秦林山:腐朽的儒学是无神论的总根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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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上对儒家许多经典的编纂所有权,到底是谁有不少争议……

儒学的开山祖孔子(公元前551年——前479年),他生活的时代正是中国的春秋末期(公元前770年——前476年)。其时正逢历史急剧的变迁,周朝王权不断衰落,与之相对,各封建诸侯国的权势却迅速膨胀。诸侯国君主的贪婪和野心,使得他们之间的吞并征战频繁加剧,周王朝已彻底无力控制,旧的王朝秩序已被摧毁。人民饱受战火的蹂躏,流离失所、饿殍遍野。面对这一切惨烈的现状,孔子的高贵血统和早年失父而又不得不忍受贫困的生活,都极大地刺激了他的抱负,决心改变这种无序和混乱。

他认为正是由于“礼崩乐坏”才使得一个好端端的王朝如此衰落。要改变这种局面,只有恢复“周礼”即周的一套“封建等级制”。为了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孔子不惜自己五十多岁了,仍周遊列国到处游说各国君主实现“克己复礼”归仁矣。尽管四处碰壁任毫不气馁。至68岁才不得不返回鲁国,编纂儒家经典,广招学生宣传自己的思想和政治主张。

一,什么是儒家的孔孟之道

历史上对儒家许多经典的编纂所有权,到底是谁有不少争议,唯一没有争议的是《论语》,算是孔子的言论思想和教学最原始、最权威的经典了,《论语》被吹捧之为神是无与伦比的,它被形容成“半部论语治天下”,就可以治理国家、乃至整个天下人间。

这个集孔子言论、思想和政治主张的经典著作到底宣传了什么呢?

《论语》共有20篇,500章节左右。每篇文章的题目,也仅是以各章节开头的二个字来起名,因此每篇文章的题目几乎都是无意义的,只是起到了把每篇文章分开的作用而已。每一章节的内容也只是只字片言,没有什么系统的论述,有点一鳞半爪的感觉。难怪老黑格尔在读了以后说到“只是些善良的、老练的道德教训,从里面我们不能获得任何特殊的东西”《哲学讲演录》第一卷,1956年119页。老黑格尔断言“中国古代没有哲学”,不知道是不是渊源之一。

从《论语》孔子这一言论、教学和为政之道的思想中,不难归纳出孔子儒学的三个主要范畴。1,宇宙论“天”:2,社会层面“礼”:3,个人心性“仁”。

“天”,孔子把“天”等同于天命,形成孔子自己的天命观,孔子的天命观与周人的带有自然主义宗教色彩的天神观完全不同。天在孔子的儒学里决不是崇拜的对象,它和“地”一起相对应构成完整的自然,那是被作为现象的物质世界被理解的。“殷人尊神,率民以事神,先鬼而后礼”《小戴记,表证篇》。商殷人的上帝观念是祖先和神的合一,是原始宗教的一种形态。周以小而取代了大商的统治后,仍承袭了商的天神观。“皇天无亲,唯德是辅”,上帝是公正的,他只辅助有德性的人。“非我小国敢弋(取代)殷命,唯天不畀(给予)”《尚书,多士》。是上帝要让周取代商的,因此要“敬德保命”遵从天神行德。中国自夏商周有文字记载开始,与世界其他各民族一样都是一种原始的神传文化。周人自然主义有神论的宗教色彩同样是很浓郁的,因此天神成了周人原始宗教信仰的对象。而孔子要复周礼,应该要看到这是一个社会秩序中最重要的东西。但是孔子却把周人的天神观改成天命观,“道之将行也,命也。道之将废也,命也”《论语,宪问》。因此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这就是孔子的宿命论天命观了。也许这么根本的改变,孔子还怕人看不懂,进而又有了他著名的“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论语,先进》。所以在孔子的门徒看来,“子不语怪力乱神”。

对于鬼神,孔子几乎避而不谈,实在被逼急了,因为那是不可能不触及到的,被逼之无奈的孔子只能表态,“务民要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也”《论语,雍也》。在孔子看来鬼神只与死有关系,与生没有关系,死是灵魂、鬼神领域的。人活着生的时候不需要考虑和面对鬼神,所谓“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故孔子教导后生们,“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也。只有尊敬它,但是却远离它才是大智。孔子这一大实话,完全否定了肉体的存活和生命是灵魂的原因。认为肉体和灵魂它们可以分开,而刻意把它们隔裂开来。根本看不到主导生命的灵魂,鬼神才是生命的本质。“非其鬼而祭之,谄也”《论语。为政》。甚至孔子不失时机的嘲笑不祭自己的鬼,而祭他人之鬼是一种谄媚了。孔子作为一个大教育家大学问家对鬼神本质会如此无知吗?好像实在有点讲不过去。真实的是孔子只是他不愿承认有神,有意要回避鬼神。为什么呢?如果有一个高高在上的上帝存在,那么孔子鼓吹的“愚忠、愚孝的所谓忠孝文化”,被他洗脑的愚民们向谁去忠孝呢?高于帝王的上帝自然很容易就可以代替帝王的地位,因为哪怕不叫他们这样做都办不到的,因为膜拜上帝是每一个人被刻在骨子里的天性所决定的。所以孔子第一步必须淡化掉上帝,当然如果能够消灭掉上帝,那么至少孔子已经可以成功一半了。

如果就按后代很多儒学道统家诡辩的,孔子是有意存而不论。那么这种存而不论可以吗?大谈人生、教育、道德、修养,却把人类生命的本质,道德的根源(无根源的道德只能空喊口号而已)这一最主要的东西束之高阁,只谈皮相、次要的东西,这显然很不合理。

宗教神的观念,正是神强烈参与人类生活,使人类忽视不了而影响人类生活的。这是宗教存在最深刻的意义!正是这种人类须臾不离的宗教信仰,才会根本改变人类的生活观念和行为,成为宗教最本质的神圣功能,作为一个大教育家竟然看不到宗教信仰于教育改变人的根本力量是完全不可思议的。

被誉为法国大革命的政治先驱、启蒙思想的旗手、法兰西思想之王、欧洲的良心伏尔泰,一个自然神论者。他坚决反对天主教神权对人类思想的箝制,把教皇直接比作“二只脚的禽兽”。在反对有神论的同时,却号召:即使没有神也要造一个神出来。这是因为他深刻地看见了宗教有神是怎样强烈地影响人类思想观念,而自觉把它作为人类伦理道德行为标准的。中国这个“万世师表”的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大教育家,史无前例的伟大巨人,却可以对宗教信仰存而不论,这显然很讲不通的。其实孔子肯定是看到鬼神的存在的,简单地否定上帝也不可能,但是对它的承认,又会影响和干扰到儒学的政治主张,所以才使用了这个拙劣的伎俩,“未知生,焉知死”;“未能事人,焉能事鬼”“务民要义,敬鬼神而远之,可谓知也”。来拐弯抹角地否定宗教有神信仰,中断了周人的原始宗教有神意识。随着孔子儒学地位的提高,而开创了中国古代无神论的传统。

孔子把周人最重要的“天神观”改成“天命观”,是为他整个儒学思想的统一服务的。是要说明,不但“生死由命,富贵在天”,而且要知命。即所谓的“知天命”就是儒学的一个最重要的理论范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论语,阳货》。把君子小人一直挂在口头上的孔子,是要为儒家规定一个重要的道德实践标准,要做君子,君子的立身之本,“修身俟命”。君子怎样来“修身俟命”知天命呢?“惟上智与下愚不移”《论语,阳货》,圣人和下民是天命决定的。下民必须安于自己的卑贱,不能犯上作乱,以合乎所谓的“礼”。

2,“礼”

这是孔子把它看成是维护封建社会最不可缺少最重要的东西了。周礼、周的一整套社会秩序的制度。“天之经、地之义、人之行”,用孔子的话来说“人无礼则不生、事无礼则不成、国无礼则不宁”《论语,修身》。贵贱有等、长幼有差、贫富轻重皆有称者也,每个人根据天命,一出生就被规定了他的人伦地位和社会身份,人必须根据他的名(人伦地位和社会身份)说话和行动。所谓“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要君有君的样子、臣有臣的样子、父亲有父亲的样子、儿子有儿子的样子。臣子必须无条件的服从君王、儿子必须无条件的服从父亲、妻子必须无条件的服从丈夫。即使君王、父亲、丈夫错了,也必须服从。如果不服从,就是不忠、不孝、不仁、不义。如今的诸侯作乱,道纪废,礼乐崩,就是“礼”被破坏了,犯上作乱,才造成社会的混乱。为此要先正名,以实符名,各司其名,万万不能越级,更不能犯上。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用礼来规范一切行为标准。再明显不过了孔子强调的“礼”、“周礼”,只是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的。那就是大可以对小、上可以对下、强可以对弱的专权。你是小的、下的、弱的就必须服从大的、上的、强的统治。孔子对女人的蔑视,是封建宗法等级制的需要而造设的。“惟女人与小人为难养也”《论语,阳货》。孔子直接把女人比作小人(和君子相对的小人,而不是指小孩子)。他鼓吹妇女三从四德,从父母、从丈夫、丈夫死了从儿子。妇女在生理上比较弱小,受欺压是天经地义的,这是强权不平等的逻辑。也使下层愚民在社会上遭受歧视欺压后,回到家中,就用欺压更弱小的来宣泄,平衡自己被辱而扭曲的心理。“有男女后有夫妇、有夫妇后有父子、有父子后有君臣、有君臣后有上下、有上下后礼义有所错”《易传》。有女才有男尊、有子才有父尊、有臣才有君尊,孔子就是从男尊女,从对最弱小的欺压和歧视开始,建立的一套繁琐的封建宗法等级制(我在此文中把夏商周的等级制还是看作封建等级制的,把孔以后的等级制就直接看作奴隶等级制了。孔子虽然想复周的封建等级制,但是儒学下的等级制却成了彻彻底底的奴隶等级制了。因此在此文中有时我用的是封建等级制,有时却用的奴隶等级制)。

孔子对妇女的歧视,是孔子身体力行的。孔子本人及其后代,儿子孙子,不是休妻,就是与妻子分居,他的大第子曾子,子思都有休妻的记录。孟子也差点休了妻。把女人当作器物。和父母的私有物件,而鼓吹父母之命,媒妁之言。而开包办、买卖婚姻之恶风。

孔子为了维护封建宗法等级制,而把不能分开的男女,(基督教神学中,女人是男人的骨中骨,肉中肉。是连为一体和不能分开的)以男尊女卑对立起来。彻底颠覆了人伦道德的基础,却谎称“克己复礼,天下归仁也”。孔子的儒学提倡的仁爱,能平等相爱吗?这是爱?是仁吗?

3,“仁”

孔子说“弟子入则孝,出者弟,谨而信,泛爱众,而亲仁”《论语,学而》。孔子的仁、爱人主要表现,是建立在血缘亲情上的父母兄弟之爱。所谓孝、悌就是亲亲。“仁者人也,亲亲为大,孝弟也者,其为人之本也《论语,学而》。孔子上述对仁的限定就可以很清楚看出:家庭伦理的亲亲忠孝是仁的根,孔子在仁这个爱人的主旨中,把仁归结到孝亲中。

这样的爱需要提倡吗?亲亲之爱,人类自私的本能就会做到,甚至连动物都做的很好。正是这种私亲之爱,才把人与外人割裂开来的,对他人不能奉献爱。所以一个没有爱的社会第一要克服的,就是人对亲情的爱。“因为我来是叫人与父亲生疏,女儿与母亲生疏,媳妇与婆婆生疏。人的仇敌就是自己家里的人。爱父母过于爱我的,不配作我的门徒;爱儿女过于爱我的不配做我的门徒”《圣经。马太福音》10:35。我在这里先要引述耶稣的话,是要说明孔子儒学被吹捧为什么“仁爱之学”是没有特别提倡价值的,因为这种私爱是任何生命形式最起码都能做到的,动物都做的很好,过分宣传反而容易使人陷入私爱中,而不知爱他人。基督耶稣告诉人们,要服从摩西的命令去爱他们的父母,并把它作为十条诫命之一,以律法的形式定下来后,就不仅仅停留在这之上,而是努力要超越这种爱,甚至爱敌人,那才是天国的爱,是博爱!是普世价值的爱。仁是一种道德品性,现在贯穿到所有的德行之中去了,因此仁就成了孔子各种道德行为、精神品性的基础,成了各种道德行为的总德。

曾子这个孔子晚年的大弟子说: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他把孔子的仁,按照孔子的意思概括为“忠恕”二字,的确非常符合孔子的思想。孔子提倡的就是忠君而不能犯上,名份之下犯上就要破坏秩序。先是妇从夫,子孝父,然后臣忠君,所有人都是君的臣,也就所有人必须都要忠君才合乎礼。封建宗法等级制才不会遭致破坏。这就是仁和礼的关系?克己复礼归仁,复兴了古代的周礼这又是仁。所谓的“恕”则是“己所勿欲,勿施于人”,这是孔子思想中较有价值的地方。然而在封建等级专制下,从上而下的强权,在必须忠孝于上的观念、必须忠孝于君王的先在的封建宗法等级观念,却又限定了恕道在平等原则基础上发挥作用。

鲁昭公违反周礼的规定,娶吴姬为妻(按周礼同姓不能通婚)。陈司败为此问孔子,“昭公知礼乎?”孔子明明知道鲁昭公违反了周礼,但是还是回答,“知礼”。陈司败因此感叹“君而知礼,谁不知礼”,即鲁昭公这也能知礼的话,谁还不知道礼呢?这就是孔子要强调的“为尊者讳、为贤者讳、为亲者讳”,因为鲁昭公是君王,所以即使君王违反礼,都没有关系。在孔子眼中,最高的礼只是为君王所设,是维护君王的,当礼和君王有矛盾,那还不懂怎么处理吗?!“为尊者讳”不知礼也是知礼。孔子表达的只是:所有的制度和刑律只是约束下民的,“刑不上大夫,礼不下庶人”。《论语。礼记》。孔子早就写在那里了,那是孔子所极力要维护的封建宗法专制等级制。法要有标准吗?谁说的?君王才是唯一的标准。忠君可以违礼,孝亲何论公德。

儒学的大家孟子,也在《尽心上》讲了一则故事。舜为天子。皋陶为士瞽瞍(天子舜的父亲)杀人,则如之何?有人以这个问题请教孟子。孟子曰‘执之而已矣’。‘然则舜不禁于’?“窃负而逃,遵海滨而处,终身忻然,乐而忘返”。孟子回答,背起父亲逃往海滨,视帝王之位,如扔一双破鞋一样。在那边怡然养老终身不返。孟子居然还以赞赏的口气,表扬舜不看重皇位,而孝父救之(杀人犯)。孟子在这里讲的是孝,看上去,这孝亲很高尚,可以连帝王之位都抛弃,还有什么不可抛弃的呢?只要达至孝道。国家大法都可以带头破坏。

耶稣以神子的身份,超自然地“道成肉身”来到人间,演绎了“因信称义”的救赎观,也没有妄言,要改变或不遵守律法。“莫想我来要废掉律法和先知;我来不是要废掉,乃是要成全。我实在告诉你们,就是到天地都废去了,律法的一点一画也不能废去,都要成全。《圣经。马太福音》5:17。国家的治理,是民族生存最重要的,在这里都轰然瓦解了。有公德不依,有法不据,以什么孝亲原则,而广开中国历代以人代法,以人治国家的先河,不能不说是孔子儒学的恶果,遗毒无穷,至今未肃。

孔子面对偷羊的父子,而要他们“子为父隐,父为子隐,直在其中。”亲亲相隐,不举报,才是真直。很清楚在孔孟儒学看来,偷盗和杀人算得了什么呢?!孝更重要。把孝抬到了一个无比的高度。目的很明确,那就是由小家的孝,对父母的孝开始,才能发展为对大家君王的(君王无非是一个大的家庭的家长,)孝忠。这才是忠孝礼义、愚忠君王的最大道理、最大的为政之道。为此孔孟儒学一再强调,要小民“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一切服从封建统治帝王的意志,这就是小民由孝而能成最大忠君的仁。

仁成为总德,也就成了检验小民是否服从统治,便于帝王管理的道德规范的工具。孔子提倡仁,好像很仁爱恩慈。但是如果触犯了这种等级制,我们就可以看见孔子的仁性了和他的爱了。公元498年鲁定公12年。孔子刚任鲁国刑狱的司寇,代行宰相职务。就迫不及待的杀了革新人士少正卯。孔子杀人的理由恐怕比封建帝王的逻辑还要荒唐。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心达而险。二,行辟而坚。三,言伪而辩。四,学非而博。五,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荀子。宥坐》此五条沾一条,就是杀头罪。而少正卯五条最罪名都齐全,难道不更是死有余辜了吗?!简单翻译一下就是,犯五种罪的就要杀头,偷盗不算,一,心大而冒险的人。二,走邪路而屡教不改的人。三,能够把谎言说的头头是道的人。四,知道很多黑幕而学坏的人。五,专在黑道上走的人。有这五条罪中的一条就该杀,而少正卯五条并犯。该杀!这里哪有他的亲民仁爱的说教和亲善的形象,一点也没有了,凶相必露。

孔子为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游说各国君王以施仁政爱民,克己复礼归仁。所以在某种意义上就是要禁开杀戒。爱人的最大体现,是对生命的尊重,而不会随便轻视生命和杀人。正如北宋五子张载有一句名言“民胞物与”。民我同胞,爱极物类。多漂亮的话阿。“厩焚。子退朝,曰:“伤人乎?”不问马。《论语,乡党》。马房失火,遭殃的肯定是栓在里边的马。可是孔子却不紧不慢等到下班后,才问有没有伤到人,不问马的死活。似乎马不是生命。爱人一定会爱一切生命,这才是对生命本质的热爱,才是宽厚和仁爱。为什么口口声声提倡仁爱的大家,却会在言行上如此不一致呢?私亲之爱,和对帝王的爱只能产生口蜜腹剑的人。“恕”只是理论和口头上的。忠恕,忠恕,也只是先忠后恕。

有人问孔子,“子奚不为政”?答“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于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政”?《论语,为政》。由此可见,孔子的孝悌,决不是一般意义上的亲亲,而是把它作为最大的政治的。

因此孔子在他的儒学中完成了一套维护奴隶帝王专制制度的思想理论,从个人家庭伦理的忠孝观念开始,完全道德上的仁爱,复古行礼,稳定天命观念下的,贵贱有等,长幼有序,贫富轻重皆有称的、永不可改变的、严格的封建等级专制制度的旧秩序。

孔子以后的孟子,成了把孔子的儒学发展完成了孔孟之道的儒学。孟子主要对孔子道德实践的主体、即个人的人性作了深入的发掘,深化了孔子仁的观念,论证了仁这一总德的永恒根源,“仁义礼智根于心”《尽心上》,“人性之善,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告子上》。人性本善,成了中国人本主义和人治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人性是善的,何需耶稣基督救赎?!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矣”《尽心上》。儒学根据人性本善,而提出修身养性,修身俟命,来知天命。孟子的天命观则完全承袭了孔子的思想,“莫之为而为之,天也;莫致之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上》。“孔子进以利,退以义,得之不得曰命”《同上》。是天命使得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地位有差别,人应该安份守己,听天由命。孟子认为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这是无法改变的,要想改变吗?那么“位卑而言高,罪也”《孟子。万章》。和孔子的“天下有道,庶人不议”《论语。季氏》一样。孟子也是严格地维护专制宗法的奴隶等级制的,为之孟子还真悟出了“为政不难,不得罪于巨室”《离娄下》,告诫奴隶做好自己的奴隶就可以了。

二,无神论儒家本质一定会走向一家独大

孔孟之道的儒学确立后,将近400年直到二汉时期,儒学有了一次改进。中国已成了大一统的奴隶帝国,意识形态上急需一套统一的思想理论维护专制统治的学说,董仲舒以“废黜百家,独尊儒术”,对孔孟儒学进行了一次比较全面的修补和改造。

董仲舒以阴阳五行的基本观念构成的“天命观”,充分肯定了孔孟儒学的天命观,认为天是至高无上的,社会的兴衰治乱都是天的意志决定的,帝王是天的儿子,所以叫天子。帝王受命于天,体现天的绝对权力,所以君权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不仅如此,董仲舒认为,天和人有相同的气质和情感,因此天人之间可以相通互相感应,以致发展为“天人合一”的观念。天以异灾和瑞兆与人类行为互应,物类相召,同类相动。天是永恒不变的,为此奴隶制原则的道也是永恒不变的,包括伦理纲常、道德和政治都是帝王直接从天承受下来的。尽管董仲舒完全是为了投帝王所好,有意神化君权神授,以“天人感应说”来维护奴隶等级制,犯上作乱有违于天。但是在某种客观程度上还是使二汉儒学有了原始自然主义有神的宗教色彩。

在基督教神学中存在二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一个就是上帝之城;另一个则世俗之城。二个世界的价值观是不同的,甚至是绝对对立的,宗教信仰把人分成属灵的人和属世的人。没有上帝神的启示和救赎,人和神是很难沟通的,亦是相分离的即天人相分。儒学只承认世俗世界,不承认还有一个上帝之城。从儒家道统的卫道士的观念里,孔子对神是存而不论,而不是否认有神的。我们暂且退一步,就按照他们的说法,即这个天也就是神的话,那么天人合一也就是神人合一。从这个说法里面也很有问题,因为神人合一,神人同一。那么岂不是人也可以成为神,这样也等于消解了神、取消神了。反过来说神成了人也不再有超自然的神圣性了也没有了神。除非可以作相反的解释即孔子根本就是反对有神的,所以儒学的天,不是指神。只是类似和地相对的天是指自然。那么天人合一似乎可以成立了。这样的天人合一只是指人和自然的合一,这可以讲。但是这样一来恰恰又是儒学家最不愿意承认的,即孔子的天决不是神。所以在董仲舒的“天人合一”说中,他们一定会陷入二难的境地。

董仲舒不是敏悟到什么东西,而是感觉到孔孟的儒学的无神论太露骨了,统一不了所有人的意识形态,而稍作的修改粉饰而已,这样可以推行他的“废黜百家,独尊儒术”的一家独大目的。他的“天人感应说”和道家的神道教的东西一结合,谶纬封建迷信立刻泛滥成灾,大行其道。而真正的一神论观念,却得不到进一步张扬,自然他的所谓自然主义有神论色彩的天人合一也就不了了之。

董仲舒在人之性上,把性和情分开,也把孔孟儒学的“善质说”改成“三性说”,即“斗筲之性”,“中民之性”,“圣人之性”三个等级。性有善者是就“中民之性”而言的,“名性不以上,并不以下,以其中名之”《深察名号》来进一步说明孔子的“惟上智与下愚不移”,他的奴隶制等级观念比孔孟他的老师还要有过之无不及的,因为他彻底把这种他们的东西神圣化了。

董仲舒不愧为一个精通儒学的大儒,他非常清楚孔孟儒学的精髓它们的政治主张和思想理念。所以董仲舒不但可以游刃有余地发掘孔孟的天命观的思想并且发展了它们。归结为三纲五常(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妇纲。仁义礼智信)来强化孔子的礼和仁。即“王道三纲可求于天”《春秋繁露。基义》。刻意神化孔孟的伦理纲常,并且还对孔子的忠孝作最充分的合理化论证。

“孝也,礼之本、礼之始也”。他用一句话就讲出了孝的重要意义。为此董仲舒还神化了“孝”,什么“元气混沌,孝在其中”《孝经纬》,他要把孝看成宇宙还没开始就先在的先验之孝,“人道人业,天地开辟,皆在孝”《七纬》。他还借孔子的口说,“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他对孔孟的孝心领神会,“事亲孝,故忠可遗于君,是以求忠臣必于孝子门”《七纬》。一语道破孔孟儒学处心积虑要对孝大做文章的秘密。儒学就是要造就一切可以成为忠君的理论和环境,培养普天下的忠于维护奴隶等级制的家奴。只要这样就可以造就前赴后继、源源不断的忠君的家奴,还用担心什么不能实现政治主张吗?!奴隶等级专制制度还能不保吗?!所以董仲舒的这一套儒学迅速地被汉武帝采纳,而废黜百家。开创了儒学的最邪恶的一家独大之风气。

随着汉王朝的消亡,汉代儒学也迅速衰落,一方面古代无神唯物观念强势作难,以王充为代表的这批人不断地以无神唯物主义对“天人感应”进行攻击和批判。另一方面,魏晋帝王青睐以三玄《老子》、《庄子》、《周易》为主要内容,诠释传统儒学的经典玄学,而崇尚无为而治的自然观。尽管儒学衰落了,但是还远远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在长达几千年的奴隶社会中,除了儒学,还有中国本土文化中道家的学说,或者说道教一直在或深或浅地影响着儒学,魏晋南北朝时期道家可以说是到了比较鼎盛的时期。

原始的道教以“道”为整个道家的核心,出自老子的思想,乍一看老子的“道”,似乎与基督教神学《圣经》中《约翰福音》的“逻各斯”很相近。希腊文的“LOGES”既可翻译为“道”;也可翻译为“逻各斯”,意义很容易混同。而《约翰福音》里的道就是上帝!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约翰福音1:1》;但是道家的道却指的是自然本身。以至于近代的文化思想先驱严复也误把“道”等同于亚里士多德的第一推动力。可以说老子的“道”和《圣经》里《约翰福音》的“逻各斯”完全不同。老子明确说明“道”生成宇宙万物的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即“道法自然”的过程。老子要强调“道”是自己产生自己的自然过程,由“道”生元气,由元气生阴阳二气,由此二气生出纷繁复杂的万物即即“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道法自然”是说“道”上面还有一个比“道”更高的自然,是一个形容状态的状语,即自然而然。“道”生万物,“道”就成了宇宙万物唯一绝对的根源。老子以“道法自然”是要引出人和万物以自然而然为法则,因为万物和人本来就是自然而然产生的不需要造物主,如此一来就不需要再去追寻什么终极原因浅尝辄止了,如此一来道家的道就可以代替成为终极原因了。这样的道自然就是最高的了,神就被所谓最高的可以生万物的道恶意取代了。道家这一理念非常符合儒家老朽们刻意要消灭的神传文化,代之以孔孟儒家的帝皇文化,儒家当然希望有这样的道家文化来为自己服务,它们可以相得益彰,沆瀣一气了。

当时的所谓玄学家“竹林七贤”,无一不是厌倦了社会的战乱频仍,国家分裂政权迭变,看不到希望而采取一种逃避现实的消极人物,他们都不敢面对残酷现实的。“道法自然”,恐怕就是道家魏晋玄学的本质了。

中国最早的自然主义宗教是一种祖先崇拜和多神拜物教,只要和人的生存有关的事物存在,都随便会被顶礼膜拜。道教恐怕也是最有市场的,因为道家文化造成的迷信成分很多,到处是偶像崇拜,严重影响了中国本来就很薄弱的宗教有神论观念。二汉时期董仲舒的“元”和老子的“道”几乎相同,也可以说董仲舒受了道家影响形成他后来的“天人感应”“天人相动”和最后的“天人合一”。

东晋以后一种不同的异质文化佛教开始传入。如果说这种文化的佛教言空;那么道教则言虚。都是一种深感尘世间的苦难而力求出世的文化。孔孟儒学和二汉儒学的大一统思想观念,使中国历代的帝王自视甚高夜郎自大,把自己看作是天的代表,视中国以外的一切地方为“蛮夷戎狄”,而强烈排斥一切外来文化,当然佛教在中国的生长也可谓艰难险阻。比较有名的就是“三武法难”(北魏的太武帝拓跋焘、北周的武帝宇文邕、唐武宗李炎)的废佛。儒家当初是比较排斥的,因为儒家礼教的核心是忠孝,而佛教主张出家。脱离尘世俗务,势必弃之忠孝于不顾使父子亲隔,君臣之义乖,夫妇之和旷,友情之信绝……而使君不君,臣不臣,子不子的纲纪紊乱。另外佛教的出世、禁欲、修行的学说,可以使民间对物质财富欲望的减少,帝王则可以少受反抗威胁。还比较重要的是,佛教的因果报应与道教的“承负说”较雷同,行善而未有果报,是因为要承负祖先的过失。在根本的“出世说”上又较一致,而受道教排斥较轻,更何况此时的帝王们正是信奉玄学的时期,奴隶帝王也要利用佛教,以平息社会的怨气,维护奴隶帝王的专制统治和奴隶等级制而开了门,佛教便趁机而入。

但是稍后的基督教就没有那么好的运气了。唐朝时传入的被称为“景教”的基督教,在以儒学为主儒释道三家文化的围剿和奴隶帝王屠刀的合力绞杀下,(很多人认为是三教合一,我一直不承认儒家是宗教,首先孔子是有意要中断殷周的原始宗教,在有些人看来孔子是存而不论。我则认为,孔子是有意淡化宗教意识,不承认有神的。否则不会将反映文化本质的最重要的宗教信仰如此疏忽掉,这从他自己建立的儒学文化结构中都可以清楚看出。儒学几乎完全排斥超自然意识,而根本缺少神圣观念),因此基督教只能偃旗息退出中国。这一退,到明朝再来时近一千年。随着世界最优秀宗教文化基督教在中国的消失,中国就此在奴隶等级制卫道士的文化中,整整又要沉沦和愚昧近千年这是后话了。(我因为有专文批评佛教《启蒙为什么不可以是文化佛教》,所以在此文中不多展开对佛教的批判了,有兴趣的朋友可以找来一阅)。从本质上来说佛教也是宗教中的无神论,因此它最终也可以被儒家文化所利用和接纳。

到了宋代儒学又经历了一次变化那就是所谓的宋明理学,也有把它称为道学的。先有北宋五子(周敦颐、程颢、程颐、邵雍、张载)发韧,朱熹则对理学作了最后的完善。宋明以后的理学只是朱熹理学的变异了。

如果说玄学是在当时道教思想笼罩下的儒学,那么宋明理学就是在当时的佛教思想笼罩下的儒学了。是对佛教既批判又吸收中成长起来的。所谓的“援佛而非佛”的理学。

孔孟儒学的天是“天命”,二汉儒学的天是“天人合一”,玄学的天是“自然”,那么理学的天就是“理”或“天理”。所谓“无极而太极”,万物是有太极生出的阴阳二气交感而成。理学的宇宙观,类似道生阴阳二气、然后生万物的道家宇宙观。宋明理学的“天理”还是与孔子的”天命观“不尽相同,“惟义无命”《程氏外书》卷三。“天命可易”《程氏遗书》卷十五。“人事尽处便是命”《朱子语类》卷九十七。理学的“天道观”已经不完全是一种宿命论的观念了,尽管朱熹还说:“贵贱寿夭天生不能变,是定数”。孔孟儒学的天命观在宋明理学中已经有了很重要的松动,行德可以变命,惟义无命,是一个进步。

理学还否定了“天人感应”和它立论基础的天意。“天人之理,自有相合。人事胜,则天不为灾。人事不胜,则天为灾。人事常随天理。天变非因人事。如祁寒暑雨,天之常理。然人气壮,则不为疾,气羸弱,则必有疾。非天固欲为害,人事德不胜也。如汉儒之学,都牵合附会,不可信”《程氏外书》卷五。

“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尝有异,穷理则尽性,尽性则知天命也”《程氏遗书》卷二十一下。和孟子“尽心、知性、知天”的天命观同出一辙的,只是用天理把它们贯穿在一起而已。

理学在关于“理本论”还是“气本论”上集中了大量的争论。到底是“理先”还是“气先”的讨论,只集中在认识对象的探讨,看不到认识主体人的”意识”的作用。那只是停留在对外部世界寻求的认识的,还处于人类认识史上的低级阶段。所以尽管朱熹结合二者,提出理气本原,也是没有跳出原来的框架。

理学自然也充分看到了孔孟儒学礼教的重要,“万物皆有此理,理皆同出一原。但所居之位不同,则其理之用不一。如为君须仁,为臣须敬,为子须孝,为父须慈,物物各具此理,而物物各具其用,然莫非一理之流行也”《朱子语类》卷十八。“礼即是理也”,把礼上到了宇宙规律的高度。“三纲五常,礼之体,三代相继,皆因之不能变”《论语集注》卷一《为政》。而极力把奴隶等级制理论化、神圣化。

理学在个人的心性上也完全承继孔孟的心本善。“性无不善,心所发,谓之情。或有不善,说不善非是心亦不得,却是心之本体本无不善,其流而为不善者,情之迁于物而然也《朱子语类》卷五。可见朱熹要说的,情之恶不是情本身固有,而是情迁与物才发生的。在他看来情非即是恶,非即是欲。为此他把妇女寻找自己心爱的婚姻对象看作是人欲,而提出恐怕连孔孟都不敢随便主张的“存天理,灭人欲”的口号。理学最后成了国家的意识形态,强行灌输。小脚,贞节牌坊,烈女、孝子、和忠臣等等演绎了一幕幕以“理”杀人的人间悲剧。

理学还有一个重要的方面是它的修养方法,即工夫论。是如何使精神达到与理合一,与物同体的境界。理学或者孔孟儒学最根本的错误是无限夸大了修身养性的作用,也是他们忽视宗教信念的原因之一。除了宗教信仰的超自然力量,人类在罪孽中根本是无力自拔的,必须得到外力即上帝的拯救。孔孟儒学的所谓道德实践绝对只是摆设,说起来好听而已,可以绝对地说,没有宗教上帝的拯救就没有人类文明的发展。

朱熹以后的理学只是围绕着他的思想转圈,无非是他的理学思想的变异。直到明清之际的陆九渊和王阳明才突破了他的理学局限、不是仅仅用唯物论的,只从宇宙外部的物质世界寻找本原。而开创了唯心论的思维方式。

理学在明清的理学批判中彻底沉寂,成了一个即没有新的可以补充、又生长不出新的文化思想的、封闭而枯竭的学说体系,直至伴随清王朝的覆灭而式微。

儒学由于它的本质使然,是为奴隶制帝王专制文化服务的学说,它的每一步的改进和发展,只能使它更加保守和落后,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也就更“完善”。对于奴隶主的帝王来说,则是运用的可以越来越得心应手。随着奴隶制度的消灭,它也必然要退出历史舞台。只要存在奴隶专制制度,那它一定还会大行其道、唤发青春的,因为它对于奴隶专制的等级制度来说实在太完美了。

三,儒家文化生产的无神论知识分子为中国选择道路

儒学终于走进了近代历史,面对笛卡尔开启的西方近代哲学的蓬勃发展,竟然无动于衷毫无知觉彻底僵死了。儒学这个传统的民族文化几千年来孕育了中国的民族特性,培育了中国特有的文化人格,是中国成了无神唯物主义的故乡,是这个腐朽文化要负全责的。

十九世纪中叶,西方终于用洋枪洋炮,打开了中国这扇被儒家文化紧闭着的、闭关锁国的大门,西方思想开始涌入中国。中国的历史接踵发生了戊戌变法、辛亥革命、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在这种腐朽文化熏陶下的中国第一代和第二的的知识分子,是如何来启蒙绝大部分连一天学也没有上过的、民智完全未开的中国人的呢?

康有为是十九世纪向西方寻求真理的最著名的人物,他是戊戌变法的领导者,领导了中国知识界的思想启蒙。1895年的“公车上书”在他之前从来没有一个思想家敢如此向皇帝提出政治制度改革的建议,依宪治国的引入反对专制政体,主张君主立宪。在此之前只有朝代的更替,从无政体之变,提倡权力制衡的政权形式,民权思想。在中国只有民本思想而无民权思想,还强调公民自治是非常了不起的。

变法维新运动失败后逃亡日本。辛亥革命后回国,却致电黎元洪、段祺瑞:“中国人不拜天,不拜孔留此膝何为?”提出祭孔行跪拜礼。后来又向参众二院提出“尊孔教为国教”。最后沦为保皇党的领袖,反对共和,策划清帝复辟。(如果康有为是个基督徒有神论者,也许他,不但晚节可保。也许还能在中国的宪政民主建设中发挥更大的作用。而永垂千世!)

严复是清代最有影响的启蒙思想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是堪称中国近代史上向西方寻找真理的、最先进的中国人之一,他反对洋务派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观点,提倡教育救国。为此翻译了不少西方的著作引入西方的思想。但是却不失时机地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和斯宾塞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介绍进来,宣称自己是个唯物主义者(如果严复是个基督徒有神论者,大概绝无理由可以如此热衷于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介绍,欣赏物竟天择,弱肉强食的丛林原则)。袁世凯称帝他是“筹安会”劝进的六个发起人之一,1912年受袁世凯的委任北大校长,宣传儒学文化复归。倡导北大中文系和经学结合来治旧学。

梁启超启蒙思想家,是康有为的学生。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既活跃在第一代知识分子中,又和第二代知识分子并肩作战。是戊戌变法维新运动的先杰。康有为的很多活动都可以看见他的身影,尊孔教为国教,他也是保皇党之一。

梁启超认为,“天地间独一无二之大势力,何在乎?曰智慧而已矣,学术而已矣。”《梁启超选集》269页。(如果梁启超是个基督徒有神论者,大概决不会把所谓的哲学、学问之类等等的重要性放在宗教信仰之前,而对传统文化的批判又是半奏琵琶半犹面。一会儿尊孔一会儿批孔,你也可以看到他不少批孔的言论。显得很是矛盾。因为他是一个承前启后,连接第一代知识分子和第二代知识分子的最重要和关键人物,可以总结第一代知识分子的不足为第二代知识分子所用。但是梁启超等于把第一代知识分子的问题都带进了第二代知识分子之中,起了传承不良的恶习)。

陈独秀这个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是中国启蒙文化思想的先驱,是对儒家文化本质认识最深刻的少数几个人之一,是“五四”运动的总司令。在新文化运动中表现最彻底的一个要打倒孔家店的,但是打倒了孔家店之后,以什么新文化来代替呢?作为一介领袖的陈独秀却对先进的西方文化一无所知。“天地间鬼神的存在徜不能证明,一切宗教都是骗人的偶像,阿弥陀佛是骗人的,耶和华上帝也是,玉皇大帝也是,一切宗教家所尊重的崇拜的神佛仙鬼,都是骗人的偶像,都应该破坏”《偶像破坏论》《独秀文存》1967年,154页。(呜呼哀哉!陈独秀如果是基督徒有神论者,也许无神唯物主义就很难发韧。他是个精力充沛的活动家。我相信他会有这个能力的。可惜)!

胡适无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中最重要的人物了。可以说几乎是新文化运动中,代表了最先进思想的旗手。前期的胡适对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而和陈独秀胜出。基本上被认为是个要求全盘西化的代表,而最受广大民众的青睐。他形象地概括了儒学文化对中国的毒害“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式监狱,板子夹棍的法庭。”把儒家文化在中国形成的中国特色都列出来了,深刻揭露了儒家文化的本质对中国造成的危害。但是他在一边批判清除儒家文化的同时,却不能把西方真正的思想引入进来。他说“有人说在文明的民族中,中国民族是最无宗教信仰的,中国的哲学也是最不受宗教势力支配的哲学。照历史来看这二个观点都是不对的,如果至今未能得到真正的人道主义的文明,那样仅仅是因为中国思想中理性的和人道的倾向不止一次地被这种巨大的宗教力量所阻挠了”《中国历史中的宗教与哲学》载《中国文化论丛》1931年31页。看来他还是没有看到中国文化真正的“短板”,没有认识到中国文化受到儒家文化如此毒害的关键所在,对宗教的认识如此之糊涂!“基督教迷信是二千年前的产物,现在应该抛弃了。基督教神学理论是中古时代的产物,现在也应该抛弃了。而基督教的道德教训虽然也是二千年前的产物,但因为人类行为上的进步,远不如知识进步的快,所以还有一部分可以保存”《基督教与中国》《生命》第二卷 ,第七册 ,1922年3月。

胡适甚至把孔孟对于鬼神的存疑态度,看作是苏格拉底的传统,体现了儒家哲学的人本主义和理智主义的特征,是中华民族生存和复兴的精神支柱,对后代中国的思想产生了持久的影响《中国哲学里的科学精神和方法》《胡适文集》12卷401页。可见多么令人失望!

新文化运动为什么会提出二个错误的口号“科学和民主”就不奇怪的了,胡适崇尚杜威的实用主义哲学,把它认为是西方哲学的最高阶段,要将科学方法普遍地应用到人类社会在各个方面的活动。把西方已经没落的科学至上当作宝贝,高抬用科学来验证一切的实证主义,用自然科学的方法来检验精神科学领域,检验超自然领域,宗教有神的存在。无限地夸大了科学的作用,导致有名的“科玄之争”。

这次论争肇始于张君劢对清华大学学生的演讲。他认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的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惟赖诸人类之自身而已。张君劢能够在还没有科学的地方,预先看见了科学的局限,非常了不起。没有想到,马上就受到了中国地质学的奠基人、地质科学家丁文江的极端轻蔑的批判(他和胡适在新文化运动中都是比较中心的人物,和胡适观点一样),由此引发了一场大争论,把新文化运动的先驱们都卷入了进来。但是没有想到最后科学派战胜了玄学派,鼓吹科学的胡适和吴稚晖自然成了英雄。

就是他们为新文化运动祭起了非常时髦的民主和科学二面大旗,他们一边可以欣赏基督教为西方带来的一切文明成果;一边却拼命在中国搞起了消灭基督教的“非基”运动。对于这些中国的所谓“启蒙思想家”他们自己也不很了解民主、科学、文明等等这些都只是基督教文化的产物,所以出现了这种倒果为因的现像,他们的思想如此局限怎么去正确领导一场前所未有的伟大的思想启蒙文化运动呢?!

有一个人例外那是孙中山,他算不上第一和第二代的知识分子,是个政治家。虽然他是基督徒,还是很有影响有名望的人物,但他大部分时间生活在国外,因此对西方文化比较了解。但是真正影响中国的是中国的文化,以及拥这种文化的中国知识分子,他们才是根本影响和改变中国的关键人物。

新文化运动在这些彩色旗帜的飘扬下,路向何方?

中国首先最急迫需要的,不是“科学和民主”,因为它们不能够全部反映西方的文化,因为它们充其量只是西方基督教文化的产物。基督教信仰它才是现代文明的根本。中国最需要的是西方的思想和精神、文化基督化,只有它才使西方走到了人类世界的前列,因为它已经带领出西方的文明。而儒家文化已经把中国与世界最先进的思想严重对立起来了。所以仅提一二个非本质的,不能反映全部西方文化思想的科学和民主的口号是不正确的,是舍本逐末之举。真理哪怕多迈半步,都是谬误,更不要说可以倒果为因了。

正因为启蒙领袖们的思想极不成熟,所以表现了他们极大的矛盾,一会儿反孔一会儿又尊孔。对待中国传统儒家文化的态度的批判虽激烈但是并不深刻,流于形式的轰轰烈烈,浮躁之极。很少能立下大志静下心来做扎扎实实的深刻严谨的研究,形成统一的思想理论,来主导运动。文化思想界的这种浮躁作风,强烈地反映在绝大部分的第一和第二代的知识分子身上。你可以在相类的文章里找出来,更可以在有时间先后的文章中找出来这种极不严谨的、前后矛盾的说法。

这些中国的知识分子,代表了中国最先进思想和力量的人们,为什么竟然没有一个是有神论基督徒呢?不得不从中国的文化结构中找原因了。他们都是在儒家无神论文化传统中生产出来的“作品”,因此看不到、不了解宗教是文化的本质,文化只不过是宗教的表现形式。不同的神话故事造成了不同的宗教,因而是不同的神话造就了不同的民族文化历史,而不是相反。因此宗教的高级形态基督教,(不是什么样的宗教都可以的,宗教也要发展,仅仅停留在原始的宗教中,也很难发展的)。正是基督教才能创造出现代文明,才能塑造出优秀的民族个性和民族共同体。中外的差别首先是有无宗教(基督教)的差别,这才是本质。没有宗教的儒学造成了完全不同的民族共同体和民族个性,形成了完全不同的国家。

中国的儒学文化恰恰是全面反动于基督教神学的文化。神学讲平等;儒学重等级,神学重个人;儒学言整体,神学倡自由;儒学重集中,神学认民主;儒学要专制,神学传博爱;儒学重亲亲,神学明法治;儒学要人治,神学性本罪;儒学性本善,神学重天国;儒学重世俗,神学重精神;儒学重物质,神学重民族;儒学重家庭,神学隆人民;儒学忠君王。多么严重的对立!在这种文化的熏陶下,中国文明离世界最先进文明的距离只能越来越远,更不可能会靠拢和走近。

中国社会背负着如此沉重的儒家文化的包袱,被极度箝制了思想和精神自由,又经历了这样的新文化运动的所谓思想启蒙洗礼,社会急剧左转。五四运动中的极左与马克思无神唯物主义就有了财富发展的市场,严复要介绍西方先进的思想给中国,而先把社会达尔文主义也引入了;胡适要学习西方,而最终把杜威实用主义作为最高的哲学来主导中国思想界一样。新文化运动要学习西方,而又把马克思无神唯物主义全盘接受下来,误认为这就是学习西方的真理。这样最腐朽的儒家文化和马克思的无神唯物主义必然迅速结合到一起,无神唯物主义的发展就又有了组织上的保证而全面走向制度化。

真正代表西方思想文化的最有价值的东西,我们的知识分子、启蒙思想家却没有把它介绍给中国,因为他们自己也搞不清楚哪些是西方文化的精髓?哪些是糟粕?这就是中国必须要付的代价了。对一个嗷嗷待哺的民族来讲,你给什么他就接受什么,等到他们成熟到可以挑选的时候,历史已经很吝啬给他们以选择的机会了。

又是近100年天空没有神彩的神州大地。

孔子啊!万恶的儒学,到底要把中国残害到何时!?

2010年9月24日

2022年8月8日修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