朋友传来一则贴文，讲的是北京大院子弟，有点意思。不过照此文说法，北京大院似乎就只有革干大院、军干大院。其实北京的大院种类繁多，还有高知大院、艺术家大院、机关大院、大杂院。

五十年代我住的那个大院，位于东交民巷附近，是个叫作「和大」（今对外友协）的机关大院。旁边那个大院是外交部大院。斜对面是团中央大院。这类大院住的都是中央机关的中下层干部。大多数是知识分子，也有少数后勤、人事干部。我看那些革干军干大院子弟书写的大院记忆，感觉跟我的大院记忆简直是两个世界。

我们大院的孩子都比较文明礼貌，从未发生过打架斗殴事件。最多是大家一起在院子里玩捉迷藏之类的游戏。若是呼啸喧闹得太厉害，只要哪家门口有人现身朝我们望望，不用他发声，大家就即刻收敛。我想，这是因为各家的大人都象我妈那样叮嘱过孩子：千万不要吵到别人。

反右运动中，我们大院被打成右派者至少有五人，都是知识分子。其中四位是归国华侨，被流放去了大兴安岭林区。在那名阴险毒辣的人事科长洪某某运作下，有两家是被全家扫地出门的。就是我家和印尼华侨郭叔叔家。

和大派去的押送人员是人事科副科长，姓白，也是住在我们大院的。他新调来不久，是个转业军人。在我眼里，相对于科长洪某某，他要算友善的了。一路上对这一车被押送的右派分子都算客气。在哈尔滨火车站转车时，他甚至帮着我爸爸搀扶我的小脚奶奶下车。

他家老二是一年级下学期转学到我们班的。我忘了她的名字，因为我总叫她二白。本来我天天邀她一起去上学，可有一天，我去邀她，她妈妈出来跟我说：「她还没吃完饭，你先走吧。」

不过外交部大院我那两位同学还是来邀我我一块上学。那是两个毫不紧张活泼有余的男孩。我还记得他们的名字，一个叫曹新国，一个叫钟其九。放学时，我们也照常一块回家。走到半路印度大使馆门口时，正在跟曹新国打闹的钟其九突然站住，朝马路对面喊道：「嘿！二白！」

曹新国就喊：「过来呀！过来！」

我朝马路对面望去，却见二白把头一低，不仅不过来，反而加快了脚步。钟其九以为她没听见，把两手放到嘴边作成话筒，又喊了一嗓子：「二白——过来！」曹新国比较精灵，他大概意识到了什么，拉住钟其九道：「德性，别理她！」

在我们机关大院孩子的语汇里，「德性」就是最厉害的骂人话了。

这时二白回过了头，她目光朝我们这边一扫，停在了我的脸上。这么多年过去了，我还记得二白停在我脸上的那两道目光，怜悯？冷漠？冷峻？轻蔑？鄙夷？我摸不准。毕竟，我只是个七岁的女孩。她也是。

之后的许多年里，我常常想起那两道目光，尤其是一九六六年北京红八月的恐怖蔓延到我们校园时。当我看见我那些温良女同学一夜变脸，变成满口国骂向老师同学挥舞皮带的母夜叉，心中就闪现二白的目光。 「她会不会也变成打手了呢？」我心里想。

然而跟着我心里就会闪现她爸爸小心翼翼搀扶着我奶奶的身影，在那个北风呼啸的哈尔滨火车站。让我妈妈感叹：「白同志人好。」「

「不，她不会变成那样的。」我想。

有一天，我读到作家冯骥才的文革回忆，说是把他家抄砸成废墟的红卫兵中，有个女孩，模样周正，目光却叫人害怕。她不声不响，砸起东西来分外狠毒。她会把同伙还没砸烂的东西一一翻出，有条不紊地砸个粉碎。冯骥才印象特深刻的一个细节是：她把他家相簿中的每张照片都拉出来，撕成两半，她格外注意那些有美丽女性的照片。她冷笑着，秀气的眼睛闪着寒光，用白白的手把它们撕成碎片。

看到这里，我心里一抖，又想起二白从马路对面朝我射来的目光。

我已经记不得她的面孔了，但那目光却执拗地沉埋心底，不肯消褪。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