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访林培瑞(3):谈中共当局的言论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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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3月21日,林培瑞教授在香港外国记者俱乐部讲话,谈他同别人合著的新书《天安门文件》。

随着中国经济规模和军事力量的不断增长,中国在舞台上的重要性也日渐增加,因为中国无论是向好的方向还是向坏的方向发展都会给全世界以及周边地区带来重大的甚至是巨大的良好或恶劣影响。作为中国语言和历史的研究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立大学河滨分校特聘讲座教授林培瑞(Perry Link)在他的研究领域有他的独到观察和发现。

林培瑞多年来不仅研究由已故的中国作家写出的文字,而且也观察和研究仍在世的中国作家、知识分子和社会大众的学术表达和日常话语。作为文学研究者,他也总是试图用生动活泼的文学表现方式来展示他的学术发现。

精细的学术观察和精致的文学表达结合,使林培瑞在20年前讨论中国共产党当局对社会大众和学者的是想控制的手法是提出了一个令众多学者至今赞叹不已的比喻—— “枝形吊灯上的大蟒蛇”。林培瑞显然为当年想出这个比喻而感到骄傲。

由这个比喻出发,林培瑞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也谈到了中共在过去20年里层层加码的思想控制也在来自中国的留学生身上显示出来,其主要表现是到了美国也是害怕越过思想和言论的雷池,缺乏独立思想,缺乏探索精神。

以下是美国之音采访林培瑞教授记录的第三部分。林培瑞所表达的是他的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

“枝形吊灯上的大蟒蛇” 的由来

金哲问:在20年前,也就是在2002年,您在《纽约书评》杂志上发表文章,用 “枝形吊灯上的大蟒蛇” 来形容中国共产党当局以一种无言的威慑来胁迫中国人进行自我审查,不要说出让中共当局感到恼怒、感到愤怒的话。自那时以来, “枝形吊灯上的大蟒蛇” 这种说法在国际间不胫而走。

20年过后,现在大家回头看会说,哇,在2002年中国的表达自由范围还是相当大的,中国人的表达自由还是相当多的。到了今天,您觉着您当年那个 “枝形吊灯上的大蟒蛇” 的比喻在多大程度上还合适?假如不合适,您现在是否能想出一个更合适的比喻来取而代之?

林培瑞答:哈,(能不能找到一个更合适的)不一定耶。我记得20年前,我想写一篇关于自我审查的问题文章。这也不只是中国人(的问题),我觉得外国人也受到这种影响。因为有一种模糊的害怕,也不知道界限在哪儿,所以我因为害怕,我自己设定自己的界限。后来,我就想到了这么个比喻——要是个吊灯里有一条大蟒蛇不动,可是一直在那里,不用语言的威胁,就让你自己明白要自己审查自己。我于是就想到了这个比喻。

你说 “不胫而走” 是真的。我写的任何文章里头大概没有比这个走得更远的一个比喻。我觉得这也有点风趣。因为这大蟒蛇呀。

英文里头,我们要说一种说法或一种比喻能够不胫而走,我们就说:it has legs,它有腿能跑。所以,我这个比喻有腿has legs也是真的。但是,有讽刺意义的是,因为是大蟒蛇。它是没有腿脚的,我们要画蛇添足,给它加上腿脚,legs。

现在很多人问我是不是觉得这个比喻现在还能管用?我觉得还能用。

“枝形吊灯上的大蟒蛇” 比喻仍好用

很多人包括外人不知道共产党具体的(言论管制)界限在哪儿,具体的威胁是什么,可是怕。心里怕就变成一种自我审查的工具。但我觉得你的问题比这个还要深刻,因为习近平最近几年来加了一些直接控制你的思想的措施。到处有摄像机在街上,包括官方的宣传不是写得很模糊让你怕,让你自我审查,有时候是非常直接地要你就得这么想,就是我进你的脑子,直接控制你。

这个跟大蟒蛇在吊灯里头的作用有一点不同。因为吊灯大蟒蛇的作用还是尊重你自己的脑子的独立,让你自己脑子自己决定界限在哪儿,自己决定敢到哪儿去。习近平的这种直接的更像是乔治·奥威尔式的我要直接到你脑子里头控制,比这个蟒蛇还要直接地控制你。

举例子不一定很容易。我自己脑子里头的例子是跟我在加州这儿教中国过来的学生的经验。20年前,中国来的学生有时候对外国很好奇,很想学,有一种开拓者的心理。现在中国过来的学生都是有一种 “我已经知道怎么想,我只是镀金来的,我已经知道所有的答案” 的心态。

你让这种学生独立思考,用自己的脑子去打听问题,去探索是极其困难的事情。最近这个学期,春天的学季,我在加州大学开了四年级的学生的一个研讨会,应该是他们四年级的时候的结尾练习,让他们自己研究一个问题,自己独立思考,独立探索一个问题。

资料照:林培瑞(左二)与方励之(右一)等人合影。左起:苏晓康、林培瑞、李淑娴、李晓蓉在奥斯陆
资料照:林培瑞(左二)与方励之(右一)等人合影。左起:苏晓康、林培瑞、李淑娴、李晓蓉在奥斯陆

来自中国的学生的思想局限

班上有7个人里头有4个是中国大陆来的。哎呀,非常困难,让他们自己想一个他本来不知道答案、应该真的不知道,就去打听、去做研究的一个问题,然后一步一步找资料,然后找方法,然后推测,一步一步来到最后把结果写出来,结果是个新的发现,他本来不知道。

这整个过程他不理解,很难让他理解。他对研究的概念是从正确的答案开始。从正确的答案开始,然后找资料,写文章,都是为了证明你已经想好了、决定好了的答案是正确的。你是证明工作,你不是研究,你不是打听(探索)。

当然,我不能说这样的学生是我唯一的例子。可是,这是比较明显的一个例子,说明学生的脑子已经被控制了,他已经知道正确的答案是什么了,很难让他去独立思考了。

所以,我觉得习近平时代的控制舆论、控制人家的脑子和想法,这方法跟那个吊灯里的大蟒蛇有点不同。大蟒蛇还是尊重你有脑子,让你自我审查。现在是我直接进到你的脑子里头,把正确的答案告诉你。

所以,要是不说是一个吊灯里的大蟒蛇,还能说个什么呢?说是个血液里头的迷幻药物?或许这种比喻也许更好吧。我觉得这相当令人担心。

来自中国的学生的情况变化

问:那我想追问林教授一下,您刚才说的据我理解就是说在过去的20年里,您发现来自中国的学生就学习能力而言,就学习态度而言呈现明显的下降的趋势,您是这个意思吗?

答:比较明显,对。我不敢说一切学生都是这样。有的中国大陆来的学生能够自己独立思考,他们是能够做到的,也做得不错。他们本来脑子没缺陷,脑子是好的。只是他们学习的经验方式是不同的,是从正确的答案开始,而不是从一个问问题的态度开始。这一个变化比较明显。

还有个比较明显的不一样是,10年20年前的中国来的学生在班上讨论时愿意讨论把自己的看法说出来。现在很难讨论。尤其是我们研究文学的时候,常常碰到一些共产党认为是所谓敏感问题。

比如读张贤亮描写1950年代在这劳改营里头工作小说《男人的一半是女人》。这种小说10年20年前大陆来的学生感兴趣,再讨论他怎么写的,他为什么写,他描写心理是怎么描写。

现在他们不说话。班上很难让他说话。有时候个别的到我办公室里头来一对一地说。我记得前几年有一个学生是个党员的家里来的。他父母都是共产党,也都是当官的。这个年轻人的脑子也不坏,他在班上说的话都是有道理的,只要不是敏感问题。但有一次他到我办公室里头来,他说:林老师,在六四的时候,到底是学生杀士兵还是士兵杀学生?

他很认真地问我这个问题,认真的问题。这么简单的问题,他不知道。这是值得注意的。

第二个值得注意的是,他不会在班上问这个问题,绝对不会。他只有到我办公室里头来才敢问这个问题。不在班上问是因为其他中国来的学生都在那儿,那些学生他不一定很熟。那些同学会不会听到他说不正确的话,然后打小报告到领馆或者什么,他不知道。我不是说有这种学生在我班上。有没有我不知道。问题是,这个学生自己也不知道。不知道,他就不要冒险,不要在班上说任何话。

所以,碰到任何稍微敏感的问题,在班上中国大陆来的学生就闭口什么话都不说。这个也是跟10年20年前不一样的现象。

来源:美国之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