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剑:我所经历的计划生育政策史

0
南风窗 学人读书 2022-09-18 21:21 Posted on 上海

Image

2018年9月,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机构方案公布,与计划生育有关的司局不再保留。

中国已进入低生育国家之列。一般认为,每对夫妻平均生2.1个孩子,即总和生育率保持在2.1才能基本保证下一代人口不减少。原国家卫计委曾提出2016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在1.7以上,但这一数字被外界普遍认为估计过高,在全面放开二孩之后,中国生育率可能也就是在1.5上下徘徊。

20世纪80年代中期至90年代中期,陈剑曾经担任国家计生委宣传处处长。这期间他曾到地方挂职,担任浙江省温岭市的副市长。1995年11月又调到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研究所,1997年6月又通过北京市局级干部招聘考试到了市政府研究室。退休前他是北京社会主义学院副院长,现在担任的社会职务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

2015年4月,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了陈剑的著作《中国生育革命纪实(1978-1991)》,回顾了与计划生育有关的那段历史。那段经历在他的人生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认为,新的人口形势要求必须作出改革,而为了这一目标,民间已经呼吁了30余年。

Image

“从取消生育间隔、双独二孩、单独二孩,到现在的全面二孩,中国的生育政策经历了漫长的演变。这意味着以往严格控制人口的政策已经一去不复返。”

生育政策的逐步调整

南风窗:你1986年进入国家计生委工作,那个时候可能是生育政策最严的时候。

陈剑:仍然处在博弈的时刻,还不是最严的时候。

当时主要是政策的博弈,我正好也赶上了那样一个时段。这里有一个历史背景,从1971年开始到 1979年的生育政策叫“晚、稀、少”:一个不少,两个正好,三个多了。在人类文明史上,在世界生育史上,中国这个生育政策效果可圈可点,仅仅用了不到九年时间,妇女总和生育率从5.8降到2.4,和風细雨,效果非常好。但从1979年后,政策趋向严格。

南风窗:当时的政策出台有什么样的背景?

Image

陈剑:这是和改革开放大的背景历史有关,与我们对人口规律缺乏深刻认识也有关。改革开放后,中国国门开始打开,领导们到国外去考察,回来以后觉得差距太大了,有强烈的紧迫感:这个国家要急于改变贫穷落后的面貌,贫穷落后的面貌怎么改变?经济要上去,翻番就涉及人均水平,说到人均,就跟人口有关系。经济要上去,人口要下来,如何才能实现目标呢?到20世纪末人口要控制在12亿以内才能实现翻番目标。要实现12亿以内,专家们登场了,用数理统计方法做出分析,怎么办呢?最好的办法就是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所以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孩子的生育政策就自然而然地出现了。

南风窗:政策开始执行的情况怎么样?

陈剑:当然,开始推行就遇到了巨大的阻力,反弹也很厉害。群众的生育意愿和要求与政策之间的巨大鸿沟,如何平衡。采取一些蛮干做法在全社会引起了强烈的情绪,这也反映到中央那里。

这时候出现了两个人物,就是马赢通、张晓彤。他们给领导的建议报告,提议采用梁中堂先生提出的“两胎加间隔”政策。马赢通当时是中国人口情报资料中心的研究人员,张晓彤是国家计生委办公厅研究政策法规的工作人员,他们的建议报告通过张晓彤的一个神通广大的同学转给了一位领导,得到了批示:“这是一份认真动了脑筋、很有见地的报告。提倡开动机器,深入钻研问题,大胆发表意见,是我们发展大好形势、解决许多困难的有决定意义的一项。”批示提出由部门测算,中央出一个新的文件。后面又讨论研究了三年。

这是那段时间的博弈。

我1986年8月份到国家计生委工作,计生政策正处于这么一个端口,一个博弈的过程,一直到1986年下半年开始搞试点,大面积推广效果如何不知道,需要先试点。

什么试点呢?就是两胎加间隔的试点,国家计生委在全国30多个县市区搞试点,包括山西的翼城县试点,建议最初提出者梁中堂是山西人,一直跟踪翼城县的试点,从1984年一直搞到现在,效果非常好。全国其他一些地方,像河北承德、甘肃酒泉等地也在搞试点,所有坚持下来的试点地区,效果都非常好。

1988年3月31日,当时的国家计生委主任彭佩云同志专门向中央汇报,建议全面推开两胎加间隔。尽管没有全国推广,但国家计生委还是逐步对生育政策作一些调整,就是农村家庭第一个生育是女孩可以再生第二胎,这样解决了农村至少有一半群众的生育意愿问题,这个效果也比较好。当然,独女户也带来出生性别比失衡的问题。

南风窗:你当时是国家计生委分管新闻的处长,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关注和研究计划生育政策的?

陈剑:我是比较早关注计划生育与生育权领域的。1991年8月,在《中国人口科学》杂志,随后新华社《半月谈》内部版也登了我写的计划生育与生育权的文章。当时的基本态度是,计划生育的初衷是为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有利于推进中国人权事业的整体进步,但也确实存在一些问题。

当时我跟委领导彭佩云主任说,这个政策还存在一些问题,她当时给我回答说,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努力。

1992年6月份,记得国家计生委在温州开研讨会,我是会议的工作人员。当时我跟委领导彭佩云主任说,这个政策还存在一些问题,她当时给我回答说,我们已经做了很多努力。后来彭佩云主任退休之后,为中国的生育政策放开,连续多年向中央反映,所以我觉得老太太很了不起,始终坚持不懈,有一种强烈的责任感。

全球的总和生育率在下降

南风窗:1990年代中期,你从计生委到了社科院的人口研究所。

陈剑:他们说你怎么跑来了?我当时在计生委大家对我评价很好,又挂过职,而且还是国内培养的第一个到国家计生委工作的人口学硕士。

南风窗:你在关键时间待在国家计生委,你的见证与观察,对很多人来说还是非常重要的。

陈剑:那段历史很多人不了解,历史和今天是连在一起的,现在还面临着生育政策全面放开的问题。2015年,我做过预判,很可能在2018年底,当然也可能到2019年,最迟不会超过2020年全面放开,不是全面放开二胎,是全面进入自由生育阶段。

政府有政府的行事逻辑。政府部门也有自己的利益动机,例如,它要想方设法证明这个机构存在的合理性,因为这和机构人员自身的利益是有关联的。

南风窗:“计划生育司”已经成为历史。作为亲历者,回望这段历史,你有什么想法?

陈剑:这里需要对人口变动的大势有一个整体把握。所谓人口变动的大势,就是全人类生育都发生了巨大的改变,目前仍然在改变的进程中。1970年,全球的总和生育率与中国类似,中国生育水平几乎就是全球水平的反映,就是总和生育率5.8~6,近似可以理解一对夫妇平均生育五到六个孩子。二战之后出现了婴儿潮,到1970年的时候这些人25岁了,又形成了新的人口增长高峰。全球人口增长得很快,人们很紧张,联合国专门成立了人口司,也出了《增长的极限》这样一些书,大家都为未来人口这样持续增长感到恐慌。所以1986年7月11日成为了“世界人口日”。但是20年过去了,到90年代突然发现,不仅是发达国家,很多新興工业化国家生育率也在快速下降,从5点几要变到2点几、3点几。中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新加坡、韩国、日本和中国台湾等的生育率都下降得很快。所以90年代末期一些国家和地区开始改变了,个别国家开始鼓励生育。

到了21世纪第二个十年,全球总和生育率已经降到2.4了,除了非洲、拉丁美洲和一些国家之外,绝大多数国家生育率已经降到更替水平以下,就是低于2.1。中国大陆是多少?《中国统计年鉴2016》公布了2015年全国1%人口普查结果,显示2015年中国大陆育龄妇女的总和生育率仅为1.047。原国家卫计委曾提出2016年中国总和生育率在1.7以上,但这一数字被外界普遍认为估计过高,在全面放开二孩之后,中国生育率可能也就是在1.5上下徘徊。

大部分工业化国家,发达国家都降到很低了,像日本、德国这些老牌国家都降到低于1.5。中华文化圈几乎都是生育率最低的国家,无论是新加坡、韩国、泰国、日本、马来西亚,还是中国大陆和港澳台,这些地方生育率都非常低。

如果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也会很低的,只不过严格的生育政策进一步地降低了生育率。现在很多地方群众的生育意愿与计划生育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不愿意生了。

南风窗:所以,你的观点是计划生育对于中国生育率有影响,但是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依然还是会变得很低?

如果没有计划生育,中国的生育率也会很低的,只不过极端的生育政策进一步地降低了生育率。现在很多地方群众的生育意愿与计划生育一点关系都没有,就是不愿意生了。

陈剑:是的。只是说中国的计划生育加剧了厉害的程度,特别在一些地方,像东北,现在就面临比较大的困难。0.7、0.8是什么意思?人口严重老化,少儿人口比重急剧减少,新增劳动力十分有限,这都是巨大的挑战,这比中国整体水平要提前十年甚至更长。

这也只能说,人类对自身规律的认识是很不到位的。需要有一个较长的时间周期才能够有一个较为完整的认识。

南风窗:在生育政策即将迎来大变革的时候,还原当年的生育政策历史也是必要的,最起码人们对当年的很多决策情况并不了解,了解之后对未来也有帮助。

陈剑:体制内也有很多非常科学的声音。有的人口专家的观点说得很好,但他不了解政策演变的过程和内容,不知道这些过程,曾经有过什么样的纠结和挣扎,又做过什么样的努力。

中国社会内部确实复杂,当然这种复杂我们也不要说得过于深奥。中国人口学者,1980年代最著名的,像马赢通、梁中堂,都是优秀的人。他们根据自己独立的研究,发表出来一些观点,揭示了人口规律特征。这些声音很超前,很科学,很深刻,是值得我们倾听的。

转自《南风窗》2018年2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