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17：“真理的实践标准”占领理论高地继续前进。
1. 《红旗》杂志的“不卷入”
“真理标准”大讨论席卷神州大地，作为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却出奇地保持缄默。从1978年5月到11月1日出刊的《红旗》杂志上，没有一篇论述“实践标准”的文章，这与编辑部负责人抱着“两个凡是”的态度是分不开的。“实践标准”一文刚刚发表时，《红旗》杂志哲学史学组全体人员一致赞同文章的观点，主张《红旗》参加进去，却被总编辑否决了。
革命元老谭震林打破了《红旗》的沉默。为纪念毛泽东诞辰85周年，《红旗》杂志约请谭震林撰文。谭震林欣然应承，并说：“文章不能只讲历史，要从现实着眼，要我写文章我就要写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说明毛泽东思想是从实践中来，又经过革命实践检验的科学真理。”
《红旗》杂志奉行“不卷入”策略，对谭震林写来的稿件感到为难。正在举棋不定之际，谭震林又送来了修改稿，并附言说明：原稿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阐述不透彻，现再作加强。
《红旗》编辑部告知谭震林，有中央领导告知《红旗》“不介入”，你的文章要据此修改。谭震林不为所动，坚决表示：“文章中材料可以动，但观点不能动，‘实践标准’的讨论是全党的大事，有人来辩论，找我好了。这篇文章我想了两个月，想出了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坚持；凡是实践证明是错误的，就要改正。”
谭震林的话极具震撼力。文章不用吧，作者资深望重，稿子又是约他写的；用吧，那就“卷入”了。杂志总编辑熊复为此把文章报送中央政治局常委审阅。
邓小平批示：“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意见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
李先念批示：“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很被动了。”
华国锋、叶剑英也在谭震林的文稿上画了圈。汪东兴先是批道：“退熊复同志办。”随后又答复请示说：“只好如此。”
于是，《红旗》杂志1978年第12期刊登了谭震林的文章《井冈山的斗争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这表明，《红旗》“卷入了”，“实践标准”大讨论取得了标志性胜利。
2. 山重水复疑无路，熊复的经历
在“真理标准”讨论中，老资格的熊复的经历引人注目。
熊复（1915—1995），四川邻水县人，1936年6月考入四川大学教育系,1937年7月加入中共，1938年2月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随后留校任《抗大校刊》编辑，当时正是胡耀邦的部下。1939年2月调往重庆，进入新华日报，从此开始新闻生涯，先后任国际版编辑、新闻编辑组组长和编辑部主任，1946年5月任新华日报总编辑。
1948年3月，熊复回延安，随后进入晋绥解放区，任晋绥日报副总编辑。解放军进军中原，熊复先后任中原日报社社长、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兼长江日报社社长。新中国成立后，熊复先后任华中局、中南局宣传部副部长，1951年12月任中宣部副秘书长，秘书长。1956年后，任中联部秘书长、副部长。
1966年7月文革开始，他一度担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兼新华社社长，随即受到文革冲击，于1969年发配宁夏贺兰县“ 五七干校”劳作，身心受到很大摧残。1972年返回北京治疗，后来担任国务院政策研究室负责人之一和毛泽东著作编委会办公室副主任，1978年5月，调任红旗杂志总编辑。此后随年事渐高淡出政治舞台。
熊复和胡耀邦在延安抗大即相识而且工作在一起，晚年观念认识有不同，是革命队伍中常有的事情，有分歧可以理解。
3. 童小鹏回顾：真理标准大讨论和为错划右派改正的决策
童小鹏（1914—2007），福建长汀县人，1930年6月参加红军并入党，经历过长征。新中国成立后，童小鹏任中央统战部秘书长，1958年4月任周恩来总理办公室主任，后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经历文革挫折后，童小鹏于1977年5月任中央统战部副部长，投入拨乱反正的浩繁工作，他是1978年决策为反右运动受难者摘帽和纠正错划的重要领导者之一。
他在回忆录中以很大篇幅叙述了“真理标准”讨论和落实右派摘帽、改正决策之间的关系。
童小鹏回忆:“1978年1月28日，胡耀邦以中央组织部名义召开中央国家机关26个部委副部长座谈会，讨论给待分配干部尽快安排工作问题。……他的讲话对中央各部落实干部政策起了促进作用，干部反映很好。在中央苏区，我对胡耀邦已略有所闻，他比我年轻，当过少共中央局秘书长。抗战时期他在延安抗大政治部、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当领导时，我见过他。建国后他接冯文斌任团中央书记时，我还兼任中央机关团委书记。他给人的印象是党性强，为人坦率好学、工作有创建。他在中央组织部任部长更显得谦虚成熟，既敢作敢为又待人和气。” （童小鹏回忆录——少小离家老大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604页。
1978年夏天，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大讨论影响推动下，中组部落实干部政策工作全面展开，包括解决重大历史积案。一批由中央统战部联系的知名爱国人士陆续得到解放和安排。
经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公安部牵头，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民政部配合，于6月中旬在山东烟台召开“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工作会议”，中央五部各派副部长杨世杰（中组部），廖井丹（中宣部），凌云（公安部），李金德（民政部）和童小鹏（中央统战部）组成会议领导小组，童小鹏为召集人，相关方面共256人参加会议。
身为五部门领导小组召集人的童小鹏回顾指出，这次会议对于全部摘掉右派分子帽子的认识相当统一，讨论也很顺利，但在讨论“对确实完全搞错了的要予以改正”问题时，发生了激烈争论。包括童小鹏本人也产生了犹豫。他回忆说：“说实话，我和一些同志那时还受‘两个凡是’的影响，认为反右斗争是毛主席亲自发动和领导的，如果绝大部分平反了，是否会否定反右斗争的必要性？”
这时，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已在一步步展开，童小鹏关注这场大讨论，感到深受启发。然而要摆脱“两个凡是”的羁绊不是一蹴而就的事情。
中组部副部长杨世杰在会上发言，指出会议对“摘帽”已经形成一致，但对平反问题还没有达成共识。他在会议结束的1978年6月22日那天又补充发言说，解决右派问题必须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错多少改正多少，全错的就全部改正。讲话中，他引述了胡耀邦当时在中央组织部的讲话:“再也不能通过我们的手去制造新冤假错案，不能因为我们疏漏，使历史上的冤假错案长期得不到解决。”
童小鹏写道：“他的话音方落，会场上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与会同志纷纷夸他有水平，这才叫实事求是。”（ 《童小鹏回忆录——少小离家老大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609页）
会议结束的第2天，领导小组由杨世杰、廖井丹、童小鹏、凌云、李金德5人联署，给分管领导政治局委员纪登奎、乌兰夫报送了《会议情况汇报提纲》等文件。
在胡耀邦来说，推动和组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和大规模改正、平反数以百万计的冤假错案，是并行展开的。他在北京听取了烟台会议情况汇报，又仔细阅读了书面文件，表示同意杨士杰、陈文炜的建议，以中组部名义直接给中央写报告，建议召开烟台会议的5个部再开一次会议，专门研究右派改正。重点在“改正”，发现错了的，都改正过来。
1978年9月，同一命题会议在北京举行。童小鹏回忆：这时，真理标准讨论已在全国逐步展开，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和大多数省市区、大军区主要领导都表明态度，赞成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左”的错误堤坝被冲开了一个大缺口，使得右派摘帽问题上下都没有阻力了，但对于平反改正的顾虑还不少。比较多的人担心，如果50万右派都改正了，“全党会不会忙得乱了套？”“有错必改，全都改了，会不会否定反右派斗争？”包括童小鹏本人，总还担心破除“两个凡是”影响领袖形象。
这时候，中央组织部找出一份1963年中央批转的中央监委关于甄别平反情况的报告。该报告指出，1962年为党员干部695万人平反，弄清是非，增强团结，促进了生产，说明我们党完全能够彻底纠正历史的失误，当年平反695万人，中国不但没有乱，而且由于调动了广大干部，群众的积极性，迅速克服了三年灾害造成的困难。如今只解决50万人的问题，怎么会忙到“乱套”了呢？
讨论至此，与会负责人都同意胡耀邦、杨世杰等人的意见，张平化、赵苍璧、乌兰夫、程子华先后表态，都认为只要是错划了右派，就必须实事求是地解决，不能继续错下去。
1978年9月17日，中共中央发出第55号文件，对右派改正和安置作出明文规定，这项工作迅速取得了成果。
童小鹏指出，这项工作在1978年秋天得到正确决策，是“真理标准”大讨论在贯彻党的政策方面的直接和鲜明的体现。（引自《童小鹏回忆录一一少小离家老大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出版，第604-615页）
1980年10月23日，胡耀邦和云南干部合影。他的右侧是省委书记安平生，左侧是保山地委书记杨善洲。
4. 胡耀邦站在“真理标准”讨论和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的前列
胡耀邦认识到，推倒“两个凡是”为平反冤假错案、落实干部政策铺平了道路。在他的发动和组织下，开展“真理标准”讨论，和大规模地平反冤假错案是平行的。
1978年9月25日，胡耀邦在全国信访工作会议上，结合“真理标准”，谈解放干部问题。
他说：落实干部政策的根据是什么？是事实，也就是干部过去的实践。判断对干部的定性和处理是否正确，根本的依据是事实。经过对实际情况的调查核实，分析研究，凡是不实之词，凡是不正确的结论和处理，不管是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定的，不管是哪一级组织，什么人定的、批的，都要实事求是地改正过来。总之，对待一切案件，都要尊重客观事实，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
这就是著名的关于平反冤假错案的“两个不管”，是针对“两个凡是”的思想利器。 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指引，“两个凡是”在“两个不管”的冲击下动摇了。
在全国范围展开的关于真理标准的讨论，是20世纪后半叶中国的重要思想启蒙或解放运动，撼动了长期盛行的个人崇拜和教条主义精神枷锁，为文革后的拨乱反正奠定了思想基础，为中共11届3中全会进行了理论准备。
（未完待续）
2022年9月23日
