种黑数最少还有几百例。如今《威权统治时期国家不法行为被害者权利回复条例》已经通过，如何将黑数进行总清查是当务之急，以免衍生「有人领两次，有人都没领」的不合理情形。
第二、本案交保46人，无罪7人，合计53人，占全部被捕者77%，比例惊人。表示这是一个灌水型、虚胖型的「大案」，全案核心分子只有洪国式和9名死刑者。这个不是冤案的案子，竟有许多冤枉被捕者；或者说，它既非冤案，又是冤案，真相就这么奇怪。
这个怪案连名称也怪，照理应称为「洪国式案」，却变成「刘全礼案」。原因就是洪某的来头太大了，官方要掌握中共中央政治局（党中央）、李克农（特务头子）、董必武（后任国家副主席）、陈云（后任国务院副总理）这些敌情资讯，制订相关计画，放眼全台「匪谍」，只有洪某能够提供。因此和蔡孝干一样，洪某由于「知道很多」，得以免死。资讯害了他，也救了他。 1950年8月蒋介石批示：洪国式准予留置，交保安司令部看管运用。洪不受审判，本案案首遂由排名第二的刘全礼递补。刘为东南长官公署上尉参谋，其父刘多荃是投共的国军二级上将。
惊涛骇浪，机密情报攻防
洪国式在资讯的贡献上，主要有两点：第一、他向当局提供许多机密情报，包括中共的派系斗争和高干分析、情报系统的各级组织和领导人、在台地下组织和如何对台工作等。譬如他透露中共在台情报系统共有7个：中央局、华东局、华南局、福建军区、台湾民主同盟、情报总署、民革；又说，中共认为台湾战役就是海空作战，所以对台湾的海空军特别注意（想想蒋介石的「大陆军主义」编制；以及台湾今天如何饱受共机、共舰骚扰等）。这是「开源」部分。
第二、他向当局透露，刘全礼曾提供他多项军事情报，包括全台驻军战力、装甲兵战车数量、团级以上驻军地点、基隆高雄要塞炮台阵地，以及「台湾人事问题，尤其长官与孙司令官之感情」（这句翻成白话，就是陈诚与孙立人的矛盾）等。这些军事机密因为洪国式的供述，及时被当局「截流」；否则落入中共之手，后果难以想像。
这就凸显1950年代白色恐怖中，「中共遣台／外省共谍案」和「非中共遣台／台籍涉共案」的巨大差异。刘全礼提供的军事情报，放眼所有台籍人士，即使是中共遣台的「省工委」领导班子蔡孝干和张志忠，没人能拿得出来。外省共谍，包括洪国式案、吴石案、苏艺林案等，和国民党的斗争都是刀刀见骨的殊死战，没在跟你唱麦浪、贴标语、搞护厂、开读书会、没有加入名加入、不是党员号党员。他们才真正在做惊涛骇浪的国共斗争，真正在「着手实行颠覆政府」，也才真正被中共重视和承认。吾人看待这段历史，宜善分辨，不必膨胀台湾左翼政治犯（如省工委诸君）对中共、「祖国」的重要性。
绝境求生，配合运用11年
回到本题。机密情报的「开源截流」，只是当局「运用」洪国式的第一步。接下来11年，当局不断给他工作，也不断对他观察考评。他在保安处考管7年多，「生活言行从无越轨」；1951年当局破获重整省工委，「其中部分顽劣匪徒曾运用洪国式予以说服」。后协助保安处研整「肃防」线索，「工作情绪甚佳」，「协助侦讯工作，用以现身说法，亦具绩效」。
1958年派往新生训导处，担任主任教官两年，教授「苏俄侵华史」。上过课的陈英泰（台大毕业，坐牢12年）说：「他脑里真有东西，一讲课就滔滔不绝，风趣十足，言之有物。故他讲课很受大家欢迎，但管理人员看来不是味道」。虽然如此，官方档案还是记载：「工作认真负责，考评优良」、「沉默寡言，富于情感，学识丰富」、「工作认真，成绩卓著，殊堪嘉许」。
1960年11月又调回保安处，担任反渗透侦讯工作，职称为咨议，待遇比照上校。对内联络使用本名，对外接触使用「洪秀升」，这是他的别号。 1961年2月又被国民党中六组（陆工会前身）借调，担任匪情研究委员。该组的考核是「洪秀升同志老成持重，工作认真，成绩良好，良足告慰」。
从「洪匪国式」到「洪秀升同志」，从洪教官、洪咨议到洪委员，这条运用之路让洪国式起死回生、渐入佳境；尤其几乎「零负评」的考核，也终于在1958年3月让蒋介石放心，准其自新。洪国式至此才获得自由（当然是有限自由），结束「留校察看」的岁月，变成国民党的自己人。
这看起来很「励志」吗？不，非常惊悚！从这些「沉默寡言」、「老成持重」、「工作认真」、「生活言行从无越轨」的考评来看，洪国式其实是提心吊胆走钢索，战战兢兢过日子。笔者怀疑，「富于情感」才是他的本性，其他都是拼命ㄍㄧㄥ出来的。其实「运用」这招相当阴险，不乏兔死狗烹之例。高一生、汤守仁、陈显富、李妈兜等都曾被当局运用，后来都判死刑。别的不讲，光是本案的刘全礼和另案的刘光典（中共交通员，协助洪搜集情报），也是先被运用，后因「无运用可能」和「无运用价值」而送上刑场。这些血淋淋的例子，洪国式看在眼里。
悔恨恐惧，宁做孤独隐士
洪国式的内心戏有一例证。 1960年雷震案发，洪国式被警总交派任务，化装成人犯，入住军法处看守所，与雷震同押一房，对其进行卧底工作，为时104天。黄杰称许洪的卧底，使「雷震阴谋企图尽在掌握之中，此项丰硕成果，端赖于洪员坚忍敏慧之工作精神，尤堪嘉尚」。
是这样吗？恐怕是演给警总看的。因为雷震在回忆录也提到这件事。雷震也知道洪国式前来卧底，而且说特务机关要洪诬他是匪谍，但「洪国式不但不肯诬陷我，反而同情我，要我说话当心」。为什么当心？洪说：「那些军法官都是衣冠禽兽，不晓得将来如何编织。」雷震认为，由于洪不肯诬他，当局才找上刘子英，利用刘将雷入罪。
1960年《自由中国》杂志创办人雷震（如图）被当局诬以叛乱罪入狱，并派洪国式卧底。洪不忍出卖雷震，但又要对当局交代，可谓煞费苦心（图片取自网路）。
洪国式即使恢复自由，依然沉潜低调。保安处观察，他被捕后11年以来，「平日除散步及与本处或新生训导处人员外，甚少交往；非情面难却，不涉足娱乐场所。惟爱围棋，故常至围棋之家与本处已退役之梁宗禹中校对弈」。他当然知道「老大哥」无所不在的窥视，因此以极简的人际关系作为保护色。但除此之外，或许还有不为人知的挣扎。毕竟他曾因「富于情感」，一入敌营就对敌人推心置腹，才两个月就天翻地覆，69人被捕，9人丧命。对这无比震撼的发展，正常人应该会被悔恨之情啃啮一辈子；如果觉得「生无可恋」，那是情理之常。
死因成谜，留下反共遗产
但这一点，不能解释洪国式死于自杀。如果他想轻生，早在1958年自新后，在行动相对自由、监视相对放松的新生训导处，多的是机会。官方档案显示，他晚年为病所苦，肺已穿孔，心脏有病，胃又欠佳，但失踪前仍「情绪甚佳，未发现有厌世迹象」。何况杨日松的验尸报告只推定「生前窒息死亡可能性较多」，窒息死亡不一定要自己投河，也可能是被人投河。
如果洪死于他杀，那凶手又是谁？警总和国民党中六组应可排除嫌疑，因为他们需要洪国式。戒严年代，调查局是匪情研究的重心，情报局是敌后工作的本营，警总能「输阵不输人」的，就是洪国式这张王牌。而洪与人寡交，被挟怨报复的可能性也趋近于零。那么，又是谁杀他呢？是国民党某些「自走炮」的特务？刘全礼案受难者的亲友？还是中共派来暗杀他的特工？
洪国式之死扑朔迷离，衍发诸多揣测，多半怀疑是国民党下毒手。但从档案检视，可能性不大，至少不是国民党官方下令。由于他「功在党国」，警总和国民党中六组成立「洪故咨议治丧委员会」，于11月3日上午在台北市殡仪馆设灵公祭，中午安葬于六张犁的台北市第八公墓。虽因其身分敏感，不能将后事办得盛大哀荣，但也郑重哀戚地为老友送上最后一程。
洪国式的故事富含启示。它昭告世人：当知统战渗透之寻常，国安维护之不易。他虽被迫「转变」，弃共投国，却也为台湾留下珍贵的反共遗产。这位北京中南海派来的高级特工，早在70年前就告诉台湾当局：中共对台地下工作有一个绝对有利的条件：「台湾各界人士普遍动摇现象的存在」。对照今日（特别在马政府执政期间）台湾各界人士被中共统战搞得迷迷糊糊、认知作战摇得东倒西歪，这句警言特别令人心惊。
※作者为政大台湾史研究所硕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