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后传：东北军的结局

史篇 2022-09-09 07:00

1937年5月14日，东北军整编方案确定

作者：王自军

来源：《同舟共进》2019年第10期

震惊世界的西安事变爆发后，中央军精锐沿着陇海线快速西进，占领陕西东大门潼关，一场战争即将在关中打响。全世界的目光都聚集在中国西部的陕西。后来，在各方斡旋下，西安事变和平解决，战争没有打响，然而，拥有25万将士的东北军，和拥有6万人的西北军，成为中央军的眼中钉。在当时中国的最高权力机构看来，这31万人是一支不可忽视的武装力量，也充满了不安定因素。这支“叛军”最终是什么结局？他们的命运如何？

张杨二将军的命运

张学良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举足轻重的人物，在某种程度上，他改变了现代中国的历史走向。他和杨虎城于1936年12月12日实行兵谏，将蒋介石软禁，也将随同蒋介石一起来到西安的几十名中央大员一起软禁。但后来，他又决定放回蒋介石。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护送蒋介石和宋美龄离开西安，前往南京。临上飞机前，蒋介石告诫张学良：“我走了，你还是留下吧，你去后东北军无人指挥，再说，这时候你去南京，有诸多不便。”可是，张学良年轻气盛，好冲动，坚持要去南京，用实际行动表示“一人做事一人当”的好汉气概。结果，张学良执意上了飞机，开始了以后长达半个世纪的软禁生涯。

这架飞机先飞到洛阳，在洛阳停一晚，然后飞往南京。飞机停歇洛阳时，有相关人员打电话到南京，告知何应钦，蒋介石会在第二天回来。何应钦时任军政部长，是当时的三号人物，一号是蒋介石，二号是此时还在西安被软禁的陈诚。这一天，何应钦和冯玉祥、孔祥熙等南京军政要员，在民国元老李烈钧家中聚会，突然听到这个消息，群情振奋，举杯相庆，连平时不喝酒的冯玉祥，也破例干了—杯。

四天后，军事委员会大法庭开庭审判张学良，李烈钧担任审判长。在西安事变发生后，李烈钧曾经发电文给张学良：“父仇未报更酿内乱，何以为子？以怨报德，威胁主帅，何以为将？天下重足而立，侧目而视，何以为人？”当日审判时，张学良面带微笑，称“胁迫统帅”是他自己的主意，“我岂是任何人所能指使的吗？”审判结果，判处张学良有期徒刑十年，褫夺兵权五年。

1937年1月3日，审判过去五天，张学良向蒋介石提交方案，想把东北军调往河南治理黄河，“由良指挥军队调出及整理”。这一想法理所当然地被拒绝了。幼稚的张学良始终认为，对他的审判只是走过场，他根本就没有想到，自己会被长期关押。从1937年1月到10月，张学良一直被软禁在蒋介石的故乡浙江省奉化县溪口镇的一座山上。这期间，张学良的两位夫人于凤至和赵一荻还可以轮流上山陪伴，張学良也可以在警卫人员的看护下，一起下山游玩购物。当时，蒋经国刚刚回国，还在老家和张学良一起读书数月。

七七事变爆发，张学良给蒋介石写信，请求亲临前线，抗日杀敌，蒋介石回复让他好好读书。1937年10月，淞沪会战情况吃紧，张学良离开浙江，先后迁往安徽黄山、江西萍乡、湖南郴州。1939年冬，又迁往贵州。1947年，此时抗战已经结束两年，张学良被迁移台湾新竹，这里远离战争，张学良生活得较为清闲。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长期担任看守队长的刘乙光，因为看守有功，竞从中校晋升为少将。

1961年，张学良的“严加管束”被解除，但行动仍然受到监视。1964年，张学良与原配于凤至离婚，和长期陪伴的赵一荻结婚。1990年，张学良完全恢复自由。此时，蒋介石已经离世15年，就连一起陪读的蒋经国也已经辞世了。2001年10月14日，张学良在美国夏威夷檀香山离世，享年一百岁。

和张学良比起来，另一位西安事变的主角杨虎城，命运则要坎坷得多。

张学良离开西安前，把东北军全部交给67军军长王以哲，要求他对东北军负责，并听命于杨虎城。然而，当时东北军有25万人，杨虎城的西北军仅有6万人，杨虎城根本指挥不动东北军。

1937年2月2日，东北军发生内讧，以孙铭九、苗剑秋等为首的少壮派军官，坚决主张与中央军开战，营救张学良。他们杀死了张学良任命的东北军临时首领王以哲，然后在西安城内追杀所谓的妥协派。东北军的另一名高级将领何柱国，因为躲藏在杨虎城公寓里，才幸免于难。是为“二二事变”。事变让东北军乱成一团，纵然少壮派杀死了王以哲等人，但他们远远无法控制东北军。事变第二天，孙铭九、苗剑秋等人意识到事态严重，赶紧逃出西安。事变造成的后果极为严重，东北军多支部队投靠中央军，杨虎城也被置身于舆论漩涡，被认为违背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约定；而东北军又认为杨虎城对东北军将领保护不力。杨虎城有口难辩。

1937年3月29日，蒋介石邀请杨虎城来到杭州，对他说：“各级人员对你有不满情绪，这是一时转变不过来的，你继续任职，在情感上有所不便，不如先往欧洲参观一个时期。”三天后，杨虎城回到西安，把西北军交给部将孙蔚如。当月月底，杨虎城被任命为军事考察特使；不久，就带着妻儿去往欧洲。

七七事变爆发后，杨虎城在欧洲给蒋介石写信，请求回国参战，但没有得到复函。情急之下，杨虎城未经批准，径自回国，于1937年11月26日抵达香港。三天后，有原西北军部下看望杨虎城，杨虎城说蒋介石约他在南昌见面。12月初，杨虎城抵达南昌，不但没有见到蒋介石，而且遭到软禁。此后，杨虎城和张学良一样，也开始了被软禁岁月。

1939年冬，张学良被关在贵州修文县阳明洞，杨虎城被关在息烽县玄天洞，两地相距四十余公里，看守他们的部队，隶属于同一个团，但张杨二人都不知道对方近在咫尺。

抗战胜利后，杨虎城一家被迁往战时陪都重庆，他以为自己要重获自由，但很快就失望了，他依然遭到关押。杨虎城和张学良尽管都是以同一罪名关押，但在待遇和自由方面，杨虎城远不如张学良。张学良可以去附近游玩闲逛，杨虎城是不可以的。

1947年2月，杨虎城妻子谢葆真病逝，杨虎城精神受到很大打击，他开始相信命运。有一次，他在外面看到一座“杨氏佳城”的墓碑，墓主人和自己的名字只有一字之差，他疑神疑鬼，以后再也不敢出门了。

1949年9月6日，杨虎城在重庆歌乐山下“戴公祠”里被杀害，一同遇害的还有杨虎城两个儿子，秘书宋绮云一家三口，副官两人。但究竟是谁下令杀害，一直是个悬案。早些年，国内出版物都认为是蒋介石下令杀害，但台湾国民党“党史馆”馆长邵明煌认为，没有证据证明是蒋介石下令的。

“次要罪魁”的结局

蒋介石重获自由后，就开始着手清理东北军中的“叛将”。首当其冲的，是被蒋介石称为“次要罪魁”的东北军高级将领王以哲、于学忠、何柱国。王以哲是西安事变中，张学良的得力助手。早先，张学良和延安方面接头，就是时任67军军长、驻扎在洛川的王以哲牵线促成。1936年7月，王以哲秘密加入中国共产党。

于学忠当时驻扎在兰州，任甘肃省主席，他当时在西安率部响应事变，并将兰州的中央军全部缴械。张学良临离开西安时，曾写了一张手谕，内容为：“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候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虎臣是杨虎城的字，孝候是于学忠的字，张学良让东北军听从杨虎城、于学忠的指挥。于学忠，实际上是东北军的第二号人物。

何柱国当时担任骑兵军军长，也支持西安事变。

蒋介石在1937年1月为自己制定的“本月大事预定表”中，共列了六条，其中三条与东北军有关，分别是“调东北军离开西北，以为安定西北之张本”，“分化‘赤匪’与张杨各部，使其不能一致”，“处置张学良”。他在日记中，对王以哲等人的称谓，全部以“x逆”来称呼。张学良被判处后，蒋介石决定处置王以哲、于学忠、何柱国，尽管陈诚、何应钦等人一再劝说蒋介石，但蒋介石仍要对三人撤职查办。

就在这时候，“二二事变”发生了。1937年2月2日，在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等少壮军官的指使下，连长于文俊带着一群士兵，冲入王以哲家中，将还没有起床的王以哲杀死。除此之外，这群士兵还将总部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副部长宋学礼一并枪杀。王以哲被害的消息传人南京，蒋介石在日记中写道：“东北军内讧，王以哲被杀，天网恢恢，天报恶者之速其如是也。”

也许是王以哲的死，让蒋介石转变了对东北军“次要罪魁”的决定，他召集朱培德、徐永昌、熊式辉、林蔚等人商议如何处置于学忠、何柱国和东北军，并且提出了“对西北以政治为主，军事为从之方略”。蒋介石认为，东北军原来属于张家的私产，“有张则国家无东北军可用”，要让东北军为国家效力，就不能让其成为某一个人的私产。没有了张学良，还有王以哲；没有了王以哲，还有于學忠；没有了于学忠，还有何柱国……要避免东北军成为“于家军”或者“何家军”，就需要将他们分化瓦解。

蒋介石决定把东北军调往河北、河南、安徽、江苏四省，这四个省的东北军分别由万福麟、王树常、于学忠、何柱国统领，让东北军不能成为一体，影响力就会减弱。万福麟，当时是53军军长；王树常，当时已经退居二线，但在东北军中很有威望，所以蒋介石重新起用他。到全面抗战前夕，于学忠被任命为江苏绥靖公署主任，负责指挥驻防江苏地区的东北军；何柱国则先后担任西安行营副主任、豫皖苏三省驻军整理委员会委员等虚职。

张学良离开西安后，有多位东北军将领离开东北军，转投中央军，骑兵第十师师长檀自新就是其中之一，此次改编，檀自新被任命为骑兵第4军军长。

原67军军长王以哲死亡，倾向于中央军的副军长吴克仁被任命为军长。

西安事变中，担任捉蒋总指挥的第105师师长刘多荃，此时也被任命为第49军军长。

捉蒋有功的白凤翔，此前担任骑兵第六师师长，事变后升为副军长；同样捉蒋有功的刘凤岐，此前担任骑兵第六师副师长，事变后因功升为师长。蒋介石对他们没有做出惩处，继续留任原职。

亲自捉蒋的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三人已经在周恩来的帮助下，逃离西安，也就没有任命或者惩处。

再来说说这些“次要罪魁”的最终结局。

于学忠抗战有功，先后担任第五集团军总司令、鲁苏战区总司令、军事参议院副院长。1949年，他不愿去台湾，隐居四川乡间。上世纪50年代，曾担任河北省体育委员会主任，1964年病逝北京，终年74岁。

何柱国也抗战有功，先后担任第15集团军总司令，第十战区副司令长官。1949年，拒绝去往台湾。共和国成立后，何柱国发电给※※※、周恩来表示祝贺，后担任全国政协常委，1985年病逝北京，终年88岁。

檀自新抗战时期保存实力，与日军略一接触，即转向逃亡，1938年，檀自新在河南被上司汤恩伯枪毙。

吴克仁，抗日名将，率部作战勇敢，在淞沪会战中，壮烈殉国。是淞沪会战中牺牲的14名将军之一，也是唯一的一位军长。

刘多荃，抗日名将，先后参加淞沪会战、南昌会战，被提拔为第十二战区副司令长官。1949年，隐居香港。后接受※※※邀请，回到大陆，先后担任辽宁省交通厅厅长、辽宁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等职。1985年去世，终年86岁。

白凤翔，全面抗战开始后，被任命为热河先遣军司令，变卖家产，购置武器，人数最多时高达三万人，对日作战连连告捷。1940年6月，被日本特务毒死。

孙铭九、苗剑秋、应德田，这三个亲手捉蒋的人，最终结局令人错愕。

孙铭九在抗战开始后，先躲入上海租界，后投靠汪伪政权，曾担任山东伪保安副司令，其间曾到东北，策反抗日力量，劝投降汪伪政权。抗战胜利后，又投降国民党，曾策划刺杀共产党领导人陈云。被共产党俘虏后，再次投降。上级认为孙铭九投靠日伪和蒋介石政权，是“迫于生计”，不予追究。上世纪50年代，孙铭九更换姓名，担任上海市政府参事、全国政协委员等职。2000年，92岁的孙铭九在上海离世。

苗剑秋，逃离西安后，先到延安，后化装成商人，去往日本，卒年不详。

应德田，抗战时期投靠汪伪政权，任河南教育厅厅长。解放后，他没有受到追究，1980年去世，终年80岁。

东北军的改编

西安事变时，东北军有25万人，计有5个军、22个师。5个军分别是51军、53军、57军、67军、骑兵军；另外还有一个105师，这个师多达3旅13团，实力也相当于一个军。

西安事变后，第51军被调往安徽蚌埠，后又被调往江苏，第53军被调往河北保定，第57军和骑兵军暂留陕西高陵和咸阳，67军调往安徽阜阳，105师调往河南南阳。而杨虎城的西北军，则被调往陕西三原。西安城，由新任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带来的中央军进驻。

没有了张学良，53军军长万福麟、57军军长缪澄流、105师师长刘多荃、107师师长刘翰东等东北军高级将领先后投靠中央军。

将东北军打散分开后，蒋介石想要任命刘峙负责改编东北军事宜，由东北军的元老王树常任副手。但是，王树常对此事很抵制，蒋介石只好把此事搁置起来。1937年3月30日，蒋介石指定陈诚制订东北军改编计划。陈诚欣然领命，他认为东北军那么多高级将领宣誓效忠，改编东北军就不是什么难事。4月3日，陈诚把将东北军改编为十个整编师的计划递交蒋介石。4月10日，蒋介石批准了这一计划。

4月27日，蒋介石批准成立豫皖苏军事整理委员会，指定19人担任委员，其中，东北军将领王树常、于学忠、何柱国、缪澄流、刘多荃、吴克仁也在委员名单中。也是在这一天，军政部长何应钦发布了“分期整理东北军计划大纲”，要求：一，纠正过去东北军封建观念，使逐步变成国家武力，能担任国防之责任。二，为顾虑事实之必要，先以军为最高单位。三，使东北军诸闲职人员有所依据，上下官兵心里安定。四，灌输各级军官之国家民族思想，及服从中央拥护领袖之精神。

陈诚原打算将东北军改编为十个整编师，后决定改编为六个军。

就在东北军开始改编时，发生了意外。东北军中的一支特殊部队——110师哗变。

东北军以前有个110师，然而早在两年前的1935年9月，就在陕北甘泉一带被徐海东领导的陕北红军剿灭了，师长何立中伤重毙命，1000多人被击毙，3700多人被俘。此战过后，110师的番号被取消。西安事变三天后，一些热血青年成立了抗日先锋队，要求打回东北。当时中日尚未全面开战，考虑到“抗日先锋队”这个名称太敏感，就由东北军改成了110师。现在，东北军开始了整编，整编就表示能够领到军饷，装备后勤都有了保障，而这个110师不在军政部备案之列，属于“黑人黑户”，自然就不能领到装备粮饷。他们在请示于学忠，得知不能保证编制时，愤而哗变。

110师哗变，很可能会像多米诺骨牌一样，在东北军中引起连锁反应。4月30日，蒋介石先严令110师留在所在防区江苏睢宁，不得乱动；然后，密令刘峙、胡宗南做好武力解决的准备。110师也做好了应战准备，他们深沟高垒，修筑工事，准备武力抗拒。关键时候，于学忠走出来了，他毕竟是东北军高级将领。于学忠和110师所有连以上军官对话，说一定会妥善安置大家，这才稳定了军心。最终，110师被以连为单位，分别编入了第51军。哗变事件至此平息。

为了杜绝再次发生这种恶性事件，陈诚专门召集了东北军高级军官开会，他在会上说：“这次改编，是为了你们大家，不是为了中央。改编的目的，是为了将来的抗战，像现在这样的编制，打起仗来无法统一指挥，各军中炮、工、辎和武器弹药、通讯设备等，均需重新平衡配置。”当时的东北军，兵力配置很不平衡，有的军只有一个师，有的军居然有三个师；有的师人数比军还多，有的师人数却低于一般普通师。关于人员任命等敏感问题，陈诚说：“有关人事变动，完全由你们自己以军为单位自行调配，中央绝不加以干预。”因为陈诚态度诚恳，东北军官兵心中没有了顾虑，所以整编进展得非常顺利。

整编规格按照二二制，每军两个师，每师两个旅，每旅两个团。全军分为六个军，分别是49军、51军、53军、57军、67军、骑兵军。这次改编让蒋介石很满意，他在日记中写道：“国家一大进步，半年来陕事已告段落矣。”

西北军的改编

25万人的东北军改编完毕，4万人的西北军改编同样很顺利。

杨虎城任职陕西时，手下有6万人，分为三个师，分别是17师、42师、58师。西安事变发生后，42师师长冯钦哉宣称“不打中央军，也不打西北军”，他所在的防区潼关天堑，成为中央军进入西安的通道。潼关到西安，一马平川，无险可守。中央军46军驻扎河南洛阳，一同驻扎在洛阳的还有东北军炮兵第八旅。西安事變前三小时，张学良给第八旅旅长黄永安发报，要求控制洛阳机场，不能让一架飞机起飞。黄永安立即将此情报报告中央军46军军长樊松甫，樊松甫感觉情况有异，一边向南京方面报告，一边派遣第28师师长董钊率领全师乘着陇海线的火车，奔驰陕西。12月13日一时许，中央军占领潼关，不费一枪一弹，原因是，防守的西北军42师师长冯钦哉放开了门户。后来，中央军源源不断来到陕西，甚至连当时中国最精锐的德械师36师和税警总团都来了。在陕西境内的军事力量对比上，东北军和西北军远不是中央军的对手。后，冯钦哉脱离西北军，加入中央军，西北军只剩两个师。

西安事变后，西北军离开西安，驻扎陕西三原县。杨虎城临去欧洲考察前，将西北军交给17师师长孙蔚如全权负责。七七事变前，西北军的番号，由第十七路军改为第38军，孙蔚如任军长，下辖两个师。1938年春，在日军占领山西北部和中部后，第38军开往山西南部，在中条山一带布防，与进犯的日军展开激战。

东北军和西北军尽管在西安事变中，差点与中央军兵戎相见，但在随后的抗日战争中都有不俗表现。他们和全国人民一起，共同抗击侵略者，谱写了一曲曲感人至深的壮美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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