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怡:(失败者回忆录0914):年轻人化解民主派的分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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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019年4月28日反送中游行,市民高举绑住的双手,象征恶法通过后将失去自由。

2014年占领运动虽由戴耀廷教授倡议,但最终却是因一些年轻学生冲进公民广场启动。带动雨伞运动的主要是年轻人。

2016年鱼蛋革命,全由年轻一代发动和参与。

香港民主派自2003年就开始和理非(和平、理性、非暴力)争民主,主要群体性活动就是每年元旦和七一的游行。组织游行的是民间人权阵线(简称民阵),这团体包括约五十个组织参与。 2003年五十万人的游行规模最大,跟着每年至少两次游行,延续十多年,游行示威成为香港的地方风采。但在中共从暗到明的政治干预下,市民的民主权利不仅没有寸进,反而体制内的民主力量越来越薄弱。民阵每次大游行照例拉横额、喊口号,政党在路边摆摊募捐,游行后人群散去,第二天人人照常上班上课。一切都是老样子,人民依旧无权,政府向中共倾斜愈甚。

2010年后,本土派崛起,但在议会中的民主派仍然都是老一辈的大中华派。他们在选举、舆论中,排挤以年轻人为主的本土派,常污蔑本土派是中共奸细。在被排挤和敌视的情况下,年轻人对民阵的游行也不参与了。民阵游行人数逐年下降。

2019年特区政府提出修订逃犯条例后,民阵在三月底举行过一次反修例游行。参加者据称有12000人,社会反应并不激烈。

4月28日,民阵发起第二次游行。集合地点在闹市的东角道,那里可容纳的人数不多。民阵估计不会有太多人。谁料参加人数大幅上升,挤爆了现场。游行在3时45分起步,结果末端到6时才出发。民阵宣称有13万人参加,是林郑月娥上任后人数最多的游行。

原因是政府中没有人能够解释为什么要修订逃犯条例。一桩一年前在台湾发生的命案,明明有现成的法例可以把香港的逃犯移送到台湾,而且也有过先例,为什么要以此为借口,把不容许将逃犯移送中国大陆的「除外」条款去掉?目的不就是要依从中共专权政治的意愿,把异见人士送去大陆受审受刑吗?

特首林郑、律政司司长郑若骅、保安局长李家超被称「修例三人组」。他们表示是要修补逃犯条例的漏洞,但又无法解释包括法律界在内的各界所提出的问题,对西方驻港机构提出的质疑也没有回应,甚至对所有提出异议的团体和名人都拒绝见面商讨。可谓司马昭之心,路人皆见。

年轻人决定不计前嫌,参加民阵的反送中游行。这是4月28日游行人数暴增的主要原因。

接下来,各大专学校以至各中学,都成立了反送中关注组,各社团及学校的反送中联署风气云涌。民阵在6月9日发起第三次反送中游行。由于估计人数会很多,因此将集合地点定在可以容纳最多人的维多利亚公园。

为呼唤市民参加这次游行,各大专学生和部分中学生,在港九新界各区进行动员。他们自费印刷宣传单张,在各区的街道设街站,用喇叭向市民解释「修订逃犯条例」的要害,为什么修例与香港每个市民都相关?为什么要参加6月9日的游行?

一个滂沱大雨的傍晚,在北角的一个街口,几个年轻人冒雨向路人派传单,同时用扩音喇叭讲解。我向一个十多岁的女生说,你们这样淋雨会感冒的,去商场避一避再出来吧。她带着天真的微笑对我说: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啦!

我被他们感动。我相信也有其他人被感动。有一位住新界的朋友说,他看到一个弱质彬彬的小女生,一个人背着一大袋宣传品,走长长的路送去街站。他说要帮忙,那女生说:谢谢,不需要啦!

如果说前几年的两次运动表现出了年轻人的勇气的话,反送中能够动员几乎半个香港的市民直接间接参与,则归功于年轻人的包容。他们绝大部分都是维护香港固有价值的本土派。泛民主派批评和攻击他们所支持的本土参政者,就等于攻击了他们本人。但在反送中的目标下,他们不计前嫌,全力动员同学、家人和广大市民,一起参加由和理非的民阵发动的和平示威。一夕间扫除民主派的分裂现象。

反送中在其后表现出的民主派的相互包容,相互支援,这种「兄弟爬山,各自努力」的特质,是由年轻人在6月9日之前的表现形成的。在反送中运动中,分裂不再存在,无论是意识形态的分裂、抗争手段的分裂,或世代的分裂,都不复存在。而这种改变,是我之前从来不敢想像的。

那时候政权之粗暴,和立法会建制派占多数的形势,使香港绝大部分人觉得抗争是没有胜算的。

我在6月7日发表文章说:「我们走出来,不是因为觉得有希望,而是没有希望也要走出来;不是因为相信人多就可以成功,而是不成功也要走出来。」

在年轻人动员下,6月9日的示威人数达到破纪录的100万人。 (196)

——作者脸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