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正果新赋一曲《戈尔巴乔夫挽辞》：
『解体苏维埃，铩羽共产党。俊杰贵在识时务，拍案变天一反掌。柏林高墙应声倒，铁幕摒除天宇朗。欧陆干戈化玉帛，东渐西潮势浩荡。惜哉厥功亏一篑，讵料帝俄尸未僵。彼得阴魂郁不散，列宁陵墓犹红场。戈翁多寿复多辱，忍看兄弟阋于墙。静静顿河涨血涛，普京狼子正猖狂。天下群情共愤日，庆丰难弟助纣忙。野心趁火欲打劫，自负男儿也磨枪。 』
还有一讥讽：
『今上好掉书袋，苏联变天，彼曾讥讽戈翁及苏共曰：「竟无一个是男儿。」语出后蜀花蕊夫人宫词：君王城头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卸甲，竟无一个是男儿。布尔什维克孽种以妾妇自居，一笑！ 』
戈翁变天之举，功亏一篑，其实是共产党极权「改革」后赢得多少寿数的问题。这个问题，我曾请教过余英时先生，2006年秋天他从华盛顿国会图书馆访问归来，我们在电话上聊起大陆暴富风景，他说他对民主制度在中国，短期内已不做预想，我估计他的失望也包括近来台湾的乱局，那么我问他，难道中共就此稳坐下去了？他说：
「我想，大概要等那一代人都走完了才行，就像苏联，恐怕是要七十年的，放心，你是可以看到的，我则看不到了……。」
余英时从来不相信中共的所谓「改革」，虽然八九后我们一众「大陆改革精英」，被他收留在普大高谈阔论，他却从未驳过我们的面子。迟至他为法国陈彦作序，才系统地阐述他的看法，他首先给了一个「党天下」的概念，然后分析它的「调整」伎俩，最后总结：
『总之，一九七八年以来，中国大陆便开始步入「党天下」解体的历史过程，邓所领导的「党」则依靠「经济放松，政治加紧」的大战略来阻止这一不可逆转的历史进程。 「六•四」结束了第一阶段，但在九十年代开始的第二阶段中，「党天下」体制仍然在同一战略下勉强挣扎。 「日暮途穷，倒行逆施」，似乎正是这一战略在现阶段的写照。 』（参见《余英时：试说「党天下」的解体过程——二十一世纪中国丛书代序：经济放松与政治加紧》）https://ipkmedia.com/137433/
中西方咸信中共这个体制「改革」会变好，识破它改革只是为了「存活」，我猜天下只有余英时一个人。
接下来，北京发生「薄案」，我又跟余先生聊。我推测胡温可能追究谷开来而从轻发落薄熙来，当时情形胡温尚未摆平周永康，坊间谣言纷起，倘若薄获解脱，则习接班成悬案，这个政权分裂，十八大开不成了，倒是好事。但是余英时说：
「这是不可能的，中共要整人就整死，从来没有你说的从轻发落的做法，尤其薄案事关习近平的接班，非同小可。」
他真是料事如神！
今天看来，中共亦非旧日毛邓的结构和模式，尤以「太子党」最为叵测，无人知其盘根错节和染指军权的深度，这次它摆平「兄弟阋墙」，坊间则一派对「少东家王朝」的戏弄，无论红二代、知识界、权贵、中产阶级，皆视习近平为一个「初中水平」、「找死」、「加速灭亡」的二蛋……
但是，有几人识破，这个制度完成了「打天下一代」走完了以后的继承危机，俄罗斯也是如此，未来将出现普京、习近平一代靠民族主义称霸、耍横、对抗民主阵营的后集权形态？
最重要的是，共产党用民族主义取代了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上完成了更新换代。
『本民族文化的理性成分若不成为现代认同的一个资源，就可能提供强烈的「原教旨主义」』，当时余英时就提出的一个看法，他将一般用以界定伊斯兰教的「原教旨论」另译为「返本论」，以描述今天中国出现的官方向传统要「合法性」资源和民间的「东方神秘主义」浪潮。
中国一派认同新危机的亢奋和迷乱。一座文化废墟所能提供的认同资源，往往是那些未经脱魅而极具「非我族类」意识的神秘主义、「左道旁门」，所以会呈现《周易》、气功热与「痞子」文化「落霞与孤鹜齐飞」的景观；而这样的文化废墟，又最能诱发「人们操纵历史记忆的需要和思古的情绪，其结果是对历史的建构流入随心所欲而且往往出人意表的境地，思想的自由竟变成了不负责任的恣纵，人们在旧神话的残骸上又编织了新神话」（余英时语）。
这使我再次想起当初『河殇』所描述的「现代化后来者的焦虑」。 「返本」运动在中国大陆的初澜，当起于八十年代开放后的全国性浮躁，从「女排狂热」、「足球耻辱」直到同外国人争夺黄河「首漂权」，以及官方有意将这种情绪引向「振兴中华」的政治层面，充分喂养了民族主义。 「龙」的崇拜和「龙的传人」意识的浮现，都可视为外来意识形态（马列新名教）破产后涌起的「寻根」和认同冲动。
余先生已经走了。 2020年秋天，康正果曾告诉我一事，至今印象很深，他发传真给余府「问候中秋」，余先生回了一个简短的电话，并称：
「我现在不听不看不问不写任何关于中国的事情！」
言辞决绝，令人震惊，一个人写了一辈子无数关于中国的文字而且高寿至九十之际，最后竟出此言，便可知他的失望乃至绝望，而此际大势则是中美对决、瘟疫骤至、西方溃不成军……
余先生暮年痛苦。以他可以穿越历史千年的感知，何能不晓日后中国和中华文明之凄惨？
—作者脸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