戈巴契夫让政治的春天到来

相信全世界50岁以上的中生代人类，不论喜欢或讨厌，无人不记得戈巴契夫（Mikhail S. Gorbachev）。当1985年他以苏共最高领导人身分推动共产政权自我内造改革，为四十年来受够史达林（Joseph Stalin）、赫鲁雪夫（Nikita Khrushchev）、以及布里兹涅夫（Leonid Brezhnev）铁蹄统治的东欧、苏联人民带来自由新鲜空气的时候，时年15岁至25岁对这个世界怀抱着美丽憧憬的年轻人，突然间都察觉到属于他们父母世代冥顽不灵的全球板块，正像春天的融冰一样，一点一滴汇流为滋生万物的甘泉。这股泉水不仅为文化、思想、学术、媒体环境带来一波又一波的解禁，而且直接表现为政治的松绑和经济的快速市场化。

戈巴契夫（Mikhail S. Gorbachev）。图片来源：美联社／达志影像

这一股世界旧秩序逐步融解的潮流，在1989年柏林围墙倒塌的热血演出下，出现了第一阶段的剧情高潮。然后短短一两年时间内，原本笼罩在苏联军事胁迫下的华沙公约组织诸国，执政的共党政权纷纷垮台，自由与解放的空气弥漫全东欧，第二阶段高潮出现在1991年底苏联帝国的解体，原本的加盟共和国纷纷独立，包括近年台湾人相当熟悉的立陶宛、拉脱维亚及爱沙尼亚三小国，以及乌克兰，都脱离了旧苏联的桎梏，获得重生。这一场欧洲地缘秩序的巨变，不仅被视为二次大战结束后最重大的国际势力重组、冷战的终结，而且被某些政治见解认为是民主制度的胜利。

「历史的终结」名噪一时

当年还不到40岁的美国政治学者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因而提出「历史的终结」论点，名噪一时。这一波民主化、自由化的高潮席卷全世界，也包括台湾，激励了一整个世代的年轻人，相信民主制度终将胜利，而以全球化为手段的市场经济更是所向披靡。

回首这一波全球政治经济的大地震，震央初始无疑落在莫斯科。戈巴契夫虽然在随后的一连串政治斗争与纵横捭阖中失势，并很快失去对俄罗斯政局的影响力，然而在西方世界及新兴民主国家的舆论和公众视野中，仍然是终结冷战与共产极权政体的最重要推手，在诺贝尔和平奖的光环之下，他绝对是象征1990年代民主信念与自由解放的英雄偶像。

然而民主自由价值在二十世纪末的胜利，并不能如福山所预言，终结人类的历史。充其量，只是上一个轮回的结束，而且很快地标志了下一个轮回的开始。中国共产党在苏联解体后，花了不少工夫研究苏共失败的教训，得到的结论是党内叛徒篡夺了党的决策权，因而崩解了党的纪律和信念。这里所谓的叛徒，自然指的是戈巴契夫。因此自1990年代起中共内部不断提醒「小心党内出现戈巴契夫式的人物」。被西方世界尊为推翻共产极权英雄的戈巴契夫，在北京的小圈子内就只是个叛徒、内贼。共产党作为一个布尔什维克主义的革命党，其组织纪律确实和黑社会帮派异曲同工，不问是非正邪，只问组织的生存利益与巩固壮大。

中俄都敌视戈巴契夫的改革

至于戈巴契夫的祖国俄罗斯，在失去苏联时代叱咤风云的光荣感之后，经济连年凋敝，贫富差距扩大，权钱交易盛行，集体挫折感弥漫。不少俄国人怀念起社会主义时代表面上的社会公平，而这正是普丁窜起的背景。战斗民族宁可透过投票仪式，让遂行威权统治的政治强人长期主导政局，也不愿将国家权力交到更不可信赖的政客手中。普丁一方面鼓吹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另方面有效提振俄国经济，以至于20年来支持度居高不下，成为苏联解体后俄国最强势的政治领袖。

于是我们看到在柏林围墙倒下、冷战结束的激情过后，全球威权主义近几年的复辟。这种复辟在2018年普丁打赤膊骑马打熊，以及习近平修宪取消其国家主席任期限时，全世界没有人意识到其背后潜藏的危险性。或者说，某种苟且偷安的集体心理，蒙蔽了西方民主国家的警觉性。威权型强人的重出江湖，总被当作是他国内政，犯不着杞人忧天。当欧盟、美国不时为了经济表现与内政问题焦头烂额的情况下，普丁的狂人行径看起来只是一种无关痛痒的民粹式政治秀，而中国崛起成为世界工厂亦有助于抑制全球通膨。

总之，大家忙着自扫门前雪，新冠疫情来袭前夕的世界氛围，颇有几分1930年代绥靖主义（Appeasement）的味道。假设当年希特勒的野心仅止于并吞奥地利，而日本帝国军人在发动中日战争之后不急着向太平洋扩张势力，绥靖主义确实也是一种有效避免冲突的鸵鸟政策。

普丁和习近平联手挑战1990年代的民主浪潮

然而今年2月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再次证明奉行威权统治的政治狂人，不会满足于冷战结束以来由西方国家所设定的政治秩序。普丁念念不忘苏联时代俄罗斯作为全球社会主义集团老大的威风，习近平则同样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口号，包装向西太平洋扩张的野心。简单一句话，俄、中两国正以某种不显眼的结盟方式，联手挑战1990年代以来的国际地缘秩序。

只不过这一次的反民主势力，并不是利比亚格达费或叙利亚阿萨德这种等级，而是全球第二和第三大军事强国的联手，加上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规模。光是俄罗斯停止向欧洲提供天然气，而中国因疫情封控为全球带来的输入型通膨，就足以让欧美国家叫苦连天。民主政体领导人向来注重国内选举民调远甚于国际事务，2020年代的欧美国家领导人能不能像上个世纪的戈巴契夫与雷根一样，联手为全球民主化和自由化带来激励人心的改变？或者，效法1930年代邱吉尔与罗斯福，挺身对抗极权主义和军国主义的全球性扩张？我们仍需拭目以待，只不过，当前局势令人忧心忡忡。

缅怀戈巴契夫的逝世，回顾1980年代末因为他对于民主改革的一股信念，推波助澜全人类长达30年追求民主与自由的梦想，这是扎扎实实的一次时代革命，是他与他同时代的政治领袖──包括台湾的李登辉──所共同完成的不可能任务。

历史不会终结，而且永远充满挑战。戈巴契夫的时代落幕了，新的威权幽灵与民主危机卷土重来。二十一世纪的年轻世代与政治领袖，准备好接受挑战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