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传:东北军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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史篇 2022-09-09 07:00 Posted on 四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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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7年5月14日,东北军整编方案确定
作者:王自军
来源:《同舟共进》2019年第10期
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央军精锐沿着陇海线快速西进,占领陕西东大门潼关,一场战争即将在关中打响。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中国西部的陕西。后来,在各方斡旋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战争没有打响,然而,拥有25万将士的东北军,和拥有6万人的西北军,成为中央军的眼中钉。在当时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看来,这31万人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也充满了不安定因素。这支“叛军”最终是什么结局?他们的命运如何?
张杨二将军的命运
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他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走向。他和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实行兵谏,将蒋介石软禁,也将随同蒋介石一起来到西安的几十名中央大员一起软禁。但后来,他又决定放回蒋介石。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和宋美龄离开西安,前往南京。临上飞机前,蒋介石告诫张学良:“我走了,你还是留下吧,你去后东北军无人指挥,再说,这时候你去南京,有诸多不便。”可是,张学良年轻气盛,好冲动,坚持要去南京,用实际行动表示“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好汉气概。结果,张学良执意上了飞机,开始了以后长达半个世纪的软禁生涯。
这架飞机先飞到洛阳,在洛阳停一晚,然后飞往南京。飞机停歇洛阳时,有相关人员打电话到南京,告知何应钦,蒋介石会在第二天回来。何应钦时任军政部长,是当时的三号人物,一号是蒋介石,二号是此时还在西安被软禁的陈诚。这一天,何应钦和冯玉祥、孔祥熙等南京军政要员,在民国元老李烈钧家中聚会,突然听到这个消息,群情振奋,举杯相庆,连平时不喝酒的冯玉祥,也破例干了—杯。
四天后,军事委员会大法庭开庭审判张学良,李烈钧担任审判长。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李烈钧曾经发电文给张学良:“父仇未报更酿内乱,何以为子?以怨报德,威胁主帅,何以为将?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何以为人?”当日审判时,张学良面带微笑,称“胁迫统帅”是他自己的主意,“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吗?”审判结果,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兵权五年。
1937年1月3日,审判过去五天,张学良向蒋介石提交方案,想把东北军调往河南治理黄河,“由良指挥军队调出及整理”。这一想法理所当然地被拒绝了。幼稚的张学良始终认为,对他的审判只是走过场,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会被长期关押。从1937年1月到10月,张学良一直被软禁在蒋介石的故乡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的一座山上。这期间,张学良的两位夫人于凤至和赵一荻还可以轮流上山陪伴,張学良也可以在警卫人员的看护下,一起下山游玩购物。当时,蒋经国刚刚回国,还在老家和张学良一起读书数月。
七七事变爆发,张学良给蒋介石写信,请求亲临前线,抗日杀敌,蒋介石回复让他好好读书。1937年10月,淞沪会战情况吃紧,张学良离开浙江,先后迁往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1939年冬,又迁往贵州。1947年,此时抗战已经结束两年,张学良被迁移台湾新竹,这里远离战争,张学良生活得较为清闲。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长期担任看守队长的刘乙光,因为看守有功,竞从中校晋升为少将。
1961年,张学良的“严加管束”被解除,但行动仍然受到监视。1964年,张学良与原配于凤至离婚,和长期陪伴的赵一荻结婚。1990年,张学良完全恢复自由。此时,蒋介石已经离世15年,就连一起陪读的蒋经国也已经辞世了。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离世,享年一百岁。
和张学良比起来,另一位西安事变的主角杨虎城,命运则要坎坷得多。
张学良离开西安前,把东北军全部交给67军军长王以哲,要求他对东北军负责,并听命于杨虎城。然而,当时东北军有25万人,杨虎城的西北军仅有6万人,杨虎城根本指挥不动东北军。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发生内讧,以孙铭九、苗剑秋等为首的少壮派军官,坚决主张与中央军开战,营救张学良。他们杀死了张学良任命的东北军临时首领王以哲,然后在西安城内追杀所谓的妥协派。东北军的另一名高级将领何柱国,因为躲藏在杨虎城公寓里,才幸免于难。是为“二二事变”。事变让东北军乱成一团,纵然少壮派杀死了王以哲等人,但他们远远无法控制东北军。事变第二天,孙铭九、苗剑秋等人意识到事态严重,赶紧逃出西安。事变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东北军多支部队投靠中央军,杨虎城也被置身于舆论漩涡,被认为违背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约定;而东北军又认为杨虎城对东北军将领保护不力。杨虎城有口难辩。
1937年3月29日,蒋介石邀请杨虎城来到杭州,对他说:“各级人员对你有不满情绪,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所不便,不如先往欧洲参观一个时期。”三天后,杨虎城回到西安,把西北军交给部将孙蔚如。当月月底,杨虎城被任命为军事考察特使;不久,就带着妻儿去往欧洲。
七七事变爆发后,杨虎城在欧洲给蒋介石写信,请求回国参战,但没有得到复函。情急之下,杨虎城未经批准,径自回国,于1937年11月26日抵达香港。三天后,有原西北军部下看望杨虎城,杨虎城说蒋介石约他在南昌见面。12月初,杨虎城抵达南昌,不但没有见到蒋介石,而且遭到软禁。此后,杨虎城和张学良一样,也开始了被软禁岁月。
1939年冬,张学良被关在贵州修文县阳明洞,杨虎城被关在息烽县玄天洞,两地相距四十余公里,看守他们的部队,隶属于同一个团,但张杨二人都不知道对方近在咫尺。
抗战胜利后,杨虎城一家被迁往战时陪都重庆,他以为自己要重获自由,但很快就失望了,他依然遭到关押。杨虎城和张学良尽管都是以同一罪名关押,但在待遇和自由方面,杨虎城远不如张学良。张学良可以去附近游玩闲逛,杨虎城是不可以的。
1947年2月,杨虎城妻子谢葆真病逝,杨虎城精神受到很大打击,他开始相信命运。有一次,他在外面看到一座“杨氏佳城”的墓碑,墓主人和自己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他疑神疑鬼,以后再也不敢出门了。
1949年9月6日,杨虎城在重庆歌乐山下“戴公祠”里被杀害,一同遇害的还有杨虎城两个儿子,秘书宋绮云一家三口,副官两人。但究竟是谁下令杀害,一直是个悬案。早些年,国内出版物都认为是蒋介石下令杀害,但台湾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明煌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是蒋介石下令的。
“次要罪魁”的结局
蒋介石重获自由后,就开始着手清理东北军中的“叛将”。首当其冲的,是被蒋介石称为“次要罪魁”的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是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的得力助手。早先,张学良和延安方面接头,就是时任67军军长、驻扎在洛川的王以哲牵线促成。1936年7月,王以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于学忠当时驻扎在兰州,任甘肃省主席,他当时在西安率部响应事变,并将兰州的中央军全部缴械。张学良临离开西安时,曾写了一张手谕,内容为:“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虎臣是杨虎城的字,孝候是于学忠的字,张学良让东北军听从杨虎城、于学忠的指挥。于学忠,实际上是东北军的第二号人物。
何柱国当时担任骑兵军军长,也支持西安事变。
蒋介石在1937年1月为自己制定的“本月大事预定表”中,共列了六条,其中三条与东北军有关,分别是“调东北军离开西北,以为安定西北之张本”,“分化‘赤匪’与张杨各部,使其不能一致”,“处置张学良”。他在日记中,对王以哲等人的称谓,全部以“x逆”来称呼。张学良被判处后,蒋介石决定处置王以哲、于学忠、何柱国,尽管陈诚、何应钦等人一再劝说蒋介石,但蒋介石仍要对三人撤职查办。
就在这时候,“二二事变”发生了。1937年2月2日,在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等少壮军官的指使下,连长于文俊带着一群士兵,冲入王以哲家中,将还没有起床的王以哲杀死。除此之外,这群士兵还将总部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副部长宋学礼一并枪杀。王以哲被害的消息传人南京,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东北军内讧,王以哲被杀,天网恢恢,天报恶者之速其如是也。”
也许是王以哲的死,让蒋介石转变了对东北军“次要罪魁”的决定,他召集朱培德、徐永昌、熊式辉、林蔚等人商议如何处置于学忠、何柱国和东北军,并且提出了“对西北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之方略”。蒋介石认为,东北军原来属于张家的私产,“有张则国家无东北军可用”,要让东北军为国家效力,就不能让其成为某一个人的私产。没有了张学良,还有王以哲;没有了王以哲,还有于學忠;没有了于学忠,还有何柱国……要避免东北军成为“于家军”或者“何家军”,就需要将他们分化瓦解。
蒋介石决定把东北军调往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四省,这四个省的东北军分别由万福麟、王树常、于学忠、何柱国统领,让东北军不能成为一体,影响力就会减弱。万福麟,当时是53军军长;王树常,当时已经退居二线,但在东北军中很有威望,所以蒋介石重新起用他。到全面抗战前夕,于学忠被任命为江苏绥靖公署主任,负责指挥驻防江苏地区的东北军;何柱国则先后担任西安行营副主任、豫皖苏三省驻军整理委员会委员等虚职。
张学良离开西安后,有多位东北军将领离开东北军,转投中央军,骑兵第十师师长檀自新就是其中之一,此次改编,檀自新被任命为骑兵第4军军长。
原67军军长王以哲死亡,倾向于中央军的副军长吴克仁被任命为军长。
西安事变中,担任捉蒋总指挥的第105师师长刘多荃,此时也被任命为第49军军长。
捉蒋有功的白凤翔,此前担任骑兵第六师师长,事变后升为副军长;同样捉蒋有功的刘凤岐,此前担任骑兵第六师副师长,事变后因功升为师长。蒋介石对他们没有做出惩处,继续留任原职。
亲自捉蒋的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三人已经在周恩来的帮助下,逃离西安,也就没有任命或者惩处。
再来说说这些“次要罪魁”的最终结局。
于学忠抗战有功,先后担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鲁苏战区总司令、军事参议院副院长。1949年,他不愿去台湾,隐居四川乡间。上世纪50年代,曾担任河北省体育委员会主任,1964年病逝北京,终年74岁。
何柱国也抗战有功,先后担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1949年,拒绝去往台湾。共和国成立后,何柱国发电给※※※、周恩来表示祝贺,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1985年病逝北京,终年88岁。
檀自新抗战时期保存实力,与日军略一接触,即转向逃亡,1938年,檀自新在河南被上司汤恩伯枪毙。
吴克仁,抗日名将,率部作战勇敢,在淞沪会战中,壮烈殉国。是淞沪会战中牺牲的14名将军之一,也是唯一的一位军长。
刘多荃,抗日名将,先后参加淞沪会战、南昌会战,被提拔为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49年,隐居香港。后接受※※※邀请,回到大陆,先后担任辽宁省交通厅厅长、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985年去世,终年86岁。
白凤翔,全面抗战开始后,被任命为热河先遣军司令,变卖家产,购置武器,人数最多时高达三万人,对日作战连连告捷。1940年6月,被日本特务毒死。
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这三个亲手捉蒋的人,最终结局令人错愕。
孙铭九在抗战开始后,先躲入上海租界,后投靠汪伪政权,曾担任山东伪保安副司令,其间曾到东北,策反抗日力量,劝投降汪伪政权。抗战胜利后,又投降国民党,曾策划刺杀共产党领导人陈云。被共产党俘虏后,再次投降。上级认为孙铭九投靠日伪和蒋介石政权,是“迫于生计”,不予追究。上世纪50年代,孙铭九更换姓名,担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委员等职。2000年,92岁的孙铭九在上海离世。
苗剑秋,逃离西安后,先到延安,后化装成商人,去往日本,卒年不详。
应德田,抗战时期投靠汪伪政权,任河南教育厅厅长。解放后,他没有受到追究,1980年去世,终年80岁。
东北军的改编
西安事变时,东北军有25万人,计有5个军、22个师。5个军分别是51军、53军、57军、67军、骑兵军;另外还有一个105师,这个师多达3旅13团,实力也相当于一个军。
西安事变后,第51军被调往安徽蚌埠,后又被调往江苏,第53军被调往河北保定,第57军和骑兵军暂留陕西高陵和咸阳,67军调往安徽阜阳,105师调往河南南阳。而杨虎城的西北军,则被调往陕西三原。西安城,由新任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带来的中央军进驻。
没有了张学良,53军军长万福麟、57军军长缪澄流、105师师长刘多荃、107师师长刘翰东等东北军高级将领先后投靠中央军。
将东北军打散分开后,蒋介石想要任命刘峙负责改编东北军事宜,由东北军的元老王树常任副手。但是,王树常对此事很抵制,蒋介石只好把此事搁置起来。1937年3月30日,蒋介石指定陈诚制订东北军改编计划。陈诚欣然领命,他认为东北军那么多高级将领宣誓效忠,改编东北军就不是什么难事。4月3日,陈诚把将东北军改编为十个整编师的计划递交蒋介石。4月10日,蒋介石批准了这一计划。
4月27日,蒋介石批准成立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指定19人担任委员,其中,东北军将领王树常、于学忠、何柱国、缪澄流、刘多荃、吴克仁也在委员名单中。也是在这一天,军政部长何应钦发布了“分期整理东北军计划大纲”,要求:一,纠正过去东北军封建观念,使逐步变成国家武力,能担任国防之责任。二,为顾虑事实之必要,先以军为最高单位。三,使东北军诸闲职人员有所依据,上下官兵心里安定。四,灌输各级军官之国家民族思想,及服从中央拥护领袖之精神。
陈诚原打算将东北军改编为十个整编师,后决定改编为六个军。
就在东北军开始改编时,发生了意外。东北军中的一支特殊部队——110师哗变。
东北军以前有个110师,然而早在两年前的1935年9月,就在陕北甘泉一带被徐海东领导的陕北红军剿灭了,师长何立中伤重毙命,1000多人被击毙,3700多人被俘。此战过后,110师的番号被取消。西安事变三天后,一些热血青年成立了抗日先锋队,要求打回东北。当时中日尚未全面开战,考虑到“抗日先锋队”这个名称太敏感,就由东北军改成了110师。现在,东北军开始了整编,整编就表示能够领到军饷,装备后勤都有了保障,而这个110师不在军政部备案之列,属于“黑人黑户”,自然就不能领到装备粮饷。他们在请示于学忠,得知不能保证编制时,愤而哗变。
110师哗变,很可能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在东北军中引起连锁反应。4月30日,蒋介石先严令110师留在所在防区江苏睢宁,不得乱动;然后,密令刘峙、胡宗南做好武力解决的准备。110师也做好了应战准备,他们深沟高垒,修筑工事,准备武力抗拒。关键时候,于学忠走出来了,他毕竟是东北军高级将领。于学忠和110师所有连以上军官对话,说一定会妥善安置大家,这才稳定了军心。最终,110师被以连为单位,分别编入了第51军。哗变事件至此平息。
为了杜绝再次发生这种恶性事件,陈诚专门召集了东北军高级军官开会,他在会上说:“这次改编,是为了你们大家,不是为了中央。改编的目的,是为了将来的抗战,像现在这样的编制,打起仗来无法统一指挥,各军中炮、工、辎和武器弹药、通讯设备等,均需重新平衡配置。”当时的东北军,兵力配置很不平衡,有的军只有一个师,有的军居然有三个师;有的师人数比军还多,有的师人数却低于一般普通师。关于人员任命等敏感问题,陈诚说:“有关人事变动,完全由你们自己以军为单位自行调配,中央绝不加以干预。”因为陈诚态度诚恳,东北军官兵心中没有了顾虑,所以整编进展得非常顺利。
整编规格按照二二制,每军两个师,每师两个旅,每旅两个团。全军分为六个军,分别是49军、51军、53军、57军、67军、骑兵军。这次改编让蒋介石很满意,他在日记中写道:“国家一大进步,半年来陕事已告段落矣。”
西北军的改编
25万人的东北军改编完毕,4万人的西北军改编同样很顺利。
杨虎城任职陕西时,手下有6万人,分为三个师,分别是17师、42师、58师。西安事变发生后,42师师长冯钦哉宣称“不打中央军,也不打西北军”,他所在的防区潼关天堑,成为中央军进入西安的通道。潼关到西安,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中央军46军驻扎河南洛阳,一同驻扎在洛阳的还有东北军炮兵第八旅。西安事變前三小时,张学良给第八旅旅长黄永安发报,要求控制洛阳机场,不能让一架飞机起飞。黄永安立即将此情报报告中央军46军军长樊松甫,樊松甫感觉情况有异,一边向南京方面报告,一边派遣第28师师长董钊率领全师乘着陇海线的火车,奔驰陕西。12月13日一时许,中央军占领潼关,不费一枪一弹,原因是,防守的西北军42师师长冯钦哉放开了门户。后来,中央军源源不断来到陕西,甚至连当时中国最精锐的德械师36师和税警总团都来了。在陕西境内的军事力量对比上,东北军和西北军远不是中央军的对手。后,冯钦哉脱离西北军,加入中央军,西北军只剩两个师。
西安事变后,西北军离开西安,驻扎陕西三原县。杨虎城临去欧洲考察前,将西北军交给17师师长孙蔚如全权负责。七七事变前,西北军的番号,由第十七路军改为第38军,孙蔚如任军长,下辖两个师。1938年春,在日军占领山西北部和中部后,第38军开往山西南部,在中条山一带布防,与进犯的日军展开激战。
东北军和西北军尽管在西安事变中,差点与中央军兵戎相见,但在随后的抗日战争中都有不俗表现。他们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同抗击侵略者,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壮美乐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