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第15章：罗瑞卿确定两大报同发“最基本原则”
他继续关切，直到文章在人民日报上版和印刷
罗瑞卿打电话对正值夜班的人民日报副总编辑李庄说：错一个字唯你是问——对话者正是当年的抗大学员，这是校长和学生的最后对话。
罗瑞卿确定，吴江的文章将在6月24日的《解放军报》发表。他和胡耀邦筹划，《人民日报》将在同一天发表该文，发表时标明作者是“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新华社同一天发通稿。《光明日报》则在6月25日全文转载。
几家大新闻单位通力合作，就要胡耀邦协调人民日报总编辑胡绩伟和《光明日报》总编辑杨西光，还有新华社总编辑曾涛来安排了，因为军委和人民日报、新华社、光明日报分属不同的序列，罗瑞卿并不熟悉胡绩伟、杨西光和曾涛。
在目前所知所见的各种文献中，未见罗瑞卿、胡耀邦、胡绩伟及杨西光就此事往返商议的较详细记载。胡绩伟在他的回忆录中仅有一句话，对同时发表这篇文章，是胡耀邦“同我们几个新闻单位事先约定好的。”
吴江文章长达1.6万字，需要将近3个整版才能刊登出来，当时的“大报”《人民日报》日出6个版，军报每日4个版，若按常规，吴江一篇文章要占前者的将近一半，占后者版面的大部分。刊登这样的长文章，惊动很大，要做未雨绸缪的安排。
在人民日报这边，当时由副总编辑李庄长期值守夜班，刊登吴江的长文，胡绩伟需通过李庄的夜班落实下去。
李庄（1918-2006）抗日战争中投身革命，1965年10月任人民日报副总编辑，1966年5月即因“文革”爆发停止职务，在11年后的1977年11月再次被任命为人民日报副总编辑。
对于拨乱反正，对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李庄和总编辑胡绩伟的认识高度一致。说来也巧，李庄曾是罗瑞卿的学生。
抗日战争中的1940年，副校长罗瑞卿率领抗大总队从延安挺进晋东南创办抗大一分校，李庄在这时成为抗大第6期学员。罗瑞卿全面主持一分校事务任校长，因此与李庄有师生之谊。
20世纪80年代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李庄
李庄回忆，吴江的文章安排在6月24日刊出，这是《解放军报》的文章，但《人民日报》与《解放军报》同日见报，文前署名“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末不注明“转载”军报。这种情况是少有的，“是军报对我们的照顾”。“为使文章顺利发出，罗瑞卿大将可谓悉心考虑，事无巨细，周到安排，决不让文章出任何差错。”
人民日报夜班做好了刊登《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文章的准备。李庄回忆，6月23日22时到翌日凌晨2时许，他值夜班时接到罗瑞卿直接打来的3次电话。
罗瑞卿在第一个电话中先问李庄，当天有没有适当版面刊登吴江的文章？如果有重要当日新闻，《人民日报》不便于安排版面，《解放军报》可以推迟一两天发稿。总之和《人民日报》“务必同日见报”。
罗瑞卿得知此文现在已经拼成版面，方才放心。
过了一会儿，罗瑞卿又打来电话，要李庄和当夜主要值班编辑“最后多找几个同志仔细看看此稿的清样，如有意见及时提出，他斟酌修改还来得及。”
李庄自然答应。
没有想到罗瑞卿又打来了第3次电话，询问版面怎样安排？
李庄回答，准备放在1版下半版2/5的版面，作通栏标题，内文排5号楷体。
罗瑞卿马上问，一版上半版放什么？
李庄回答：是华国锋主席会见阿曼外交大臣的新闻和照片。
罗瑞卿略加思索表示同意，同时吩咐，版面如有变动，不管到什么时候一定告诉他；校对要好好看，编辑也要仔细看，“有一个错字，唯你是问。”
这句话很重了。
李庄回答：“我们一定加倍仔细，请校长放心。”
李庄在此时此刻将罗瑞卿称为“校长”，正是对应“唯你是问”的。
罗瑞卿可能久已不闻“校长”二字，称他“校长”者必定是当年抗大学员，为此稍有迟疑。
李庄补充了一句：“想起抗大的生活，我还是愿意叫你校长。”
这句话罗瑞卿完全听明白了，在电话中轻轻叹息：“我已经老了，你也不是青年了。”（人民日报出版社、宁夏人民出版社《李庄文集回忆录编》下卷，2004年出版，第418-420页）
1978年6月24日《人民日报》1版刊出“解放军报特约评论员”1.6万字的长文《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解放军报》同日刊登这篇文章。
罗瑞卿看到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在6月24日的《解放军报》和《人民日报》同时发表。
《解放军报》于6月24日以“本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用1版大半版、2版整版和3版的部分版面刊登了这篇1.6万字的《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理》。
人民日报用了1版下半版2/5版面，转3版整版，加上4版下半版2/5版面，将全文刊登完毕。这可能是该报1978年刊登的字数最多的一篇文章。
《光明日报》于6月25日全文转载。
1978年7月15日，罗瑞卿乘飞机前往联邦德国接受手术，于7月18日抵达波恩。
1978年8月3日前，罗瑞卿在西德的医院草坪上的最后留影。
8月2日上午，手术顺利进行。
当地时间8月3日凌晨2时40分，因突发心肌梗死，罗瑞卿辞世，享年72岁。
罗瑞卿辞世的消息传来，诗人张志民写了一首诗《我们的宝剑》，诗中写道：
你去了！
在我们——
最需要你的时间。
……
你的离去，
使我们失去了一柄
——锋利的宝剑！
在北京，得知罗瑞卿逝世消息最感悲痛的恐怕莫过于胡耀邦。夫人郝治平在罗瑞卿辞世后随即打出几个电话，其中一个是打给胡耀邦的。
在真理标准大讨论刚刚展开的时刻，在胡耀邦身前遮风挡雨的罗瑞卿大将离去了，这正是胡耀邦最需要罗大将军的时刻。
此刻的北京时当上午，郝治平的电话是从波恩直接打来的。胡耀邦接听电话，面色陡变，半晌说不出话来，然后说出几句安慰的话才放下话筒。他正与部下所作的交谈也说不下去了，只好散去。
从1977年8月再度担任军委秘书长，到1978年8月3日，罗瑞卿复出仅仅11个月，他是在轮椅上完成自己最后的职责的。
这些日子并非在枪林弹雨里穿行，大将罗瑞卿听不到满耳枪炮声；也不像他经历的浩劫年代那样交织痛苦和沉思，不知尽头在哪里？这是一个思想启蒙的时代。征程漫漫，罗瑞卿并非一路畅行，如果说他的人生一路走来有过言行举措失当之处，就像金子不能足赤那样，少不了史家评点。但是，在生命最后11个月里，他面对政治风云挺身而出，拨乱反正青史留痕。他在“真理讨论”中倾力推出《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可称为一生绝响，金声长鸣，毫不逊色于他的金戈铁马岁月。
罗瑞卿和胡耀邦的友谊，也由此得到肝胆相照的诠释。波澜到此，戛然平止，令人扼腕叹息。
他的女儿罗点点称赞父亲临近生命终点做的这件事，她写道：经历了十年浩劫，父亲“清醒了一些，1978年，他支持《解放军报》参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他不认为毛可以逃避历史的检验。”
罗点点在回顾生活之路的《红色家族档案》中写父亲，结束语这样说：
在这短短的一年当中，爸爸除了没做到留住自己的生命之外，做到了许多事情，这其中我最看重的是他支持当时中共中央党校校长（应该是副校长，本文作者注）开展真理大讨论的事。我很庆幸爸爸这样的老共产党人，最后以这样的方式再一次报效了祖国，并给自己一生的理想主义和英雄气概，做出了最合乎逻辑的解释。尽管他没有看到中国改革开放的事业真正开始，但他做了自己来得及做的事。（罗点点《红色家族档案》，南海出版公司1999年出版，329-330页
（未完待续）
2022年8月2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