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之瑜:福澤諭吉《文明論概略》與紅色中國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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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半翻译半评论的小書,从开篇到完结差不多花了两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在東京購得《文明论概略》英文版,讀完便被其内容折服,深深佩服一百五十年前福泽谕吉的智慧和眼光,他對文明的思考對如今的東亞讀者來說,絲毫不過時。作为译者,不免想要和读者分享。写作之初在查找本书唯一中译本的过程中,我又了解到“清河翻译组”的故事,为这本書所遭受的冷遇和這位无法署名的译者深感惋惜。他應該是當年留學日本,接受過高等教育的文官,曾在汪精衛政府任職, 日本戰敗後,鋃鐺入獄。50年代初期中共建政,他在獄中奉命翻譯此書以及其他書籍文章。由於“漢奸”的身分,他無法在自己的譯作上署名,之後其命運更是無從得知。這位精通日文且中文典雅流暢的前輩譯者,讓我想到了遭遇相同的周作人,他被毛澤東貼上“文化漢奸”的標籤,之後也是靠翻譯和寫作維持生計,在1968年被紅衛兵毆打殞命之前,曾不無心酸的吐出四個字 — 壽則多辱。我想,這位無名譯者極有可能也死於偉大領袖發動的轟轟烈烈的文革,畢竟文革革了許許多多知識分子的命,在這個“文明古國”,領袖越是偉大,在他揮手之間,消失的生命就越多,毀滅的知識就越多,被踐踏而凋零的美和高雅就越多。

 

動筆之後,我的翻譯和書寫一而再,再而三被打斷。寧靜的书斋之外,先是香港,然後是新疆,接下來是中国大陆各地,又一位偉大領袖為了成就霸業,揮舞大棒,喝令手下的爪牙暴力践踏自由和人權,企圖掐滅所有反對的聲音。无数人丧命、被噤声、被囚禁、被侮辱和損害。文明正在被野蛮破坏,作为文明载体的人正在被消失,文明的希望正在被中共专制掐灭,整个国家又一次陷入昏迷与强暴、愚昧和野蛮之中,无法自救。因此,在翻譯之餘,我不免聯想到當下的時局,常常加以點評,只是為了讓今天的讀者更能與福澤諭吉產生共鳴,讓東亞精英知識分子的獨特觀點能傳遞下去,引發思考,激發出更全面、更完備的文明觀。在我看來,這就是文化的傳承,也是知識分子應盡的責任。

 

福澤諭吉的文明論,正是以日本國學、神道教、佛教、儒學為根基,在歐洲語言、歷史、政治和科學思想的強烈衝擊下,在大碰撞中產生。福澤諭吉最傑出的成就乃是其大中至正:他既非食古不化,也不是全面西化;首先他能分辨精華與糟粕。對於精華,他不會只是崇拜,而是細緻分析理解並且推進其演化過程;對於糟粕,他也不會放火燒光,而是深入分析產生糟粕的深層原因,力求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正是福澤諭吉這種大客觀的立場,讓他的文明論恰好融合了東西方思想中的精華。例如,在本書中他對儒學和基督教提出了中肯的批評,也指出歐美文明有過度追捧物質和金錢的傾向。但他從不矯枉過正,從一個極端走向另一個極端,他恪守的大概就是真正的中庸之道。他創辦的慶應義塾,正是以經濟見長,而非東亞傳統中的重農抑商、空談玄妙。我一直以為,如今的日本能夠在現代化之時仍然不失其本真,有一種融會貫通東西古今的特別魅力,這應該歸功於福澤諭吉的文明論及其深遠的影響。

 

日本的這種特別魅力除了來自以福澤諭吉為代表的知識分子們冷靜、清醒、務實的頭腦,還有堅定維護本國國體的立場。“國體”是福澤諭吉在文明論中提出的重要概念。福澤諭吉一再強調,當時中國和印度這兩個亞洲大國的國體已失,而日本因為從未遭遇外敵佔領從而得以保全國體。由此可知,福澤諭吉的“國體”是指一代代人傳承下來的亙古不變的文化習俗和傳統,國民性是其體現。英譯者將國體譯作national polity,指某個族群特有的社會構成方式和政治制度。個人認為翻譯準確,因為在東亞傳統中,政治制度對於社會和傳統以及國民性實在是影響巨大,東亞的知識階層也探討過這個理念,只不過名稱不同,如黃宗羲曾說,滿清入關對於中國來說不止是“亡國”,更是“亡天下”,此“天下”的概念和福澤諭吉的“國體”非常相似,用當代的理念來解釋,我認為“意識形態”(ideology)與之非常接近。

 

福澤諭吉說,一國若被外國佔領會使這個國家失去其國體,我認為不僅是失去國體,被征服的族群在外族奴役之下,其國體會發生變化,也就是意識形態會變化,用當下的理念來解釋就是,被奴役群體會被統治階層洗腦,從而性情大變。屢次被遊牧民族征服的華夏,在政治上和社會上都屬於被壓制、被奴役族群,其精神理念和文化傳統一定會發生改變,國民性也隨之改變。例如滿清的剃發易服、文字獄和篡改學術經典對華夏傳統的扭曲遠甚於蒙古征服者,它試圖讓華夏族永遠無法恢復自己的傳統。中共也是如此,建政後迅速推廣簡體字、普通話、篡改歷史、修建防火牆、從幼兒園開始進行洗腦教育、對互聯網言論採取大肆刪帖封號等監控手段,其目的和滿清一樣,消滅殖民地原有族群中敢於反抗的知識分子和民眾,馴化餘下的成為奴隸,切斷他們與原有文化的聯繫,再灌輸官方意識形態。二十年後,所謂中華人民共和國這塊共產主義殖民地上,新的國體就誕生了。那一個個言語污穢、暴力粗鄙、愚昧激進、憎恨自由、蔑視人權的小粉紅正是馬列共產中國之國體的真實寫照。中共把持政權七十年,採用基於暴力和謊言的維穩手段,保其一黨之私,因而這個國體下的國民性被人總結為“精緻的利己主義者”。其實所謂“精緻”,不過是善於撒謊、長於喬裝打扮以掩飾骨子裏的暴戾專橫、貪得無厭、虛偽殘忍,這是既得利益階層的寫照。這個共產國體造就的國民性之中還有更多的是懦弱無能、跪拜清官和皇帝、忍辱負重的順民和見風使舵、360度無死角叼盤、維護當權者利益、對上級畢恭畢敬,對下級殘酷無情的奴才。

 

福澤諭吉提出的國體概念,魯迅進行了深入的思考,並且通過文學作品刻劃出滿清殖民統治之下,華夏族群的國民性眾生相,二百六十年滿族受供養的特權制度對華夏群體造成的心理創傷和人格戕害在阿Q身上展現得淋漓盡致。可笑的是,中共國的許多“魯迅研究專家”大談特談阿Q如何代表“底層民眾”遭受的壓迫和人格缺陷,似乎他們自己永遠超然於阿Q之上一樣。這些御用文人拿著俸祿奉旨“研究”魯迅,洋洋自得於自己的“高貴”身分,殊不知魯迅寫的阿Q,正是福澤諭吉的“國體”概念的具象化,只要獨裁專制制度存在,只要特權階層還存在,每一個中國人就都是阿Q,包括你我在內,無一幸免。只可惜魯迅通過國民性批判,直指專制獨裁制度的罪惡,被中共扭曲為對中國人的人格侮辱,以達到中共矮化華夏,拔高自己,鞏固其“高人一等”的統治階層地位之目的。魯迅被中共捧殺,這是他的悲劇。魯迅被毛澤東捧為“聖人”,那更是荒誕的誤解和別有用心的利用。當然,這也足以證明如魯迅這樣目光如炬且堅定反對獨裁專制的知識分子,是中共最懼怕的,就連毛澤東在篡政後都說魯迅如果活著,不是閉嘴就是被關進監獄。在我看來,魯迅真正繼承了福澤諭吉的文明論,終其一生他都在探索如何在中國實現福澤諭吉設想的現代文明:一種立足於本族群傳統,而又廣泛學習外來文化的開放的現代文明。中國到底應該採用何種國體,即社會政治制度,才能夠保證華夏族群朝著文明自由一步步邁進,不再陷入被野蠻專制奴役的泥淖。

 

一般人很容易把福澤諭吉的國體等同於排外,這無疑也是誤解,因為福澤諭吉自己就是在歐洲的學問思想薰染下對本國及東亞的思想加以反思,才提出“脫亞入歐”。他當時已經敏銳地察覺,外來文化和思想對本國文化的衝擊是推動本國文化演變的必要因素,外來文化對於保存日本的國體至關重要。因為在閉關鎖國的環境下,缺乏外來的競爭,一國國力必然衰退,最終淪為進步文明的附庸,本國如無法自主,國體就會受到壓制,其精神力量就會被削弱甚至是蕩然無存,排外的結果必然是自取滅亡。如今的日本,儘管實行西方的自由民主政治,然而其文化核心並未變化:文字和語言傳承未曾中斷,歷史未被篡改,民間宗教信仰未被干預,天皇仍然是國體的象徵。二戰後美國對日本的改造並非外族侵略殖民,更不是對日本人的奴役,而是對明治維新的延續,用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和法治保證基本的社會公平和普世價值,保證民間能夠不受權貴階層壓榨,更不會被其綁架,民眾能享有言論自由、新聞自由和公平公開的經濟制度和選舉制度,這才有了日本的經濟高速發展、科學、產業、文化興盛,產生國際影響力。日本的國體未變是指日本的國民精神的內核沒有變化,其傳統意識形態在現代文明的制度保證之下,一直在更新,而這種由內自外、自然而然的演化,才會使國民精神繁榮興盛,產生獨具個性的文化,成為現代文明世界中多元文化的一部分。

 

反觀中國,中國的國體在那裡?讀到福澤諭吉說中國的國體已失,我便聯想到坊間流行的一句話:崖山之後無華夏。這裡的“華夏”當然不是指肉體上的華夏族人,也不是指華夏族世居的疆域,而是指凝結了某種精神的華夏族人蕩然無存。人還在,但心已死。蒙元統治華夏不過百年,然而殘酷的血統等級制度下,“南人”被奴役了一百年,到了有明一代,精神面貌已然不同。民間再也燒不出天青色的瓷,抹茶也逐漸消失,皇帝們再也繪不出精美的工筆畫,再沒有被授予“仁宗”的諡號。再到滿清入關,經剃發易服、揚州十日之大劫難,華夏族人的精神面貌更加模糊,到清末竟墮落至阿Q的模樣。民國幾十年的文藝復興,很快有了恢復,然而共產紅朝建立後,首先被囚禁殺戮的就是知識分子,從批鬥胡風反革命集團到夾邊溝,再到反右、文革,承載華夏族精神的各類文物、書籍、古蹟被付之一炬。共產暴政在七十年代末由於經濟崩潰而被迫開放,短短十年就造就了知識與文明的空前繁榮。然而,自由知識分子始終是中共最忌恨的敵人,八九六四時中共用坦克、機槍屠城,反抗者們被驅趕、被屠殺,雲散至世界各個角落。三十年後,共產暴政更將黑手伸向當年保護六四學生和活動者的香港,香港人展開了前所未見的英勇抗爭,只可惜這個最完整保留南方文化的自由之地,如今也狀若空城。我想,不久以後,香港人會理解什麼叫“物是人非”,很可能連“物”最終都會隨著原有精神的消亡而不見。從2019年反送中運動至今,我目睹了中共教科書般在香港重演了一次六四屠城加文化大革命。網路上的影像資訊之多、之真實,讓我痛徹心扉。在香港人身上,我似乎能夠感同身受三百多年前滿清入關時,華夏族人拒絕剃發易服,抵死反抗的決心,還有更早,崖山海戰的慘烈和悲壯。在一次次暴政的殘害之下,華夏族丟失的正是“國體”,那種看不見的精神力量,那種凝聚萬眾的浩然正氣和兼容並蓄的吸納和創造之力。

 

作為華夏後裔,我在讀到福澤諭吉說日本非常幸運,因為沒有遭受異族征服,國體保存完整時,不免潸然淚下。從來沒有穿過民族服飾的我,在日本第一次看到精美絕倫的和服與髮飾時,驚訝讚嘆之餘,心中不免五味雜陳。更多的時候,在香港,在日本,我被古典的漢字音韻打動,折服於典雅的漢字字體設計和色彩的和諧搭配,各種產品的精緻設計與包裝,以及觸摸得到的溫柔呵護。一個族群的精神,體現在他們創造的所有物品和環境之中。捍衛本族群的“國體”,絕不是野蠻排外,或是與外部世界為敵,而是自主吸納,自由包容,福澤諭吉在《文明論概略》中提出文明的兩條原則正是“自主”和“自由”。如今,華夏族在中共極權壓迫之下,毫無自由可言,更無法自己做主,一切都必須聽命於中共,一切資源都掌控在中共權貴家族手中,這和蒙元與滿清的專制奴役並無任何區別,因此整個社會不可能有任何創新,只會不斷墮落下去,成為殘酷的叢林煉獄。

 

最後,我想以民族主義來結束全篇。六四後,中共自知共產主義意識形態已破產,於是他們祭出民族主義的旗號,即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近十年更是復古之風尤甚。然而再美好的鶯歌燕舞、水袖飄飄也無法遮掩中共掛民族主義羊頭,行野蠻排外之實。如今中共國的小粉紅本質上就是西太后的義和團和毛澤東的紅衛兵,他們全都是奉旨“愛國”,奉旨“排外”,奉旨“打擊異己”,其所作所為除了暴露自身不學無術、淺薄低俗甚至下流卑鄙之外,還把中國人的整體形象破壞殆盡。他們口頭上大叫民族主義,其實根本不懂什麼是民族,也不知道華夏族的傳統,許多人連繁體字都不認識,其歷史知識僅限於被中共篡改的紅色歷史教科書。既然沒有真知的積累,就無法形成灼見,因此小粉紅們雖然數量眾多,但是說出的觀點全都一模一樣,都是中共口授的紅色宣傳,他們不過鸚鵡學舌而已,毫無價值。福澤諭吉在文明論中論述的幾個重要概念:知識、理性辯論、自主思考(獨立思考)以及深層思考(透過現象看到本質),都是文明的要素,尤其是排在首位的知識。當所有的知識和真實信息都被中共的防火牆擋住,理性溫和的討論都被中共的網評員刪除之時,就不難理解小粉紅們為何那麼無知愚昧卻氣勢洶洶。他們那種一言不合就動手的氣質,恰如其主子中共。他們不惜觸犯法律來維護的,既不是知識,也不是理性,更不是華夏族,而是他們的黨媽媽,他們的偉大領袖,他們哪裡是什麼民族主義!假如某一天,俄羅斯人佔領中國,他們也一定會“武裝保衛自古以來就屬於俄羅斯”的這片土地。歸根究底,他們只認坐在龍椅上的那個人,而不問道德、理性、正義,他們也是中國兩千年來“人治”(專制獨裁)的產物,正是奴性的根源。

 

我寫這本書,並非為了鼓吹民族主義,也絕不是為煽動民族仇恨和對立。我只是想誠實面對歷史,不再自欺欺人。更重要的是,我想探尋丟失已久的華夏之魂,本族群原生的精神之力。對於中共暴政下同樣受難的藏族和維吾爾族和其他民族,他們的傳統被中共破壞得更多,福澤諭吉的文明論對於他們也非常有意義。對於任何一個族群而言,如果不弄清自身文化傳統中的精神力原樣如何,又是如何失去,如何被篡改被抹去,又怎能讓這樣的精神一點點恢復,並且在現代得到更新?假設某一天,共產專制瓦解,華夏是否會失魂落魄,不知何去何從?因為沒有哪個族群能夠在被架空、被塗改、被扭曲的傳統之上實現文藝復興。有人說,福澤諭吉是民族主義者,他的理念導致日本走向軍國主義並發動了侵略戰爭。我認為此言大謬,日本軍國主義其實恰恰背離了福澤諭吉的文明論,軍部獨攬大權挾持天皇發動戰爭,完全是權力失去制約的獨裁行徑,根本沒有民眾授意,反而是民眾被狂熱的軍國主義洗腦,失去了自主思考和自由意志而造成惡果。無數史實證明,發動侵略戰爭的都是專制獨裁政體。基於規則的自由民主世界無需用戰爭來解決彼此爭端。如今的世界之所以動盪不安,根源就是俄羅斯和中共國這兩個被共產奴役制度荼毒的國家產生的偉大領袖想要用野蠻來奴役整個世界,狂熱的軍國主義此時正在這兩個國家被獨裁者們操縱的小粉紅和暴徒不停上演,令全世界警惕。

 

所以說,福澤諭吉真的是民族主義者嗎?我認為不是,他的文明論高瞻遠矚,早就超越了原始的血緣意義上的“民族”,成為了“國民”,由擁有自由平等精神、能獨立自主的個人組成的群體。福澤諭吉立足於本民族的傳統,全面學習西方文明,讓光照進閉塞黑暗的專制政治和老朽的文化。這本《文明論概略》就是東亞古老的“大同”傳統在現代世界的復興,他又敏銳而清晰的界定這種大同絕不是野蠻專制的大同,而是文明自由的大同,是每個人都能自由舒展個性,不受權力壓榨,不被任何人代表、不必跪拜偉大領袖的大同。福澤諭吉是真正的自由主義者、人本主義者,他光復了東亞“以人為本”的傳統思想、尊崇知識和真理以及反抗專制暴政的自由精神。一百五十多年前,透過族群身分、集體主義和等級意識,福澤諭吉看到了鮮活的個人以及每一個人都能夠“自主自由”的重要意義,東亞的自由主義由此復興,在與軍國主義強權的纏鬥之下艱難邁進。當強權化身為共產極權專制時,日本有幸躲過這一劫,然而華夏仍然在共產暴政中受難,直至今日。

 

僅以此書獻給在世界各地與中共極權專制勇敢抗爭以及非暴力不合作的同仁,願知識、道德與文明重耀中國,願自由精神光復華夏。

 

 

朱之瑜

二零二二年七月二十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