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伐林:王兆国与胡锦涛仕途悬殊,在团中央就埋下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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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次,团中央研究室一位女干部半开玩笑地问胡锦涛,如果有些事情你明明不那么想,可是你为什么还是那么做呢?胡锦涛的回答没说什么官话,但也没正面回答这个尖锐的问题,也半开玩笑地说:“什么时候你到了我的位置上,你就知道为什么了!”

  王兆国与胡锦涛:一马当先与后来居上

《伐林追问》第15期 2019年11月01日首播

◆高伐林

有位听众听了上一期《伐林追问》后留言,回忆说中共十二大重点选拔培养的是王兆国,而胡锦涛、温家宝都当过王的副手。这位听众说的没错,2002年胡温上任,而近30年前,王兆国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兼团中央第一书记,而温家宝是中办副主任,胡锦涛是团中央常务书记。他俩同时给王兆国当副手。这真是历史的巧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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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中央二把手胡锦涛后来居上,成了团中央一把手王兆国的最高领导。

王兆国比胡锦涛早到团中央三个多月,1982年就调来接替韩英。他是邓小平1980年7月,到位于湖北十堰市的第二汽车制造厂视察时发现的。当时二汽党委书记黄振亚说1976年担任分厂副厂长(那时叫革委会副主任)的王兆国,抵制了“四人帮”搞的批邓,湖北省委书记陈丕显也说王兆国被列为了省后备干部。
胡锦涛与王兆国两人的仕途,都被人们看成平步青云,但是王兆国先盛后衰:刚过不惑之年大红大紫,到了1987年,突然降级安插,虽然不能称为“断崖式降级”,但由中央领导人降为地方官员,震动很大(那一年年初,胡耀邦被逼宫辞职);后来王兆国又缓慢回升,2002年才终于进入政治局。相比之下,胡锦涛后来居上:1992年就跳过政治局委员,成为政治局常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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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兆国(左一)陪同邓小平视察二汽。

说回八十年代初期,王兆国是共青团中央一把手,但是实际上,团的干部,不论是机关干部,还是下面团省市委的干部,往往都视胡锦涛为“总管”。王兆国在团中央上任没多久,1983年春天就患了腹膜炎,住进了医院,尽管后来病情控制住,开团中央书记处会议时能回来,到中南海汇报时少有缺席,团中央书记们与各部部长更不时到医院去汇报请示,但是毕竟是胡锦涛是在团中央坐镇,在各省市基层奔走视察。

两个人的性格,确实反差强烈:王兆国魄力十足,敢于拍板决断;而胡锦涛则谨慎细心,有条不紊。

胡锦涛与王兆国自从当上团中央书记之后,两人都接连被戴上各种乌纱帽。比起来,王兆国的头衔多超出了共青团单一领域,而开拓了更大活动天地:中共整党工作指导委员会委员,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中方首席委员,还以“湖北代表”的身份,出席第六届全国人大,被选为常委……而胡锦涛的头衔,则多在共青团领域:全国青联主席,少先队工作委员会主任……1983年当上了第六届全国政协常委,也是以青年组织代表身份占据一席之地。

王兆国爱训人,不仅一般干部,而且有一定级别的同僚下级,他都很不客气地训斥——甚至是当着其他下属公开训斥。这种性格难免让人觉得盛气凌人。

1984年,对日亲善,党中央决定胡耀邦出面邀请日本三千青年来华访问,接待任务主要落到团中央头上。王兆国此时正是炙手可热:他于5月走马上任,接替乔石担任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又由胡耀邦提名,担任了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的中方首席委员——这本是一个民办机构,日方的委员大都是教授学者,但是中方的委员却官方色彩极浓。接待三千日本青年毫无疑问是王兆国份内之事,为了确保活动不出岔子,他特地回团中央召开了一次干部会议,书记处书记们和各部副部长以上参加。我忘了那次是因为一个什么偶然的原因,也列席。王兆国要求,今后几个月中,团中央要将接待好三千日本青年作为“头等大事”,机关各部门和直属单位“要派出最强的干部”到接待第一线。

会上继许多书记和部长表态说“兆国同志讲话非常重要、非常及时”之后,团中央书记处排在最后一位的书记宋德福发言,先表态“要认真领会兆国同志讲话”,随后婉转地提出,是否可以将“派出最强的干部”这一说法,改为“派出最适合的干部”?——团中央机关和直属单位按要求,派出三分之二干部参加中日青年联欢的组织宣传,但毕竟还有其他许多工作,不能耽误,留在机关的也有三分之一干部,宋德福当时也是留在机关负责处理日常工作的。

应该说,这是一个合理化建议,保护留在机关的干部积极性嘛。王兆国听了之后,脸色一沉,说,“嗯,‘最适合的干部’。但是——”,他以更强硬的语气、更激烈的语言,严厉指出:任何部门不准搞本位主义,别的工作可以停,圆满接待三千日本青年,这是全团的大局,只许办好,不许办坏!不管是哪个环节,谁影响了这个大局,就要立即追究,立即处理!

全场数十名团中央副部长以上干部鸦雀无声,宋德福面无表情地听着,再没有开腔。

他心里怎么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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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人出身的宋德福,很受胡锦涛器重。

宋德福是军人出身,在总政治部是全军青年工作的主管,那时就很得余秋里、杨尚昆等人青睐。后来军委负责人还问过团中央:如果你们不打算提拔重用宋德福,就让他回军队,我们要用他!王兆国当着这么多干部给宋德福碰了钉子,无形之中与军方势力之间竖起一堵墙。而胡锦涛则在自己外放贵州之后,向党中央推荐宋德福接替自己,从书记最后一位,接任团中央第一书记,这就使胡锦涛与军队政工系统之间开通了一条路。

我这里说的,是我当年在团中央工作时的感受,很可能是片面的。王兆国类似的事例有多件,但是王兆国多年后当全国总工会一把手,我有个同学在全总担任中层干部,她对王兆国的印象就非常好,说他宽厚、谦谨,她介绍的情况让我感到王好像换了一个人。

 

与王兆国相比,胡锦涛当时与中南海的联系要少一些。但因为工作性质,胡锦涛有更多的渠道广结人脉。主要是两条线。

一条,是通过与团中央各部门和各省市团委负责人的联系。胡锦涛是团中央机关党委书记,在王兆国因病住院之后,又兼管组织人事。不仅干部升迁、考核、转业,他都有重要发言权;在分房,困难补助、家属调京指标等问题上,他也给以关心。为人所称道的,是他的通情达理,有商有量,既坚持原则,又留有余地。胡锦涛与这些政坛明日之星的长远关系,作好了铺垫。

他的另一条线,就更是王兆国所不具备的了:身为全国青联主席,与青联常委中那些精英、文艺界、思想理论界、企业界等等各条战线的明日之星的联系。

共青团名义上、表面上是全国青联(全称是:全国青年联合会)的一个团体会员,实质上全国青联隶属于团中央,这种互相缠绕,是非常有中国特色的奇特关系。全国青联是归团中央统战部管,团中央统战部部长兼任全国青联秘书长,他才是全国青联日常事务的当家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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团中央和全国青联的招牌并排悬挂。

胡锦涛在清华大学就是文艺骨干,在团中央机关联欢会上,他有模有样地跳过舞、唱过歌;他也爱打乒乓球,对于文学艺术也颇有悟性。当时的全国青联常委,有文学评论家刘再复,作家叶辛,画家韩美林,京剧艺术家刘长瑜,数学家杨乐,严家其、范曾、刘心武、陶斯亮、姜昆等人,还有一些青年企业家,这些人都在各自领域有影响。胡锦涛作为青联主席,与他们有很多接触交往,有利于自己更新知识结构,而且有利于掌握社会动向,扩大了自己在精英中的权力基础。

王兆国和胡锦涛两人当时思想言行并没有超出中共正统意识形态的框架,未必能归入“改革派”。不过,我个人的感觉是,胡锦涛总结和归纳能力更胜一筹,具有无须特别留意,就不至于怠慢什么人、疏漏什么事的能力。

在个人生活待遇上,胡锦涛非常注意影响。

他的妻子刘永清随他一起调回了北京,开始安排在团中央属下的中国青年旅行社工作,不久,胡锦涛就设法将她调到北京市建委,一来这样更“专业对口”,便于她发挥才干;二来也避免“瓜田李下”,将来若遇到提级、奖励之类的事,不至于被人说是“一人得道,鸡犬升天”。

他到团中央之后,机关总务处在前门东大街旁的团中央宿舍楼里最西头,按照其级别,给胡锦涛分了两套三室一厅的住房。因为窗户朝西,每到夏天下午,房间里热得像蒸笼,这样的住房在几个团中央书记中是最差的。胡锦涛毫不计较,说“机关住房紧张,这就很不错了。”一住就是好几年。

上级官员下基层时的“吃喝风”中共屡禁不止。团组织相对而言并非有钱有权,但是团中央书记降临省市自治区视察,团省委同样要摆下山珍海味,还要请来党的省委第一书记或者分管共青团工作的省委书记、省委宣传部长等政要,与团中央书记一起坐上席。八十年代团中央官员遇到这种情况往往头痛:他们都在政治上有一番企图心,若大吃大喝,如果有人告到中纪委,有可能断送前程。可是要想抵制吧,又会闹得上下关系紧张。1983年底从上海调来任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李源潮,当时也是一位书生气较足的官员,下去时坚持要遵守中央规定的“四菜一汤”,否则就不肯入席,或者坚持要自己掏钱,下面团省市委接待者当然不收,于是弄得场面僵持,有时团省委书记很是下不来台,一肚子意见。

胡锦涛对这种问题另想高招。他对手下设身处地地解释过,下面团组织盛宴招待,是有他们不得已的苦衷的:他们想藉团中央书记来视察的机会,与省委官员们接触沟通,联络感情,以方便今后的工作;有时还趁在席上向省委主要领导当面汇报、提些要求。你硬要“坚持原则”,“不留情面”,反而会将事情搞砸,给该省团的工作带来阻力。胡锦涛在刚到达当地时,会有言在先,要求团省委负责人安排伙食进餐要尽量简单,不要超标;但是当团省委安排好了正式场合,当着赴宴餐叙的中共的省市委负责人,他又善于应对,与那些诸侯笑脸应酬,给团省委一个大大的面子。

视察期间,他也不为交钱的事与接待人员推让拉扯,回京之后,他会给团省委将钱寄去。我知道一件事,是胡锦涛到广西视察时,非赴宴不可,胡锦涛回京后,令其秘书叶克冬,寄去30元钱──这在八十年代初,也相当于他一月薪水收入的十分之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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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锦涛在团中央期间的秘书叶克冬(1953年9月-),非常低调。后最高官至中共中央台办、国台办副主任。

胡锦涛的谦和,团中央部下和外边人士有口皆碑。吴稼祥在一篇专栏文章中比较过江泽民和胡锦涛,说江泽民在当总书记之前送最新款的电视到邓小平家,并趴在地上去调试;当上总书记地位稳固之后,不接邓夫人卓琳的电话,“气得老夫人几乎要寻短见”。胡锦涛则“为人极其谦和。他对谁谦和,与那个人的权力大小似乎没有多少关系”——这是吴稼祥的原话。他举了这么一件例子:

我有一个朋友L(吴稼祥用了一个英文字母),这个L,有个同学给团中央第一书记胡锦涛当秘书。L打电话找他的秘书同学,是胡锦涛接的电话:“他这会儿不在。”

“你是谁呀?”L大声问。

“我是锦涛。”声音很温和,但是声调不高。

“你是谁?”L提高了声音问。

“我是锦涛。”那边重复了一次,声音照样温和,语调没有升高。

“你能大声点吗?我听不清你的话。”

“我是锦涛。”声音略微提高,语气没有改变。L终于听明白了,说声对不起,马上挂断了电话。

共青团所从事所推行的一个又一个活动,有的是配合改革开放,有的却是配合维稳(当时并没有这个词儿,往往说的是“反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一次,团中央研究室一位女干部半开玩笑地问胡锦涛,如果有些事情你明明不那么想,可是你为什么还是那么做呢?胡锦涛的回答,没有说什么官话,但也没正面回答这个尖锐的问题,也半开玩笑地说:“什么时候你到了我的位置上,你就知道为什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